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引发争议的插图。
2017年《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引发争议的插图。
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述吗？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她（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刘文利是个另类。”不止一人这样评价过这位性教育工作者。就连她丈夫都想打开她的大脑研究一下，他觉得刘文利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平常人会考虑的一些事情在她的大脑里都不会出现。刘文利61岁了，她几乎没有娱乐生活，为数不多的爱好是拳击。十多年来，她也极少做家务，家里大大小小的活全由她丈夫包揽。但刘文利一天到晚有干不完的事，她几乎没有假期和周末，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负责人，刘文利在做的事情并不算“主流”，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夹缝中生存”。刘文利被称为“中国儿童性教育破冰者”，这块“冰”她已经破了32年，但目前在学校开展性教育依然“步履维艰”。刘文利和团队曾耗时10年编写出一套小学1～6年级儿童性教育读本，结果在2017年引发全国性争议。2019年初网民的又一次质疑令这套读本下架，至今仍未上市。
刘文利曾想“夹着尾巴做人”，在安静的环境里做性教育研究。但最近，她的想法变了。
不再“夹着尾巴做人” 她要“抛头露面”
“如果你的性教育知识是从学校获得的请扣1，不是请扣0。”“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给我们一键三连。”61岁的刘文利身穿湖蓝色翻领西装上衣，一头干脆利落的短发，笑着对镜头“比心”。这是她2020年12月1日入驻B站发布的第一期视频，调查网友们的性知识从哪里来。
“一键三连”这样的流行语是她刚从学生那儿学来的，“比心”的手势也在学生的示范下，比划了好多遍才做得标准。“我希望观众喜欢，我也很愿意听到我以后再怎么做能让他们更喜欢。”刘文利说。
同年10月24日，“刘文利教授”还入驻了微博，认证是儿童性教育专家、《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主编。在微博里，她录制短视频给网友上儿童性教育公开课，到现在微博已经更新38条，其中有9条短视频，都是她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包括“什么是全面性教育”、“为什么儿童需要性教育”、“性教育到底教什么”等。
最近，刘文利还主动问团队成员罗方丹，她是不是还应该入驻抖音，因为她看到李银河抖音也做得很好。当罗方丹告诉她，李银河的微博有四百多万粉丝，她才七千多时，刘文利回复：“那我得加把劲儿了。”
罗方丹其实是带着任务加入课题组的，2019年4月接受刘文利的邀请担任课题组微信公众号“爱与生命”的执行总编辑时，她是为了完成在实习单位报的选题——给刘文利写特稿。
不过，去年6月从北师大心理学部毕业，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读新闻学研究生后，罗方丹依然兼任着课题组性教育传播工作。
“她一旦开始重视一件事就会特别用力，不顾一切。”经过一年多的相处，罗方丹已经清楚亲切温和的外表下，刘文利的内心始终有着“拼了命也要把事情做成的一股劲儿”。
“刘老师愿意‘抛头露面’了。”在罗方丹看来，这是近几年里刘文利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毕竟在三年前她还婉言谢绝了近百家媒体采访，想“夹着尾巴做人”，安安静静做研究。
这一改变，不仅源自课题组成员的反复劝说，也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直接相关。
“谈性教育不用躲躲闪闪了”
2020年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通过，将于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当晚，刘文利正参加“中国性教育的反思与前瞻”网络研讨会，《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性教育的内容进入她眼帘时，她甚至有些不敢相信。
她激动地向课题组好几个工作群里分享了新闻报道链接，“里面用了‘性教育’！”每条转发都附上了统一的文字。
她又在即将用于主题分享的PPT上新增了一页，特意摘出了那条期盼已久的条目：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性教育”三字还用醒目的字体加粗加红。
会议一结束，刘文利立即上中国人大网下载《未成年人保护法》最新修订版，并打印出来，这时她才坚信：“是真的写进去了。”当晚，她一连发了5条相关朋友圈，最晚一条是凌晨1点。
“性教育”这三个字首次被写入法律，这对刘文利个人以及中国性教育史而言，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意味着，未来学者做研究、政策倡导，媒体传播，普通大众在交流时就不需要再躲躲闪闪或是拿一些词替代，“因为性教育是写进法律的。”刘文利说。
以青春期教育为名进行性教育
不过，32年前，从国家教委大楼里取回那份将青春期教育纳入中学课程的红头文件时，刘文利不会想到，多年之后自己将再度为“性教育”正名。
时间回到1988年，这是刘文利考入北师大生物系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二年，她的导师陈皓兮教授当时是国家教委生物教育委员会的负责人，手上有三个研究课题：高中环境教育、高中遗传教育，以及初中生理卫生中的生殖健康教育。
恰巧导师当时带了三个学生，前两个题都被另两个学生选了。看到刘文利还年轻，导师对她说如果觉得为难，可以换一个课题。但刘文利觉得自己可以，而且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于是她就这样开启了性教育研究之路。
同年8月，国家教委（如今的教育部）和国家计生委（如今的卫健委）联合发出《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指出开展青春期教育要做好三项工作，即师资培训；尽快拟定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在试验中加强科学研究。
“‘青春期教育’一词从此在教育界被正式使用，但行业内人士都知道，‘青春期教育’实际指代‘性教育’。”刘文利在那份提案中提到，因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谈性色变”的文化根深蒂固，使用“性教育”这一表述还有各种困难和障碍。
换句话说，这其实是性教育第一次被纳入中学教育内容，当时刘文利跑到国家教委的大楼拿到了这份红头文件，她对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印象深刻。
1990年刘文利研究生毕业后，她又在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如今的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做了5年教研员，并参与设计了由北京市教育局和中国科学技术馆共同主办的《青春期教育展览》，这个展览1990年10月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展出，后在全国多个城市巡展，参观人数达几十万，引起了很大反响。
刘文利说，多年后回想起来，依然觉得那是中国性教育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个时期。而近年来更显出生命力的则是一些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主动帮助学校培训老师，让老师通过学科教学来体现性教育的部分内容。“因为很多人觉得在学校开展性教育很困难，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人啃这块硬骨头。”她说。
打工子弟学校的性教育课
刘文利偏偏就是啃“硬骨头”的人。
硕士毕业工作几年后，刘文利依然想继续学业，1995年她随丈夫前往美国。她用了5年时间，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攻读了儿童发展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博士毕业后，她得到了加州洪堡州立大学的终身制教职，在儿童发展系任助理教授。学校位于半山坡，空气清新、景色宜人，这对于从小就患有过敏性哮喘的她来说是很好的生活环境。
在美国留学时，刘文利修了一门“人类性学”课，这打开了她的眼界，让她意识到性包括这么丰富的内容，并不只局限于生理健康。多年后，刘文利在北师大争取到了开设公选课的机会，课程名称就叫“人类性学”。刘文利热爱教学，特别是给本科生上课。
在美国，刘文利还看到了多种性教育流派，也是刘文利第一次接触到“全面性教育”的概念，“在中国我们一说到性教育，一般可能就会想到性交，生孩子，生殖器官，但是全面性教育，特别是‘sexuality’的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它不仅仅是‘sex’，在所有有关性的话题，性教育可能都会涉及到。
2005年，45岁的刘文利决定回国开展儿童性教育研究。她的决定得到了已经在北美定居的丈夫的支持，不久她丈夫也跟随她一起回到国内。次年，刘文利组建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2007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刘文利带领团队成员开始进行小学性教育的实践探索。刘文利首先选择在北京市的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研究。
回国后，刘文利埋头做研究，将大量时间都放在了性教育课程研发等基础研究上，经过十年探索，她和团队研发出了小学1～6年级的性教育课程内容，每个年级12课时。这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在课程研发阶段，他们培训实验学校的教师讲授性教育课。很多教师一开始甚至连生殖器官的名称都说不出口，经过培训，教师终于可以站在讲台上，给学生上性教育课。与此同时，他们还培训家长，帮助他们“脱敏”，争取家长支持在学校开设性教育课。在培训后，很多家长认识到，性教育原来不只是关于“生小孩”的教育。
从2007年起，刘文利带领团队研发《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直至2017年3月，最后一册（六年级下册）出版，共计12册，总耗时十年。每册读本在出版前都需要经过至少三轮的教学实践，这套读本一度在北京市的18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作为性教育校本课程教学材料使用。
一夜“成名”后 她措手不及
尽管刘文利早就预感到这套读本会被公众用放大镜来审视，但3年前的那场如此大规模、尖锐的讨论还是让她和课题组措手不及。
2017年2月底，杭州一位小学生家长把读本中的部分插图截图发到网络，吐槽画面直白，尺度太大，随后，这一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掀起了全国对于儿童性教育的大讨论。
质疑声扑面而来：让孩子这么早了解性，会不会过早发生性行为？用科学词汇称呼生殖器官合适吗？刘文利的个人信息也被泄露，她邮箱里收到了谩骂，甚至是人身攻击的邮件。
此事出来后，刘文利30个小时没有吃饭睡觉，写完给上级部门的汇报后，又连夜写了一篇回应。她在回应中写道，希望性知识能和其它科学知识一样，被自然、准确地传递给儿童，“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述吗？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随后，大量媒体联系要采访她，但都被她一一谢绝，一方面她还没有做好准备面对媒体，另一个更关键的原因是：最后一册读本还没出来。
那一整个3月，刘文利和课题组几乎没日没夜地在赶最后这册书。她担心最后一册读本会因此出不来，“那将会非常遗憾。”刘文利说。
最终这次事件的结果只是杭州的那所小学收回了这套作为漂流读物的读本。最后一册读本出版的时候，刘文利大哭了一场，对她来说这“就像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
尽管这次争议把刘文利和课题组推向了风口浪尖，但他们仍欣慰地将这一年称为“中国性教育年”，因为他们发现，这次全民参与的儿童性教育大讨论，已经不再是聚焦于“要不要”进行儿童性教育，而是“儿童性教育到底该怎么做。”
“夹缝中生存” 以拳击解压
没料到，两年后，刘文利会迎来更复杂的情况。
2019年1月底，《珍爱生命》读本再次引发争议，有文章指责它“宣扬同性恋”，在北师大出版社发布一则声明之后，这套读本就被全网下架了。
两年过去了，刘文利已经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读本进行了修改，但她目前从出版社得到的信息是，要等性教育指导纲要研发出来后，按照纲要再对读本作相应修改调整。这就意味着漫长的等待。
在罗方丹印象中，刘文利几乎不会展现自己脆弱的一面。读本下架的那天，刘文利回到家哭了一场后又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她有一个放松的方式是打拳击，这是她为数不多的爱好。在她家里有一个半人高的沙袋，每天下午6～7点是她运动、练习拳击的时间。拳击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这放在刘文利身上很贴切。
在面对接二连三的阻力时，刘文利说性教育其实一直都是在夹缝中生存，当你还没有被完全打倒的时候，就要站起来勇敢地再往前走，可能这个步子会比较小，甚至往前走两步要往后退一步。但是一定要往前走，总能找到做事的空间。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性教育研究上。”罗方丹说，她此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真的可以有这么大的利他心，以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甚至有点天真的准则去度过她的一生。
性教育被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后，刘文利更加快了为儿童性教育奔走的脚步。实际上她很清楚，这离学校性教育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实在我国并不缺性教育的政策，《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等都设置了与性教育相关的内容，但学校性教育一直处于“可有可无，不上也没人管”的状态。
刘文利还有一个担心。“性教育”出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性侵害和性骚扰的条款里，可能会让一些人理解为性教育就是为了来防止性侵害和性骚扰的，甚至将来在落实的层面上也这么做。
“但这是不合适的，”刘文利说，只讲防性侵，把性非常负面、消极的内容呈现给学生，讲完课志愿者就走了，给孩子留下的可能是对性的紧张、恐惧、厌恶，“这不利于学生对性形成一个完整的认知。”刘文利解释。
为此，她呼吁树立起中国性教育的学科地位。但是作为学者不能等着政策出来再去行动，基础研究要先行。“在现有的情况下，学者一定能找到做事的空间，哪怕是一个缝隙，这些积累都是对未来中国性教育奠基性的工作。”
实际上，刘文利去年4月就已经退休，按照学校的相关政策，她不能再继续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近几年课题组的人越来越少，刘文利的工作时间明显变长。
“我可能看不到路的尽头，那个尽头以我自己来说，可能就是我生命终止的时刻，但是有其他人一起来做这件事儿，大家继续走，总能看到性教育美好前景的那一天。”刘文利说。
对话
被写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后
性教育在学校该如何落地？
今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版将正式实施，其中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这是“性教育”一词首次被写入法律中，在刘文利看来，这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她也指出当前在我国学校开展性教育还“步履维艰”。以下是南都记者与刘文利的对话。
南都：教育部最近提出将把健康教育从体育与健康课中单独列出来，构建一个大中小幼一体化的健康教育的内容体系。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录制相关视频，帮助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工作，这可以破解儿童性教育的难题吗？
刘文利：如果只是在课堂上播放视频，这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教育方式。尽管看视频进行性教育的方式有它的优势，它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也不用培训老师。但我不知道这样的教育效果要怎么去监测和评估。
而且在这一套课程里，我也不知道性教育能放进去多少内容，现在《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里跟性有关的内容非常少，但全面性教育内容非常丰富。这些内容要依托健康课或其他课程，都是很难融入进去的，所以这也是特别大的一个难题。
南都：像你提到的，现在还有一种主张就是把性教育的很多内容融合到不同学科里，比如说生物学科肯定会讲到生殖系统。
刘文利：但我觉得不能这么去看，这是生物课学科本身就有的。还有人说语文课可以把性教育内容融进去，比如在一个爱情故事中，可以讲性别平等，妇女应受到尊重等。但是在语文学科中是将这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去欣赏，不太会从性的角度传递性教育中可能会传递的一些价值观，道德与法治的课更有自己学科的特点。
另外，谁来教这个学科？这相当于要对所有学科的老师进行培训，这个培训量太大了。我们在实践中和一些老师合作的时候，发现很多老师基本的社会平等观念都比较缺乏，性别刻板印象非常深。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愿望，但是从我们国家目前师范院校培养师资的专业设置来说实现不了。从国际研究角度来看，有证据证明独立授课的性教育的效果是最好的，融合教育的性教育效果很难监测到。
南都：那家长层面呢？
刘文利：学校还要担心家长反对，有一个家长站出来说不行，可能这个学校就不上这性教育课了，校长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性教育一直是可上可不上，不上没人管的状态。而且性教育还有它的敏感性，学校会担心讲深了，讲多了，讲早了。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人们对性教育的认识短时间很难去改变，所以么我们需要做性教育的传播工作，让家长也反思。
南都：性教育入法后，你对我们国家性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刘文利：我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性教育，一方面来自家庭，另一方面来自于学校、媒体。他们能从学校学习比较全面的、科学的、准确的性知识，培养相关能力、态度和价值观。
我还特别希望性教育能够作为一门课程在学校开出来，有课时、有老师、有纲要、有教材、有效果监测，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我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长时间，我只知道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可能看不到路的尽头，那个尽头可能就是我生命终止的那个时刻。但是有其他人一起来做这件事儿，这条路大家继续走，总能看到光明的、有美好前景的那一天。
南都记者 吴单 实习生 刘芳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