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食》，陈思安著，译林出版社2020年6月版，42.00元。
□ 夏彬彬
在围绕上一本小说集《冒牌人生》展开的对谈中，陈思安说：“我最渴望抵达的，不是奇人异事，不是特立独行的个体，而是重新发现一个本身已经存在着的‘现实’，它埋在繁忙喧闹的生活表皮之下，被人刻意遗忘或是掩盖，因为它‘危险’”，并试图“创造一个‘无限的少数人’得以立足的岛屿”。所以在上一本小说集乃至更早的例如《十四行的变奏》等篇目中，陈思安书写了形形色色的带着一身怪癖与小毛病的人物，他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或隐秘或疯狂地仅仅凭着一腔孤勇便敢与周遭的现实世界展开搏斗。《冒牌人生》中的作品集中创作于2015-2017年间，彼时陈思安的笔触还多少不等地带着点儿夸张的戏剧腔，文本中也时常存在着一个愚人（fool）形象，他们看似痴傻疯狂，却激浊扬清，妙语连珠，其中数《地铁游侠周梓虞》中的周梓虞最具代表性，尽管作者在文本中大张旗鼓地昭显周梓虞是对堂·吉诃德的戏仿。
但到了这本《活食》，乃至新近的创作中，陈思安的绝大多数作品飞快地沉潜下来。她并没有堕入那个“只存在着升职加薪，买车买房，有儿有女，爱恨出轨，婆媳关系的‘现实主义’”（陈思安、朱岳访谈《羁绊产生能量》），她仍然在试图揭示“繁忙喧闹的生活表皮之下”的难以察觉的“危险”，仍然在试图从俗世庸常里的种种惰性与惯性中突围，仍然在试图质疑并打破加之于现代女性的种种“命数”乃至阴谋，但她选择了用更为平静的方式去展开去叙述。城中被一座假山小公园所分开的阶层乃至两个少女此后人生境遇的分野（《假山》），知识女性在面临生育问题时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冥想——给红薯》），女性人工智能为已逝的人类爱人书写的情书与挽歌（《滚滚凌河》）……陈思安根植于更为深广的视野与题材，将几分传奇色彩掩藏，但从未放弃可贵的智性追求，转而书写起那些没有怪癖的俗世之人难以察觉的生活潜流，不动声色，但静水流深。
时隔两年多重读《活食》，仍然觉得这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小说。蛇的生物性的生吞活剥与现代人际的社会性的弱肉强食在文本内交织扭结，互相呼应，形成一股强大且有力的隐喻力量。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动物与人之间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残酷的食物链在有限的篇幅内与有限的形象之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使得整篇小说无论在哪个意涵层次上都极具张力。
作品开宗明义地露出悬疑：“我早知道马樾养蛇。养得神神秘秘的，不怎么给人看。”继而又很快让“靴子落地”：“我”受邀来到马樾家中观赏他养的蛇，可幼蛇进食活鼠的画面却给“我”带来了难以磨灭的震动：“没有一滴血流出来，也没什么太大响动，不到寸长的粉红色肉块先是没了屁股，很快没了腰，最后只剩下半只脑袋，眼睛依然没睁开。暴风雪（幼蛇）的嘴巴到脖子咧成原先的两倍大，它看着不像是知道什么叫做噎得慌。”这一段颇具自然主义色彩的描写仿佛是几帧按下了静音键的电影慢镜头，黑白片效果更佳：幼蛇盘踞在画面中央，吐出信子，张开嘴，不疾不徐地将同样幼小的活鼠囫囵吞噬入腹，蛇体静止下来，原本纤细的上腔隐约鼓出一只幼鼠的形状，腔壁上甚至偶尔还会蹬现出一只模糊的爪印，而环境的静默无声则放大了画面的冲击力。在这出“无声戏”的冲击之下，“我”落荒而逃。
“马樾从卧室出来了，走到门边上，把门带好，关死在身后。”蛇，作为马樾长久以来从不示人的秘密爱好，甚至某种程度上作为他离群索居的自我投射，在向“我”作了极为短暂（但似乎略显残忍）的展露后，飞快地闪回幽暗处，并给自己落了把锁。
小说中与蛇的活食并置展开的还有现代都市社会人际之间的“优胜劣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句话在小说后半部分重复出现，那场极具讽刺意味的校友会现场就不啻为一座社会丛林，对人，每一个活生生的人之价值的评判标准全然依据他/她的工作单位，而职业的权力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这朵病态的恶之花中是能站在花蕊的最中心，抑或绿叶，还是“泥巴都还沾不上边儿”。当年“我”“青春的身体尚未褪尽羞耻心”，但隐藏在叙事明线之下的则是，今时今日的“我”已经可以一改从不吃海鲜刺身的习惯，毫无心理负担、甚至享受地大啖活鱼活虾，以往的羞耻感与挣扎思虑烟消云散，从细嚼到生吞，“我”加入那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物链的速度，很快，并且已然可以从中获得对比自己弱小者的命运掌有控制权的快感。
陈思安的写作与她作为剧场导演的另一重身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无论是描写一个对职业倍感倦意、一进剧场就会陷入昏睡的剧评家（《终局》），还是戏谑某些表演程式化、十个人都演得像一个人的女演员（《声嚣·“标准化”》），抑或是收在这部集子中的记录导演与编剧之间斗智斗勇的《关于戏剧<鹭鸶>的导演手记》，剧场界的各工种在她的小说中几乎都有涉及。但除了一些反映剧场生活、戏剧界各色人等这些较为表象的内容呈现外，剧场生涯让陈思安的文字具有极为出色的表现力。
“要是七喊八喊袁亚莉还不赶紧过来灶台帮手，袁妈妈回身一个抬脚横劈，脚上吊着的拖鞋立刻飞出几丈远，准准地劈在袁亚莉头上……袁亚莉倒是从来也不恼，被劈中脑袋了，就俯身把拖鞋蒸箩抹布包子捡起来，走到袁妈妈身边，拿手里的东西啪叽拍一下她妈妈的屁股，然后拖鞋套回她妈脚上，蒸箩摆回屉上，抹布堆回灶台，包子丢回蒸箩。袁亚莉拾着东西送回她妈身边的样子，很像一只总是能咬住飞盘叼回主人身边的小狗儿……”（《假山》）
“文学和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詹姆斯·伍德）以开包子铺为生的母亲在大庭广众之下教训女儿，这样一个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经过陈思安的呈现，显得“既栩栩如生又人工雕琢”。她从来都不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式的、号称自己只是一台冷漠的相机，“只记录，不思考”，恰恰相反，她在捕捉记录种种细节之余，还会像指导舞台上的演员表演一般，将笔下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微表情都掐捏到位，从而使得她小说中人物的行为都带有非常显著的表演性。小说集中的另一篇群像小说《聚栖》亦是如此，那个每晚都在黑暗中打开窗户声讨丈夫的阿姨的一套极具节奏感的动作流程，直接就可被定义为表演。而在此处看似温顺得像一只小狗儿的袁亚莉在后文中对真正的小狗的所作所为，更使得这个看似柔软平常的比喻爆发出惊人的戏剧性与力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