据通化发布，1月16日0时-10时，经主动筛查发现，核酸检测49人为阳性，经临床专家组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均为源升品质生活坊培训活动引发疫情所产生的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至此，围绕黑龙江省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的超级传播链条，已有3市81人感染。
令人忧心的“超级传播”现象再次出现，大连官方此前也通报称，当地疫情中也已出现“1传33”的超级传播现象。伴随着“超级传播”这个特定称谓在公众层面的反复出现，人们对“超级传播”的紧张情绪不可避免。在这个时候，有必要提醒和强调的是，强化社会层面的具体疫情防控措施是必须的，但在社会层面对“超级传播”的无谓恐慌却也大可不必，对“超级传播者”，更不能过度苛责。
因为“超级传播”的出现，“不扎堆不聚集”的提醒不再只是倡导，而可能需要对易造成扎堆聚集的场所、活动进行必要限制。此番吉林案例中培训机构封闭空间内的聚集性传播，以及此前已经被总结出的婚丧嫁娶场合的人群聚集，教训都需要不断总结。
社会防疫，需要解决的是“超级传播”问题，而不是带来“超级传播”的普通人。作为流行病学术语的“超级传播”，只是对少部分达到“一传十”烈度的疾病传染个案的一种客观陈述和特定称谓，并不带有丝毫褒贬情绪。据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的解读，新冠肺炎“特别容易形成超级传播现象”，而感染者里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其实并不传播，也不会造成二代病例，但有10%左右的感染者或病人，则可能传播超过基本传播数，即构成超级传播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防疫实战后，社会已经总结积累出一整套成熟的防控经验，及时精准的医学隔离措施，相关场所的彻底消杀，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乃至一般接触者的追踪排查，都是阻断病毒传播路径的有效手段。
然而吊诡的是，在社交平台的讨论中，“超级传播”现象以及不幸成为“超级传播者”的一些特定病患，却极有可能被聚焦甚至被妖魔化，比如对“超级传播者”的另一个通俗称呼，便是所谓“毒王”。只要拥有基本的理智和冷静，就不难在专家说法和外界渲染中看到非常明显的差异，“超级”只是对传播程度的陈述，不是对个体传播主动性的判定。“超级传播”不是有意、刻意地人为传播，只是不幸感染病毒且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正常工作、生活，客观上导致了传播的延续。
无过错就不该担责，只要病毒感染者、携带者不是在确诊后依然不顾防疫纪律、肆意出行活动，扩大病毒的传播，其前期无意中导致的“超级传播”就不该被要求承担责任，背负不该有的道德压力，或者被社交媒体肆意羞辱、指摘，他们的个人信息在经过脱敏处理之前也不该被示众。
过去一段时间，对一些并未达到“超级传播”程度的一般确诊患者，因为其确诊前个人行程轨迹的丰富或单一，不乏对其私生活指指点点的声音。如果说“成年人的生活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鸡汤，但还算是带有“理解之同情”，那么因为深夜涉足酒吧就揶揄其私生活，就显得刻薄且不智。
就在近日，石家庄某26岁确诊患者因在确诊前连续六天都在下班后去辅导班兼职，而被某地方官方媒体账号以“可恨”相称，引来不少网友非议。类似的案例不停出现，也正说明依然有部分舆论对待疫情并未持有起码的科学和理性。
判定“超级传播”现象，有其客观专业标准，在非专业领域，对超级传播者都带有某种下意识的恐惧，或者附加其他道德评价，从普通受众甚至到一些地方防疫的决策层，都并非孤例。新冠疫情终将会过去，但在这场疫情中暴露的人性与疏漏，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却可能会更深远，如何尽可能地减少损耗、保持理性，是作为幸存者的每一个人、每一级社会治理，都终究必须直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