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再晨智能手机培训课堂。
一位学员正在学习使用“北京健康宝”。
郑阿姨的笔记本上写着“淘宝退货流程”和“省钱攻略”。
76岁的林逢春鼻梁上架着老花镜，一手举着放大镜，一手拿着比他的手掌大近一倍的智能手机，神情严肃地练习着当天智能手机培训课的内容——使用“北京健康宝”。每周二，他都要转两趟公交车，乘20多站来上课。
对他来说，这或许是一次微小的抵抗，和衰老、和记忆和这个仿佛已经无法容身的数字化社会。
中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发展基金会的报告预测，在不远的2022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4%以上。与此同时，有数据显示，目前至少1.5亿老年人不会使用或者没有智能手机。
一场疫情更是让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困境从隐性变成显性。黑龙江哈尔滨有老人因没有健康码被公交司机拒载，湖北广水一位94岁的老奶奶被人抬到银行进行人脸识别激活社保卡……一条条新闻像石子投入水面，搅动着整个社会。让更多人恐惧担忧的是，这或许也隐喻着自己终将老去的宿命。
一个多月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将“针对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困难，组织行业培训机构和专家开展专题培训，提高老年人对智能化应用的操作能力”列为重点任务。
去年12月28日，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发布通知，要求为不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等群体设立“无健康码通道”。工业和信息化部则于本月起，启动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要求网站和手机应用提升方言识别能力，推出更多具有大字体、大图标等功能特点的产品。
在这场自救与他救的行动中，不甘心被社会抛下的老人们是如何蹒跚向前的？
“本来就被边缘化，不能再被甩下去了”
2020年12月8日，南都记者来到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夕阳再晨”）智能手机培训课堂。教室里密密地坐了近20名六七十岁的老人，每名老人旁边都坐着一名大学生志愿者。
林逢春已经上了近两年的手机培训课，大多是一周来一次，赶上大学生志愿者考试、放假的时候就会停课。他个头不高，脸上经常挂着笑，不时地向旁边的志愿者表示感谢，“孩子特别好”，“帮了我大忙”。
他家到培训班距离不近，每次上课需要转两趟公交车，乘20多站，下车后还要走近20分钟，往返需要3个多小时。虽然他形容上完课回家后的自己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提不起劲来”，但也坚持了近两年。
对林逢春来说，智能手机和儿时的矿石收音机（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不使用电源，电路里只有一个半导体元件）一样，“好玩”又能“用得着”，是推开新世界的大门。
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县城的他，因为家里经济困难，上到小学便没有再继续。矿石收音机使他第一次能够接触到外界声音。现在，智能手机成了他的矿石收音机，在每天使用的两三个小时中，国际和军事新闻是他浏览最多的内容。
然而，不是所有学员都像林逢春一样，只把智能手机当做轻松好玩的东西。“现在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掌握已经从提升生活品质的‘锦上添花’变成了生活必需。”在科技助老领域做了近10年的夕阳再晨联合创始人罗旭如是说。
培训班的另一名学员郑阿姨坦言，7年前第一次接触智能手机时，她对手机的感觉是“没有它也行，有它更好”，但现在，“你不学习（智能手机）就无法在这个社会里正常生活。真的，我觉得（这么说）一点儿都不夸张。”
健康码、人脸识别、网约车……无处不在的数字化不断挤压着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的生活空间。他们更担心的是，被这个飞速向前的社会抛下。
“退休的人本来就被边缘化，不能再被甩下去了。”郑阿姨说，自己特别害怕“看着人家往前走，自己老跟不上”的那种感觉。
刚过完60岁生日的学员李文君在刚刚退休时也有过同样的落差。“原来上班紧紧张张的，现在起床后，往窗外一瞅，太阳‘呜’地从升到落。这地球也转，太阳也转，我干嘛呀，被社会遗弃了吗？”
退休前，李文君在海淀一个生产图书设备的街道工厂工作。工厂倒闭后，先是“4050人员再就业”（国家对原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的优惠政策）在北医出版社工作了两年。现在，重新和社会接轨的李文君是街道社区里戴着红袖章巡逻的信息员，她的日程被蒙古舞课、手机课、社区服务塞得满满当当。
“我好像也有家长的架子，干嘛让你瞧不起我？”
要想不被社会抛下，学会使用智能手机可能是最基本的要求。问题在于，跟谁学？
根据贝壳公益基于“我来教您用手机”项目的调查数据，32%的老年人学习使用一个手机功能最少需要15分钟，76%的学员能够在40分钟内完成一个功能或App的学习。
“虽然说回家也可以问孩子，但孩子们累了一天了，告诉我两回还是记不住，他就腻烦了。老了就不招人待见了，自个儿得有自知之明。”林逢春说，“另一个，我好像也有家长的架子，干嘛让你瞧不起我？”
因为这样的原因，有志愿者耐心教导的培训班自然成了好去处。
和年轻人不同，拼音功底差在六七十岁老年人中很常见，因此，培训课上的老人大多手写输入汉字。
1958年，汉语拼音在我国开始逐渐推广，小学阶段熟练掌握是关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恰好是李文君上小学的时候，她记得当时人人课桌上都摆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至于拼音，课上“就没学什么东西”。
来上智能手机培训课之后，林逢春开始第二次学习拼音。学习工具是孙子不用的拼音识字板，老师则是他的老伴。
透过老花镜片，他一边看着拼音纸板，一边熟悉键盘上每一次字母的拼写读音。遇到某个发音发不准时，他就问问老伴，“老伙计你好，你这聪明学生又忘了（这个拼音）怎么说。”
老伴很有耐心，像教小朋友一样，两人对着口形慢慢练。他把标着拼音的汉字写在手掌大的卡片上，放进衣兜里，去公园遛弯时、外出买东西时，他都时不时地拿出来看一看、背一背。3个月后，林逢春开始对拼音熟悉起来。
课上，林逢春先将拼音——“beijing”念出声来，再一点点地寻找手机键盘上对应的字母，偶尔还会戳到旁边的字母。“如果拼10个字的话，我可以拼对9个，剩下那个需要在键盘上找一找。有时候一打就打到旁边去了，老是张冠李戴”，他笑着说。
学员郑阿姨的桌上摆着一本《手机里的大世界》和一个皮革笔记本。她坐得笔直，记笔记的手一刻不停歇。
笔记本上记录了淘宝的退货流程：我的淘宝→已收到货→评价→申请售后/服务类型：我的退款，我要退货退款。还记录了网上购物的注意点：如“看销量”、“看问大家”，“省钱攻略：选择商品时，先点领券”。
“我跟教我的同学说，你别嫌弃我”，郑阿姨将每一个操作步骤都写下来，不会的时候翻一翻，一步步跟着操作。她记不太清记了多少本，“每次学都会记，倒不是因为别的，主要我们脑子不好，人家在课堂上讲的时候一下就明白了。回家自己操作时，就操作不下去了。”
哪怕今天教的东西郑阿姨已经学会了，她依然会来上课。她把自己使用手机时遇到的问题——比如不同场景如何截屏、长截屏、如何利用本人手机扫码进入课堂等等记下来，等下次上课时问志愿者们。像智能手机培训课这样的机会，对她来说特别珍贵。
但据李文君观察，身边也有很多同龄人拒绝新鲜事物。在培训课上，她看到坐在第一排的林逢春老人认真学习的身影，就录了一段15秒的小视频。一向快人快语的她，借视频劝说朋友，“你看人家多大年纪，别跟我说你岁数大记不住。”言罢，她又叹气道，“就算在家睡觉，她也不来，总是找各种理由来拒绝学习这件事。对于这部分老人，那就没有办法了。”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语言，老人也有老人的群”
使用智能手机后，林逢春的社群也多了起来。他跟培训班的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叫做“朋友来相会”。同学们在群里分享着养生知识、交流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到了一块，因为年龄就拉近了，也不怕丢人。大家伙一互相交流，它（使用手机的能力）就提高了。”他说。
学会了视频和语音通话后，林逢春也开始和以前工作厂子的老领导、河北老家的妹妹联系起来。“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语言，老人也有老人的群。”
对于郑阿姨来说，学会手机之后最大的改变是“方便”。原本没有网上购物习惯的她，疫情期间，小区严控进出。郑阿姨开始学着在网上购物，“如果我不会网购，那我真是‘瞎’了，好多东西没办法及时买到。”
一开始郑阿姨不敢使用电子支付。有一次购物时，她把攥在手里的纸币交给商家，等待找零钱时，看见一旁的年轻人在机器前“扫一下”就离开了，特别羡慕。
“如果老是不敢用的话，就没法适应这个社会。”不过，即使学会了使用电子支付，她也只在绑定的银行卡中放一部分钱，即使出了问题，也在她所能承受的损失范围之内，“免得着急上火”。
李文君则是在女儿出国之后“被迫”用起智能手机的。6年前，女儿打定主意要去泰国读研工作。她先是反对，女儿劝说她“我给你买一个智能手机，视频电话比原来长途电话还方便”，她仍然不理解。
装上微信和其他基础应用后，“手机‘啪’给你，人家就忙人家的事了”。李文君说，自己一开始连什么是点按、长按都不会，在微信里和女儿用拼音聊天也不懂要如何从英文键盘切换过来。但经过这几年在培训班跟着年轻人们摸索，手机上大部分的应用，她已经轻车熟路。
与子女、朋友维系情感是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罗旭说，很多老人的子女都在国外，或者和子女分开住，他们常常很孤独。“不管是让他们和自己的朋友有了交流，还是让他们和自己的家庭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最重要的还是满足了老人精神被陪伴的需求。”
潜伏在网络传销群，懊悔提交个人信息
学会使用智能手机为老年人打开了接触互联网的窗口，却也让他们暴露在网络诈骗的风险之下。因为缺乏对网络世界的判断能力，老年人被骗是新闻中的常事。林逢春告诉记者，刚开始接触电子支付时总是感觉“心里头慌、没底儿，老怕上当。”
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网页广告上打着标语“保险只要3块钱”，觉得很划算，点进去后，最终被扣了282元。他至今不解：电子支付需要用指纹验证，钱究竟是怎么被划走的？后来他的儿子帮忙投诉退款，才把钱拿了回来。
从那以后，林逢春“再也不敢瞎点了”。即便是免费领手机的广告弹出来，他也“绝对不领”。慢慢地，他总结出了一些“安全技巧”。比如每次在网上购物时，只买小件的东西，“就算买错了也不后悔”。
2013年，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很多老人开始用子女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罗旭注意到，“北大教授被骗1700万房产”这样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事件时有发生。“学了很多手机课程的老人，结果反而更容易被骗。”
于是，夕阳再晨开始注重老年人媒介素养的提升。在课上学过类似防范课程的李文君就经受住了一次“考验”。
3年前，李文君被熟人拉入了一个“物联网分红”的微信群。群主宣称，未来中国将接管物联网的话语权，劝群内的老人当原始股东。只要入群成为会员就能得到3000积分，拉别人入群也能得到积分。
前段时间，群里开始组织领导架构，淘汰了69岁以上的老人，保留了65岁以下的。因为年龄符合，李文君被安排了一个“统计员”的职务，也算“领导”。精简人员后，李文君所在的新群只留下了60多个人，6个人划为一个科，10个科组成了一个处。群里每天会组织成员学习国际形势，最近学的是“中国的五个内忧外患”。疫情期间还建了线上会议室，上课内容不允许外传。
今年7月，群主让群内的老人上交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和手机号，还嘱咐说，“这些资料是要打包往中央领导送，一定不能声张，因为国际有规定说任何一个国家不能随便给老百姓发钱。”
从一开始，李文君的女儿就提醒她这是网络传销，“是给你们洗脑，用利益来诱惑你们，最后就得掏钱了”，但退群几次后她又被熟人拉了回去。李文君后来稍微“留了个心眼”，因为担心上交的银行卡被乱用贷款，她专门开了一个没有钱的空卡。
“都3年过去了，对方也没说交多少钱入股原始股东。”李文君感到很困惑。有志愿者告诉她，这可能和前一两年警方在全国各地破获了几起打着“物联网”名义传销、诈骗的案件有关。虽然也懊悔上交了自己的个人信息，但因为好奇心驱使和碍于熟人面子，她没有完全退群，仍在持续观望。
重要的不是掌握更多技能，而是心灵陪伴
在行人如织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对面，坐落着一幢四层小楼。它既是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市民活动中心，也是夕阳再晨的驻地之一。每个星期二，林逢春、郑阿姨、李文君都会来这里上课。
培训课上的“小老师”们来自海淀周围的高校。夕阳再晨会帮助高校的志愿者服务队和社区建立联系，比如，今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的道德银行社团就负责海淀区花园路街道一整年的志愿服务。课程的内容由高校团队来设计，也会根据老人的反馈进行调整。
近年来，类似的智能手机培训班火爆全国各地。据报道，南京现在有超过700所老年大学开设了智能手机培训班。此外，自2015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地的老年大学也开设了电脑基础班，后来又增加了手机微信等课程。
2020年1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助老政策《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开始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回顾过往近十年的志愿经历，罗旭认为，“确实也到了这个时机”。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全面演进，罗旭将科技助老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2011年是1.0时代，他们主要教老人用电脑，怎么使用QQ、怎么在电脑上打字是当时的主要课程。2013年左右，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2.0时代到来，少数老年人用上了子女淘汰的旧手机。
到了2016年左右的3.0时代，“不转不是中国人”、“吃什么容易致癌”等谣言在网络滋生，针对老人的电信诈骗事件频现报端，他们开始通过课程培养老年人的媒介素养。而现在，健康码普及，而“老人用现金交医保被拒”“94岁老人被抱起激活社保卡”等新闻事件频登热搜，老年人的数字困境引起全社会的反思，进入4.0时代。
罗旭谈道，最开始去很多社区，一推开门，发现一个老人都没有，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去路上“薅”老人。“之前有一个阿姨抱着孙子在遛弯，一开始听到是免费教使用电脑的还满口答应，结果一整个下午过去了，也没有任何人来。”
后来通过口口相传，夕阳再晨在老人群体中开始有了一些知名度。他们通过联系高校团委，慢慢拓展了很多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他们“赋能”高校志愿者的方式是提供标准化的教材、课程和组织模式。
因为服务的对象比较特殊，罗旭介绍，在服务老人前，志愿者们一般会先问问老人身上有没有带什么常用药。如果万一老人有突发性疾病，老人的药可能就在口袋中，志愿者就能及时帮忙救治。
一位夕阳再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课堂上，他们一般会用比较醒目的“二号”字体；在讲授具体流程时，也会多用一些描述性的词语，比如不会直接告诉老人点击“返回键”，而是描述点击“箭头”形状的键；此外，说话的语速也很重要，说完一句，他们通常会停顿两三秒等老人们反应一下。
“在他们这个年纪，能学则学。掌握更多使用技能其实并不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太多质的改变。但如果通过这样的手段，起到心灵陪伴的作用，让老人的精神面貌有很大改善，才是更有意义的事。”罗旭说。
课后，李文君向记者展示去年去泰国看女儿拍的视频，十几张椰子树、海滩的热带风情照片循环播放。其中一张，李文君穿着一袭紫红色的长裙，表情幸福满足，“你看，加个模板和滤镜就做好了，很简单！”
（为保护隐私，文中老年人均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 李慧琪 见习记者 孙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