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玉平
初冬的广州，虽有一点似有若无的轻寒散漫在空中，但真是未见凄清的。阳光已不再灼热，只余温和静谧，更见一种亲切的雅致。或许是过了花柳争春的季节，大片的鲜花虽然依旧轻挽在一树一树的枝头，摇曳自放，如此地不知疲倦，但即便是审美疲劳，也不能不令人感动。不用说，这是属于岭南最好的时光了。
身在岭南最好的季节，而我想到的却是：吴定宇老师离开这个世界居然三年多了。
我在陀螺一般的工作节奏中，会淡忘或冷漠了很多人很多事。但不经意间，吴定宇老师总会出现在我的眼前，言笑晏晏，亲切而温暖。每次往返康乐园中区与西区，经过那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脚步也总是不自觉地会放慢一些。因为在吴老师生前，若是路上偶遇，就会自然而然地到那片竹林中小坐、谈话。吴老师很少谈他的病情，其实他病得很重，换肾后的不适应、感染都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我没有出任系主任之前，他的嘱咐主要是希望我“君子务本”，专心学术，把学术的格局做大做好，鼓励我做那种既有挑战性，又难以被替代的学术；2017年初我就任中文系系主任后，他的告诫便转向如何调整学科方向，凝聚团队合力，把学科做强，做出特色方面。仔细回想一下，我从1995年末来此工作，便一直承受着他的关注与关怀。这样一种从未间断、持续了20多年的关怀，如今想来，真是我的一种福分。
第一次见到吴老师，便有春风拂面的感觉。那时的中文系还在一栋民国建的小楼中，门前一左一右是两棵高大的榕树。大概是在一次参加完中文系教工大会之后，吴老师在榕树下见到我。握着我的手说：“我们系的江苏人很少，你加盟后，中文系更有‘五湖四海’的感觉了。”这个开场白让我有点意外，因为我的江苏人身份，在当时并不是很多人知道。吴老师的脱口而出，对于一个初到岭南的我来说，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从此我记住了这个来自四川比我年长20岁的前辈学者。因为同住一个校园，此后见面的机会还是很多，每一次，我都是先看到从远处传来的吴老师的笑容，然后才是亲切的话语。我以前经常感叹中文系的特点就是一人一世界，但其实人与人的世界，也颇多彼此相通者。用王国维的话来说，这种交叉的世界就是“境界”。
吴老师长期在中山大学担任行政工作，从中文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学报主编到创建期刊中心。吴老师每到一处，都留下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功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学校的文化建设、文化活动还比较少，吴老师在教务处副处长任上办的一件大事，就是创办“中外优秀文化讲座”。广延海内外学者，为中大学子开坛设讲，这使得这一全校性的讲座备受追捧，深具影响。我不仅应邀主讲过两次，也遵嘱组织过一个学期的十讲系列。以我当时的“青椒”身份，其实难当此大任。但面对吴老师的信任，我居然忘了自己的无能和无知，现在想来，还真有点后怕的。
数年前我受命兼职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社会科学版主编，而吴老师就是我的前前主任和前前主编。我十多年前开始倾力研究晚清民国词学，尤其关注王国维的词学和学缘，前前后后发了六十多篇相关文章，而我研究王国维的第一篇文章，考论王国维“三种境界”说，就是应吴老师之约发表在中大学报上的。这是我研究王国维的肇端，能在中大学报的平台上发表，是我的荣幸，更对吴老师的不弃深怀感恩之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我后来持续十年的相关研究。而今我忝任主编之位，当然欢迎名家名作，但也十分关注年轻学者的文章，这多少是受了吴老师善待和提携后进的影响。
吴老师硕士阶段师从著名学者吴宏聪先生，专研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学界影响深远。我曾读过陈平原、陈思和等先生对吴老师学术的评论文字，虽然一时手边无法查阅核实相关文献，但他们对吴老师学术的高度评价是印在记忆中的。华东师范大学殷国明教授评吴老师的治学说：“在漫长而充满困惑、艰辛和挑战的学术研究道路上，吴定宇所寻找的不仅是文学的真谛，而且是自己的心灵家园及其慰藉。”我觉得此语也与我对吴老师其人其学的感觉相似。
我其实并没有通读过吴老师的系列专著，但也有幸获赠他论述巴金、郭沫若、陈寅恪等的专著。尤其是他的《学人魂——陈寅恪传》，我曾经一再捧读。我在研究王国维与陈寅恪之因缘时，深感如今读书界对王国维的人生和学术定位，其实根源于陈寅恪之言。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陈寅恪，就没有我们大众认知中的王国维。我沉潜含玩吴老师大著，深感吴老师是与陈寅恪心灵最近的人之一。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在现今的康乐园中度过，其故居也在多年前整修一新对外开放，成为众多踏访中大之人的打卡之地。我几乎每天都行走在陈寅恪故居北面的那条白色小路上，真是一日一经行，常望常低首。但作为一个深邃的历史学家，其用文言撰写的著作，真正能读通读透的人并不多；而在一般的读者中，能对中古史了然在心的应该更少。很多人对陈寅恪的感觉更多地停留在一个有个性有风骨的史学大师的印象上。吴老师则透过众多材料，带领读者深度触摸到陈寅恪和那个时代的脉搏，令人随之抑扬，唏嘘不已。我当然没有亲见吴老师的写作过程和具体状态，但我能想象到他在走近陈寅恪时，那种或深沉或澎湃的心境，这也印证了学境亦心境的说法。
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终究是有限的。尤其像吴老师这样的学者，35岁才从俄语专业转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晚年又一直被各种病痛困扰，其对学术生命的珍惜就更为紧迫。他在患病期间坚持完成《陈寅恪传》的修订，就足见学术在其生命中的厚重分量。当一个学者把学术视为第二生命的时候，我相信其学术不仅会在当世灼灼其华，也会在身后闪耀光泽。而在我印象中如春风一般的吴定宇老师，当然就更是如此了。
彭玉平，中山大学教授，任中大中文系系主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