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近照。 王森 摄
陈嘉映简介
陈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无法还原的象》《从感觉开始》《旅行人信札》《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白鸥三十载》《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好生活》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感觉与可感物》《哲学与伦理学的限度》等。
为给“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书”发布活动拍摄视频，我们去拜访了哲学教授陈嘉映。他居住的小区位于京西，环境清幽。冬日下午，阳光和暖地照在层层叠叠的书架和黑色钢琴上。家里有一双布偶猫，时常灵巧地在人脚边绕圈玩耍。
陈嘉映是一位宽厚长者，也是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学术偶像。他精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在学术领域有丰富的创建。他的著作——尤其非学术专著类型——既思力深刻，洞烛幽微，又能阐发明晰，具体切己，很受读者大众的喜爱。今年，陈嘉映的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获得“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书”殊荣。
这是一本以对谈、采访、演讲和书评为主体的集子，话题涉及艺术与现实、爱情与死亡、教育与洗脑、说理与对话、反思与过度反思、知识分子、人工智能等方方面面，谈话者学识渊博，譬喻精妙，常有令人会心一笑的类比和启人省思的洞见。尤其是与艺术家向京的对话《我们不再那样感受世界》，与刘擎、慈继伟、周濂的《“说理”四人谈》等，是杰出头脑之间的智识交锋，十分精彩。
相对而言，我们的访谈没有设定好的主题，大可称之为“漫谈”。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大约是当代人日益挥之不去的“焦虑感”。2020年，疫情来袭，科学暴露出意想不到的短板；与此同时，隔离挑战了人类心理底线，而移动互联网重塑了“共同生活”的方式；与此同时，行业内卷，打工人面临的生存竞争空前酷烈。在此境况下，阅读何为？思想者何为？
陈嘉映当然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这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过分安逸的生活，来自于“娇惯的心灵”——“时代娇惯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娇惯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得安逸吗？辩证地看，安逸和酷烈，是当代生活的一体两面。而在陈嘉映眼里，所谓“良好生活”，只能从生存与劳作的直接性中获得。与其被情绪裹挟或在反思中漂浮，他更推崇那个“寻路阿富汗”的英国人罗瑞·斯图尔特——行走是为了“身体和灵魂得到锻炼、考验、折磨”，只是为了行走中所带来的一切，就像所有最有意义的事情，就像生活本身那样。
“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
南都：能不能讲讲您的个人阅读史？
陈嘉映：你要从小时候讲，就跟所有的孩子都一样。我最开始阅读的时候，爱读小说，主要读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类。之后读现代中国小说，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什么《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之类，这些你们可能都不读了。到了中学，更爱读科学类书籍。然后就到了“文革”时期，那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我不合潮流，读中国古典，唐诗宋词、司马迁、孔孟。再到后来，去插队，开始跟我哥哥读哲学。那个时候读书更系统，分门别类的，读历史、经济学，读科学，制定了计划读书，一门一门课自学。我们这代人，读书几乎是受教育的唯一方式，那时候也没有电视什么的。在我看，我们是最后一代读书人。以后只会有个别的人一味读书。
南都：现阶段您读书主要偏重哪些类型？
陈嘉映：多半时间用来读跟正在钻研的问题相关的，现在这段时间跟意识(consciousness)问题相关的读得比较多。谈到意识，你会扩展到身心关系，扩展到因果性(causality)什么的。此外的阅读我叫做闲读，或泛读，我个人兴趣比较大的一块儿是读历史，另一块儿是科普书，都是我持久的阅读兴趣。现在科学分得很细，进展又很快，像我这种没有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想去真正钻研一门科学，既没这能力也没这精力，但感兴趣，就去读科普书。此外当然乱七八糟什么都读，只是读文学比年轻时候少了很多。
“科学发展对世界观不会有根本影响”
南都：我在您一个访谈里看到，您现在还会蛮时髦地去上网课，比如科学类的，去听《量子力学导论》，为什么有这方面的兴趣？
陈嘉映：就是有点好奇心。读书可不就是好奇心吗？在哲学圈里，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么说吧，哲学涵盖很广，在这一端比较接近艺术、诗歌等等，另外一端接近科学。我个人学无专攻，对好多领域有兴趣。
南都：最前沿的科学，比如生命科学、宇宙科学、物理学，最终会对哲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吗？
陈嘉映：这个问题大家讨论得挺多的，每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在一端，有的人认为这些科学的发展在根本上重塑我们的世界观念，我偏向于另外一端，不觉得科学的常规发展对我们的世界观念有这么大的影响。科学有革命性进展的时期，17世纪、20世纪初的物理学，20世纪中叶以后的生物学，这些时期科学发展对我们的一般世界观念的影响当然比较大。Al的发展，脑机接口，这些也会有影响，不过是以相当复杂的方式产生影响。
南都：早两年有一个新闻提到，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修改，使得艾滋病患者的下一代获得病毒阻断能力。人为操作人类基因，会带来一些伦理学上的问题吗？
陈嘉映：当然，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了重大的伦理问题，到处都在讨论这些问题。尤其像基因剪辑这类技术，跟一般的科技发展不太一样，因为它动到人自己身上了，还不是只动身体，动到了整个的人，整个人格。技术乐观主义者更多看到技术造福人类，甚至会把动到人本身的技术看做对人类的“改善”。我和很多人则担忧更多，很多担忧就在眼前，比如工程技术引发的生态改变，无人机技术可以广泛用于暗杀，基因技术可以造出一种新的“人”。还有一般的社会问题，我读到2017年12月《自然杂志》上有一篇17位考古学家发表的文章，说是一万年来，技术创新总是拉大财富差距。此外还有这样一种担忧：技术的迅疾发展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也无法逆转的变化。这可能是更大的威胁，人家问你，你说有什么危险，你说不出，可等大家说得清楚了，已经太晚了。有的危险能说清楚，有的说不清楚，但是都值得高度重视。
南都：那么在现在这个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哲学家或者“哲学工作者”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担负着怎么样的责任？
陈嘉映：我不觉“哲学工作者”有什么特别的责任。我倒不是说，哲学被科学挤压，已经变得insignificant，所以哲学不用担太大的责 任，科学到处受到重视，应该让科学家去担负责任。我更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在传统社会的精神结构中，观念来自上层，圣人们、哲人们，他们work out一些观念，一层一层向下传播到整个社会，影响社会。所以他们有教育社会、引领社会的责任。也许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这样想，比如新儒家的朋友可能会认为哲学家应该有这种使命感。但在我个人看来，社会观念的形成和传播方式早就变了，不是在高层形成观念，一层层往下传播，没有这种社会机制了。你一个大学教师，能有多大影响？一个从事思想工作的人，他在社会上的角色和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还从为天地立心来想象一个思想者的责任，我觉得挺古怪的，不太切合实际。
你要说有什么责任，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指的是，你是一个老师，尽可能把你的课讲得好一点，你写作，尽量写得诚实一点，通顺一点，能深刻一点当然更好。如果你做翻译，尽量把它都翻译正确。我算稍微有一点社会影响，那么对公众讲话，对年轻人讲话，会想着，能够帮助到谁当然最好。有听众，有读者，告诉我他受益，我听到后感到安慰，也就是帮到这个人那个人，谈不到对未来人类社会负有什么特别的责任。就是你一个普通人的责任。
“疫情暴露出社会心理结构的脆弱”
南都：面对新冠疫情，作为哲学家您有哪些思考？
陈嘉映：我不作为哲学家思考。我当然会有些我个人的想法，也没觉得我想得格外多或者格外有意思。想到一两点别人不大说的。比较起历史上的几次流行病，新冠疫情杀伤力不算很大，比如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比，或者跟艾滋病比，当然艾滋病不是流行病，是个长时段的传染病，但加在一起杀死了很多人。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很多人不知道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虽然它致死的人数多得多。不过就过去了一个世纪而已。
由此可以说到两点。第一点，1918年的时候，连抗生素都没发明出来，更别说对付病毒的药物了。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医学有很大的飞跃，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新冠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来的打击，这个打击就特别重，这次疫情特别让人沮丧，引起巨大的心理震动。第二点，人类面临灾难时的心态似乎比从前脆弱了很多。天下承平已久，大半个世纪没有发生大国之间战争这样的灾难。这跟第一点相关，技术发展医学发展也带来了更大的安全感，只是我现在是在谈论更一般的社会情况和社会心理。好几代人都觉得和平繁荣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反观历史，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于是，更容易出现恐慌、指责、敌意，引发更广范围内的的观点极化。这些不是好现象，但也反映出几十年来大多数人的日子过得蛮安定的。
南都：我对您说的这一点特别有体会，疫情期间的观点极化和对立，导致大家在网络和朋友圈各种争吵、站队、互相抹黑。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陈嘉映：我相信原因很复杂。社会学家应该会给出更全面的分析。 我只提一点，不见得最重要，但别人说得稍微少一点。以前的社会里，人和人的交往是立体的、多层面的。我们是朋友，我们不仅在一起聊天，我们要一起做很多事情——这个你们年轻人可能不大体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要搬个家，必得有几个朋友来帮忙才行。更别说你在农村，要盖房子。人和人共同生活，共同做事，当然也会一起议论，交换看法，互相争论，但这只是社会交往中的一个维度。政治见解啊什么的，见解不同会伤害人际关系，但不见得很严重。你我意见不同，但在很多其他方面还保持着实质联系。时代变得真是非常非常快。到今天，人际交往方式已经完全变掉，日常生活中没有谁真正需要谁，人和人不是立体的、多层面的交往，一大半交往是在微信上发表意见，意见之争成了你我交往的全部，没有其他纽带来妨碍你我“脱钩”。
南都：人与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弱，成为一种弱连接。
陈嘉映：看来有这个趋势，人与人的亲身联系有可能变得可有可无。
南都：这样下去，人会越来越孤立吗？
陈嘉映：我不知道，大概也没谁有个权威的答案。我们先琢磨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也许有可能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些途径通常也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好多人感到不满，这里那里做一点儿改变，总体改变只有等着社会自己去改变。
“大家都在发展，留几个老古董也挺好的”
南都：我们说回读书吧。您是一个以读书为业的人，有没有独特的读书和选书的方法？
陈嘉映：最近十年甚至十几年，我自己找书不太多，书太多，而我信息比较闭塞。有时是作者、出版社寄来的，觉得这些书我可能喜欢，当然我也读不了那么多书，翻一翻，其中时不时有我爱读的。还有些是学生和年轻朋友给我推荐，年轻人就是了不得，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说最近读了本什么书，他们就说，哎还有那本书你也可以读。他们推荐给我的书经常是我的确会认真读的书。
南都：您还蛮爱跟年轻人交往？
陈嘉映：我们当老师的，喜欢不喜欢也得交往。当然了，年轻人你看着就高兴。他还是有朝气，有向往，不耽于对社会吐槽。这个世界永远是为年轻人准备的，比如汲取信息的途径日新月异，他们不犯难，比我不知道要强多少。
南都：您会有意识跟上快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与时俱进吗？
陈嘉映：没有。跟上一点儿必要的，能让自己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安身就好了。比如到哪儿都查健康码，不会弄就给自己找麻烦。你自驾游，订个民宿，你不得不学一点，否则事事要求人，很被动。除此之外我倒没有特别的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感觉。大家都在发展，留几个老古董其实也挺好的。
我还奇怪呢，为什么有的年轻人还能接纳我？偶然出去做个讲座，好多人来听，全都那么年轻，对比之下，我自己老得不好意思，讲的东西也跟当前时代关系不大。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这么想，大家都生活在当前时代，你拿出些古旧货色，虽然过时，倒为现实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不会怂恿年轻人跟着我的想法去过日子做事情，但讲讲我的想法对他们应该还是有益的。
南都：您在书里面提到现在阅读都碎片化了，说以后不想再写这种传统的著作，希望以评注的方式来阐发观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
陈嘉映：是，系统阅读越来越少了，不过，我觉得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方面。本来系统阅读就是一小撮精英的事儿。一直以来，直到70年代，多数中国人不识字，更不可能系统阅读。现在差不多所有人都能阅读，这新增加的识字人多半不会去读朱熹、王阳明，他更有可能就读点碎片化的东西。至于旧时候的体系性写作，我的确认为有点过时了，比如像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哲学全书》的第二卷是自然哲学，我倒不是说它没有什么教益，但我们今天肯定不会这么来写自然哲学了。从我现在的眼光看，不仅是过时，那种进路干脆就是错的。用我的一个已经过世的老朋友的话说，没谁能用实线把重要的思想连成一个体系。我们的确需要把散落的洞见连到一起，融贯汇通，但有时是用实线连，更多的时候是用虚线连。旧时候那些体系，好像真有谁把天下的事情都想清楚了。
南都：80年代的时候，甘阳等人主导编辑了一套书叫《文化：世界与中国》。当时你们是很有雄心的，逐步译介外国哲学、出版研究著作，最后一步的目标是要建立中国哲学自己的体系。现在已经把这最后一个目标解构了吗？
陈嘉映：那是甘阳的宏伟计划，不是我的，我自己没有那么清楚的筹划。这个计划似乎并没有落空。以我自己的工作说，先翻译出了《存在与时间》，接下来写了《海德格尔哲学导论》，后来写的东西里有更多的自己的思想。我觉得甘阳还挺有眼光的。
南都：您最近在研究什么题目？会按照尼采或罗兰·巴特那种方式去写作吗？
陈嘉映：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一个题目，叫“决定论与自由意志”。有时候你会想，这世界里的一切都被决定好了。尤其如果你要是从物理系毕业的话。每件事情都有原因，它被原因决定好了。你的想法被大脑神经活动决定好了，大脑活动被此前的事情决定好了。但你倒过来一想，这不可能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早在大爆炸的时候就被决定好，这不可能啊？我琢磨了一辈子，这几年更集中地去思考这一块。
“哲学这个行当天然有一种神圣性”
南都：您是怎么进入了哲学这个行当？哲学工作在这个时代是不是一个特冷僻的事业？
陈嘉映：这个我在别处说过，机缘如此，不是事先面对好多道路，然后选了一条。肯定不是为了挣大钱买大房子，那时候这个选项不存在。也不怎么是因为哲学对社会多重要。通常是这样，你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发现其中有一种格外吸引你，后来你做得还不错，你就更爱做，更爱做的事你通常会做得更好。这么一个循环，把你卷着往一个方向发展，等到你后来发现“走错了路”也晚了，哈哈哈。
都说我们这个时代急躁，这话也说了好几十年了——也不只是人心浮躁，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势就是这样，变得太快，什么机会都是稍纵即逝，你挣到快钱你就挣到了，放长线的往往落了空。我做工作不怎么急，跟时代心态拉开距离挺好的，至少，与众不同不也是一个现代人很追求的东西吗？
南都：长期安静的书斋生活是很让人羡慕的。
陈嘉映：这个行当，从一开始就跟社会的日常变化距离挺远，古时候人认为，真理追求，“悟天道”，它是divine的，天然它就有一种神圣性。有没有我不知道，但哲学的确有一种品质，足够让人安心，不汲汲于在社会上获得什么。何况还有一些年轻人一直愿意跟我读书论道，当然就更让我感到满足。
南都：您的书蛮多人愿意看，这证明其中的某些东西对人类的心灵是有永恒的吸引力的。
陈嘉映：社会变得超级地快，但也有一些东西是缓慢转移的，仍然有一些东西联系着一代代人。我的写作比较老派，但还有不少年轻人很赞誉我的文字。
南都：可能是一个人语言表达习惯自然养成的吧。哲学家很少有人能用这么清畅的文字阐发观点、引起共鸣。我觉得这和学问做得通透与否也有关系？
陈嘉映：可能吧，但也有很通透的人，写的文字很难读，比如像黑格尔和康德，你也不能说黑格尔不通透，或者康德不通透。我个人更喜欢此前的哲学文风，莱布尼茨、洛克、休谟，他们的写作颇为清畅，有时很漂亮，但谁都不会说莱布尼茨浅薄，休谟浅薄，实际上他们都非常深刻。他们是man of letters，翻译成中国的文人肯定是不行，他是个写作者，不是一个哲学专家。
南都：您自己愿意写能够让大众阅读的书吗？
陈嘉映：发表的东西当然多一半是面对广大读者的，但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在小圈子里讲，可以讲得更深入些，听众对问题的来龙去脉比较熟悉。有些听众在北大那时候就听我的课，比如陆丁，有时周濂也来听。他们现在的水平比我高，成就也超过我，但有时候他们还是会来我的课堂听听，他们对我的一般思路都很熟悉了。这时候讲的内容大众不一定听得明白，恐怕也不感兴趣。
南都：请给后疫情时代普遍充满焦虑的读者们推荐一本书。
陈嘉映：《寻路阿富汗》。不见得跟缓解焦虑有直接的关系。罗瑞·斯图尔特，一个英国政治家，当时他还是个年轻人，徒步穿越战火未完全熄灭的阿富汗，一次充满艰苦充满危险的旅行。要说跟缓解焦虑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缺少他这样一种精神。我们生活在过分安逸的条件中，我们的焦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娇惯的心灵”——这是另一本书的名字。时代娇惯我们，我们自己也在娇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依然有可能去寻找一些能够磨练自己的途径。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