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欣赏的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插画作品。鲁迅曾讥讽叶灵凤等“活剥”琵亚词侣（比亚兹莱）。
鲁迅《我的失恋》诗末节手迹。
□侯桂新
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意识到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必须同时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的优秀养分，并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建设路径。但他反对拙劣的模仿和生搬硬套。在留学日本时期所作《摩罗诗力说》（1907年）一文中，鲁迅坦言“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德法二国之外形，亦非吾邦所可活剥”。这是鲁迅第一次在文章里明确反对文化建设上的“活剥”行为，这种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具体到文艺创作，鲁迅自“五四”时期至1930年代，多次撰文批评一些作者的生吞活剥行为。例如，在1919年3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所刊《随想录·五十三》中，鲁迅批评当时上海的一些“美术家的作品，不是剥制的鹿，便是畸形的美人，的确不甚高明”。1925年8月28日，他于《莽原》周刊第十九期发表《答KS君》，批评章士钊“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1928年7月4日，他在给《奔流》杂志写作编校后记时，批评有些革命艺术家剽取外国作家的插画，说他们“先前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早又顺手将其中的几个作家撕碎了”。1931年7月20日，鲁迅应邀到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其间谈到叶灵凤的绘画。因为叶灵凤几年前曾经在自己主办的《幻洲》半月刊上宣扬“新流氓主义”，鲁迅便在是次演讲时称叶灵凤为“新的流氓画家”，并指出“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剥来的”，意思是缺乏原创性。1934年5月，他又在《刀“式”辩》中批评“民族主义文学”追随者杨昌溪写小说剽袭法捷耶夫，那“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而且，“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1934年10月，他在“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编辑的《文艺画报》上看到有作者剽窃外国绘画，于是写作《奇怪（三）》一文，讽刺这些作者“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意”。
在上述1928年至1934年的批评文字中，反复出现比亚兹莱（1872-1898，田汉等译作“琵亚词侣”）的名字，反映出这位仅仅活了26岁的杰出插画家在当时中国文坛广受欢迎的盛况。事实上，鲁迅自己就很欣赏比亚兹莱的插画，并于1929年以朝花社的名义编印出版了《比亚兹莱画选》，作为《艺苑朝华》第一期第四辑。大约正因自己钟爱，才尤其不能忍受他人的“活剥”行为吧。
除了公开发表文章反对“活剥”，鲁迅在私人通信中对这一行为也有批评。例如他在1934年6月3日致信杨霁云，其中说到他在内山书店观察到的现象：“画家呢，凡是资料，必须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的好书，大抵弃而不顾，他们最喜欢可以生吞活剥的绘画，或图案，或广告画，以及只有一本的什么‘大观’。一本书，怎么会‘大观’呢，他们是不想的。其甚者，则翻书一通之后，书并不买，而将其中的几张彩色画撕去了。”可见，抄袭剽窃之风，在当时的上海文艺界颇为盛行。
不过，鲁迅只是在原则上反对文艺创造通过“活剥”手段实现牟取名利的目的，对于“活剥”的具体技巧方法，他不但颇有研究，而且付诸实践。其实，“活剥”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古已有之。“生吞活剥”这一典故来源于唐代一个小官员张怀庆“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的拙劣剽袭，而作为一种创作现象出现更早。风气之盛，甚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诗体，称为“剥皮诗”，其中也有一些佳作。鲁迅一生文字中，也有不少“活剥”古人或时人作品的，有的是“活剥”全篇，有的则仅仅“剥”出一二语词，而常常收到令人忍俊不禁之效。单以旧诗而言，鲁迅就先后完整地“活剥”过四位古人之作。大约是为尊者讳，学界将鲁迅的四首“剥”出来的诗歌称为“剥体诗”或“活剥体诗”，而非“剥皮诗”。
鲁迅的第一首剥体诗是收入《野草》的《我的失恋》，写成于1924年10月。他并未明言“活剥”某人，但给此诗拟了个副标题“拟古的新打油诗”。事实上，此诗“活剥”的对象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怏。
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此诗的命意，鲁迅后来在《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有过说明：“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诗中“美人”和“我”互赠的礼物完全不对等，“我”既不懂爱人的心理，又不愿意有多的付出，最终落得个神经衰弱的结果，也正是咎由自取。全诗充满了谐谑和讽刺气息。
鲁迅的第二首剥体诗见于1925年6月5日所作杂感《咬文嚼字·三》，“活剥”的是曹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鲁迅将其“剥”成：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在校内实行封建家长式的奴化统治，引起学生反对，形成风潮。杨荫榆将自己与学生视同婆媳，哲学系代理主任汪懋祖则将双方关系视同兄弟，认为学生反对校长是“相煎益急”。曹植在《七步诗》里自比为“豆”，受到“豆萁”的煎熬，鲁迅则“反剥”《七步诗》，将学生比作“豆萁”，将校长比作“豆”，学生被校长压迫，烧毁了自己，而校长坐收其利。诗中表现出对杨荫榆强烈的愤慨。
鲁迅的第三首剥体诗见于1928年4月10日所作杂感《头》。此前半个月，梁实秋于报章发表《关于卢骚》一文，将卢骚（卢梭）作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攻击其“个人不道德的行为”。鲁迅将梁实秋此举称为“借头示众”，即通过攻击卢骚来攻击国内“一般浪漫文人”。鲁迅由此比喻用法，又联想到现实中湖南共产党员郭亮牺牲后被挂头示众，以及《三国志演义》记载袁术（应为袁绍）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被人砍头送给曹操的事。清代王世禛《咏史小乐府三十首·杀田丰》曾咏叹袁绍英雄失计，诗云：
长揖横刀出，将军盖代雄。
头颅行万里，失计杀田丰。
鲁迅则“活剥”此诗“来吊卢骚”：
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
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
鲁迅对卢骚其人及其儿童教育思想持肯定态度，这首剥体诗正话反说，通过描写卢骚的思想学说与个人行为在中国不被接受，表达对梁实秋等学者的嘲讽。
鲁迅的第四首剥体诗见于1933年1月31日所作杂感《崇实》。当时，日军进逼关内，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等收藏的古物分批南迁，同时不准大学生逃难。古物贵而学生贱，令鲁迅颇感不平，于是“费话不如少说，只剥崔颢《黄鹤楼》诗以吊之”。《黄鹤楼》是唐诗中的名篇，甚至被后世的严羽等诗评家目为唐人七律第一，原诗如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而鲁迅将其“活剥”成一首吊诗：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
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
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此诗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统治当局以“文化”牟利，对青年学生的生命却不珍惜，而且贪图享乐，不思御敌。
通观鲁迅以上四首剥体诗，与被“剥”的原作对照，可谓形似神非，放弃了原作的显在主题和庄严表述，代之以轻松谐谑的表达，以达成对现实事物的讽刺和批判。其中体现了鲁迅高超的戏拟技巧，以及对时事的热切关注。四首当中，除了《我的失恋》独立成篇，其他三首都内嵌于杂文之中，是鲁迅杂文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四首诗具体而微地体现了鲁迅“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创造思想与“拿来主义”的文化创造精神，虽然形似打油，却蕴含了深沉的思想和情感。
侯桂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诗中充满深情与痛苦。鲁迅《我的失恋》则大异其趣：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壶卢。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