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省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近日，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全面放开全省城镇、城区户口迁移政策，实施全省统一的城镇地区户口迁移政策。
云南省此举是中央文件的落地。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发布的文件，由于云南全省所有城市的城镇人口规模基本不超过500万，属于“有条件的Ⅰ型大城市(城镇常住人口300万-500万)”，可以鼓励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对此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是城乡融合的体现，但并非吸引人才的主要限制因素。“要吸引人才，需要有与人才发展相配套的市场环境、合适的待遇，这些更为关键。”
新规旨在促进农业人口转移
为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云南省此次明确，全面放开城镇、城区落户限制。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该文件中这样规定：以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引导跨区域流动。全面放开全省城镇、城区户口迁移政策，实施全省统一的城镇地区户口迁移政策，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重点群体落户城镇。
在取消落户限制的同时，该文件还在落实居住证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配套举措。比如，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服务。推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推动中央、省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
云南省于近日出台的这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去年12月25日印发的《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该省的落地。除了给落户“松绑”之外，加大对基层一线人员奖励激励力度、畅通技术技能人才上升通道、优化档案服务措施畅通职业转换等措施，也与《意见》的内容相差无几。
从《意见》到云南省的落地实施意见，户籍“松绑”均着眼于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弊端，既广泛吸引高素质人才，也促进省内年轻劳动力流动。
南都记者注意到，“流动”一词在《意见》和云南省此次出台的文件中，均出现了约40次。比如，两份文件均强调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社会性流动基础；畅通有序流动渠道，激发社会性流动活力；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拓展社会性流动空间。
并非首个全面放开落户省份
实际上，从全国来看，云南放宽落户限制的步伐并不超前。
2019年末，除昆明外，云南其余14个州市的城镇常住人口均未超过500万人。根据昆明市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去年末昆明全市常住人口为695万，其中城镇常住人口511.52万。排在人口第二位的曲靖市，去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617.77万，其中城镇人口占306.66万。
昆明的人口规模与落户放宽有何关系？在《意见》推出之后的今年4月份，国家发改委出台《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其中提到，“督促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即城镇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全面取消落户限制”，“鼓励有条件的Ⅰ型大城市（城镇常住人口300万-500万）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取消郊区新区落户限制”，以及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督促除个别外的其他超大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所谓重点人群，包括进城就业生活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城的人口等。
云南省所有城市的人口基本没有超过500万，具备改革的条件。此次该省实施全省统一城镇地区户口迁移政策，就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
实际上，《意见》颁布之后，许多省市结合实际提出了各自落实措施。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建立了公开透明的积分落户制度。天津市要“确保长期在津工作生活的群体、符合该市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优先落户”；南京、武汉、成都、郑州、西安等特大城市全面放开了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群体落户政策。前不久，广西也宣布“全面放开城镇落户条件，取消参保年限、居住年限、就业年限等落户限制”，从12月1日施行。
专家
户籍不再是限制人才流动的制度障碍
公安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1亿人落户城镇的任务目标已提前完成，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自愿有序实现了市民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19年的44.38％。
“此次云南宣布全面放开全省城镇户口迁移政策，比起实质意义，更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告诉南都记者，这表明我国已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城乡融合阶段。
吕德文分析，过去我国处于城乡二元体制，这是特定时期的的制度设计，在历史上有它的合理性。“现在提出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说明我们国家发展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城镇户籍与农村户籍已经基本实现一体化了。”
吕德文提到，一般情况下每个城市都有自身规划，即使昆明属于特大城市，只要预期规模是在城市规划、经济容量的可控范围内，放开户籍限制也不会有太大问题。“我国的城镇化是有梯度、渐进式的。大部分农村人口是先到县城或市一级，进行就地城镇化，再到下一梯度。不少的情况是，很多家庭给家里年轻人在城市里供房，同时也兼顾在农村的生产，两头跑。所以城市是有承受能力的，完全放开户籍限制也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户籍开放是一个最低限度。实际上户籍不是限制人才流动、人才落地的制度障碍。除了一线城市外，其他大部分地方的户籍改革已经不具备多大的实质意义，大家想在这些地方落户原本就不难。而且社保缴纳也不与户籍挂钩，而是工作地”，吕德文认为，“要吸引人才，需要有与人才发展相配套的市场环境、合适的待遇，这些更为关键。户籍条件相对这些已经不那么重要。”
“从某种定义上讲，人口就是人才。比如也在今年宣布放开落户政策的宁波，为农民工提供了落户机会，也是为了吸引人才，这与它城市的产业定位和发展需求是相配套的。”吕德文补充道。
采写：实习生 刘芳 南都记者 马嘉璐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