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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主编黄启臣访谈:

隋唐宋,广州作为海上丝路第一大港是怎样炼成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0年10月18日        版次:GA08    作者:朱蓉婷

1990年,中西贯通的著名学者季羡林给年青一代史学学者的题词。采自黄启臣《坎坷过后笑》一书。

黄启臣教授主编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2003年出版,2014年修订再版。

黄启臣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专家简介

黄 启 臣

1938年1月出生于广东灵山县(现属广西),祖籍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山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曾应邀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并被聘为日本大阪大学、关西大学客座教授。

黄启臣从事的学术研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澳门史和海上丝绸之路史,治学严谨,著述颇丰。已出版著作有《明清广东商人》《澳门通史》《澳门经济四百年》《广州外贸史》《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海上丝路与广东古港》《梁经国天宝行史迹》等31部。

访谈 A

1991年联合国海上丝路考察船访华

促进中国开始重视海上丝路研究

南都:作为第一部研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史书,2003年出版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可谓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座里程碑。你作为该书主编和作者之一,能否谈谈当年这部作品的编写和出版经过?

黄启臣:中山大学自1983年起就有“明清经济史”的研究项目,建立了明清经济史研究室,有五个成员。那个时候想建立一个研究室是很严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拨给6万元经费,要求我们广东的几个学者写一本关于明清广东经济发展史的书。经济发展无非是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货币流通和城镇发展几个部分,分工我负责写对外贸易,也就是明清时期的广东对外贸易。就这样,我与另一位学者先合编了一本《广州外贸史》,一共100多万字,从古代一直写到1995年。

因为有《广州外贸史》这本书在前,1999年要写《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的时候就找到我。2000年我退休,广东省文史馆聘任我当文史馆馆员,当时有文史馆的组织力量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省里给了30万块钱说要写一部关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史书,让我来主编。我找来了几个学者,有些是我的朋友,有些是我的学生,经过两年共同的努力,于2003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出版了。这本书是由7位教授分工完成,我负责写的是第一章和第七章明代部分。因为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是明清经济史,我的老师是中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老师,我对这部分比较熟悉。书印出来了以后,不仅在广东是第一本,在全国都是第一本,这么详尽地从汉武帝公元前221年一直写到鸦片战争,以往在中国是没有的。这本书后来的评价也比较高,2013年9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省委又拨了一笔款说要重版这本书,2014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得以再版。重版的时候,我又新增一些内容进去,和2003年版相比,不同的地方是增加了“南海一号”和“南澳一号”的内容,还删去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一章。因为鸦片战争之后就无所谓什么“海上丝绸之路”了。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主要写广东,现在马上就要有王元林和王美怡教授主编的一套完整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这套书名曰《海上丝绸之路断代史研究》丛书,今年要出版,规模很大,分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代、清代,共五卷本,我应邀给该套书写了一篇总序。

南都:19世纪末德国人李希霍芬和法国人沙畹等提出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那么,中国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黄启臣:就我所知,早在1995年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就发表了一篇5万字的长篇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74年,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发表了《蜀布与Cinao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长篇论文,应属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早期研究了。至1990年季羡林教授年事已高,他寄希望于年青一代继续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于是他给青年学者顾涧清题辞:“深入开展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见下图)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一个为期十年(1987-1997年)的研究计划,叫做《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在这之后,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发起了“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船的“和平方舟”(Ship of Peace)活动。

具体来说,这个考察项目是从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威尼斯出发,搭乘阿曼苏丹王室提供的“和平方舟”号考察船。考察队由30个国家的50多位学者和记者组成。当中有地理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和二十多位记者,一路向东沿着古代商船的航道,经过16个国家,22个港口城市,历时近四个月,行程21000公里。当时他们也邀请了我参加,要我从广州坐飞机到威尼斯,自己出飞机票钱,上船后所有考察费用均由联合国负责。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才199元(教授)人民币,1000美元的机票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巨大的数额,我自然是囊中羞涩;想向中山大学申请给一点钱,但是当时的学校不像现在资金宽裕,学校也无奈没钱,我就没有去成。当时堂堂重点大学中大连买一张机票到威尼斯的钱都没有,实在令人愧汗,用广州话来说就是:“好失礼啊”。

1991年2月9日,这艘考察船到了广州。联合国来考察,我国自然也很重视,由外交部和广东省政府两个单位负责接待这艘船,具体落实到广东外办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国要在广州与广州学者召开海上丝绸之路座谈会,但当时省内几乎没有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怎么办呢,省政府就下命令要一个月内搞出一部论文集出来,与考察队进行交流,说人家联合国那么重视,我们中国学者怎么能没有文集呢,实在有失体面。于是社会科学院陈忠烈同志找到我,说:“你不是正在写《古代广州外贸史》吗,不如你先写一篇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论文,来迎接联合国的丝绸之路对话考察团。”我说:“我写的是广州对外贸易史,不是海上丝绸之路史。”他又说:“丝绸之路不就是对外贸易嘛。”我想想也是。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与发展》,他又约请了一些学者写有关文章,匆忙地内部印了一本《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应付。当年,联合国的座谈会就叫做“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在东方宾馆召开的,连续开了两天,也邀请了我们中大的胡守为、蔡鸿生、姜伯勤和我四个学者,社科院和华南师大也有学者参加,结束之后这艘船就继续向东开到了泉州。当时泉州有比较多人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因为1974年在那里的后渚港发现了半艘宋代沉船。泉州开完会以后,船又接着往东开,最后经朝鲜到日本。到了日本后就把那艘船卖给日本了。

可以这么说,中国真正由政府出面组织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可能就是从1991年联合国的这次考察开始的。当时我们国内研究的人很少,又看见人家联合国搞得那么大,那么隆重,中国人就开始重视了。其实,“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书·地理志》里就有记载,当然当时不叫海上丝绸之路。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统一岭南以后派了黄门译使等一班人马,带黄金杂缯(丝绸)从首都西安沿汉水南下,经长江、湘江、灵渠,直到珠江,最后到广东的徐闻、合浦(现在属广西),开辟了一条从广东西南部港口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么一来,广东就自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对我们广东人来说当然很“威水”了,当时省政府也开始重视起来了。省考古所的力量也加入进来,慢慢就形成了一股研究力量。当时卢钟鹤副省长指示,由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关履权教授主编并组织人力编写一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开过几次会讨论,但后来有多种原因导致不了了之。如前所述,直到1999年找到我来组织编写后来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

访谈 B

悠久的经商传统和重商意识

也是古广州港崛起的重要因素

南都:从你的研究来看,由广州出发的海上对外贸易航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何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

黄启臣: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开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国遣使来中国京城洛阳,即循海道而来广州上岸。为什么不到徐闻呢?因为徐闻港很浅的,大船进不去。但那时候广州还不叫广州,叫番禺。直到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分交州为二,合浦以北的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立为广州,于是才有了“广州”这个名字。

当时东汉首都在洛阳,大秦遣使来广州的目的是想去洛阳拜见东汉皇帝。到了南朝宋、齐、梁、陈均定都(南京),使广州获得对外贸易的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名僧法显、李勇和天竺僧人亦取海道“于南天竺泛海达广州”。这就说明,两晋南北朝时(265-589年),广州已经取代徐闻、合浦日南港口,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了。

到了隋、唐、宋时期,广州发展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隋、唐、宋历朝政府实行“开怀纳戎,张袖延敌”的开放贸易政策,使海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隋炀帝继位后即派遣常骏、王君政从广东出发往赤土国(今马来西亚吉打)贸易。唐代天宝十年(751年),与怛逻斯交战,唐军大败,势力退出中亚,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安史之乱,使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于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往来贸易空前繁荣。

根据地理学家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一书记述,唐代从广州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有两条:一条是通往日本;另一条是通往波斯湾的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港)。后者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此航线又分为东西两条航道:东航道从广州起碇后,途经门毒国(今越南芽庄)、古笪国(今越南庆和省一带),过马六甲海峡,到罗越国(今马来西亚半岛南部),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巨港),诃陵国(今印尼爪哇岛),婆露国(苏门答腊西岸),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再而行至提罗卢国(今伊朗河巴丹),乌刺国(今幼发拉底河俄婆拉),最后抵达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港);西航道自广州起航后,到阿拉伯海沿岸、亚丁湾和红海,终点仍是巴士拉港。全航程经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为14000公里(今缩短为10320公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标志着广州(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进地位。从此,广州成为闻名全世界的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东方大港,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经久不衰。这样的港口在世界各国为数不多,在中国是独一无二。所以一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从某种程度上主要是写在广东和广州的记录上。直到今天,广州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大港。

南都:历史上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窗口,它本身具备了哪些优势和条件,造就了这样特殊的历史地位?

黄启臣:广州具有优越地理优势和广州人(包括广东省人)悠久的商业传统和浓烈的重商意识。这里处于依山面水的自然地理环境,面向南海。《山海经》记载,“番禺始为舟”;《南越志》说“越王造大舟”。这说明广东人很早就造船打鱼经商。到了西汉,番禺已经成为大商业都会,“商贾者多取富焉”。而且当时民间已有“欲拔贫,诣徐闻”的谚语。在长期的经商中,形成了浓烈的重商文化意识,交换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重利思想潮流冲击着中原农业文化的“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动摇儒家文化“君子谋道不谋利”的教条,形成了“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的观念,选择“以商致富”的道路。就连广东的地方官也受到广东人商业意识的熏陶,而提出重商的主张和政策,如明代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上书,大谈特谈通商贸易可以“足供御用”“悉充军饷”,“救济广西”和“民可自肥”的四大好处;总兵俞大猷也说,开放对外贸易“可行于广东,……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广”。在这种官民重商意识驱动下,到了明末清初,形成了全民经商的热潮。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就记述了广东社会各个阶层经商的盛况:“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本多而废居易……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偏于山海之间,成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也。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也。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

于是广东至明清时期已形成了“广州帮”“潮州帮”和“客家帮”三大地域商人集团。而且以出海经商贸易为主要路向,从而出现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

现在我们谈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史,主要就是在谈广东。为什么很少提到上海呢?原因很简单。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一直就是广东和广州。加上明清政府实行海禁,所有外国人只能在广州做生意,就算去日本也得从广州经澳门再到日本。所以今天你到外国去,不管你去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你一说从Canton来的肯定有人知道。如果你说你是从营口来的,你讲半天他们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为什么选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为什么在广东搞深圳、珠海和汕头经济特区,可能是考虑广东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实在太特殊了。省城广州这座城市自古就是贸易兴盛的港口大城市,清末就有100万人口了。

虽说现在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都市,但过去并不是。上海的历史很短,1843年才开埠,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之后才有上海,以前都叫“松江”。五口通商之后,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上海相比广州的优越性就显现了。因为它的港口深,万吨级轮船可以开到黄浦江。广州就不行了,开到中大码头就进不了白鹅潭了。这一点就不如上海了。

鸦片战争后,很多十三行的商人跑到上海去做生意,民国时期上海最有名的百货公司,比如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全都是广东人开的,而且多数是当时的香山县人。我1965年去上海出差的时候,听一位复旦教授说当时上海有100万广东人,在四川北路到处听得到广东话,还有粤剧戏院。

南都:唐宋时期广州是绝对的第一大港,但你在自己的书里写道,“到了元代初中叶广州屈居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二大港”。

黄启臣:历史上,南宋迁都杭州,政治中心向东南转移,泉州崛起,因此南宋末年至元初,广州虽然保持“海上丝绸之路”第一大港的地位,但却面临泉州的挑战。至元初、中叶(1271-1319),外国人做生意就去泉州了。我在书里的说法是:元代广州一度屈居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二大港,就是这个意思。

到了明清,广州又恢复到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大港地位,因为泉州港口淤积,通航价值变差,失去了天然良港的优势,自然就衰落了。现在广州虽然没有上海的港口条件那么好,但从广州黄埔到香港一路都是深水港,论贸易量还是广州大的,加上走东南亚的南海航线,还是广州更近。联合国1991年2月17日-20日到泉州开会,我认为是当时研究得还不是很深。泉州的确曾一度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的第一港,但只有48年而已。在这段时间里,广州仍不失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二繁荣港口。据元人陈大震于大德年间(1297-1308年)所撰的《南海志》一书记载,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占元代全国外贸“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的64%,很多货物都集散于广州,史称:“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广州)。”所以,广州仍然呈现出一片外贸的繁荣景象。正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Odoric)于1322年(至治二年)到广州旅游所看到的情景所说:“该城有数量极庞大的船只,以至于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市的船只多”。

访谈 C

海上丝路的始发港

到底是广州还是泉州?

南都: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有多个说法,比如徐闻、合浦、广州、泉州、宁波等,您个人观点是什么?

黄启臣:汉武帝公元前111年统一岭南之后,开辟了一条从广东西南部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出发港肯定就是当时广东的徐闻、合浦和日南(今越南境内,那时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三个港口可以被称为始发港。《汉书》里写得很清楚,徐闻、合浦、日南。《汉书》离现在2000年了,历史学的基本逻辑就是这样的:我们后人不能说古人写错了,也不能用后世新的说法去否定它。班固刚写《汉书》的时候,当时的人可以说他乱说,2000年以后的我们就不可以了,因为我们后人拿不出证据去证明他是写错的。我主编那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里关于始发港的部分就是以《汉书·地理志》作为依据写的。

现在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有的说是广州,有的说是泉州,但是,真正搞历史研究的人不会这么下结论。我在书中也不这样写,只讲事实,不讲宣传。泉州的学者我很熟他们,他们也不会说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只有徐闻、合浦是写在史书上的。我说了不算数,《汉书·地理志》写的才算数。

我记得十几年前香港有个电视节目《百万富翁》,里面主持人有一个提问:丝绸之路从哪里出发?给出两个选项:广州,泉州。结果说泉州对,广州错。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就这样被大众接受和宣传开了。

然而,泉州的历史学家,包括研究丝绸之路的专家也不敢说这句话,因为没有根据。但是后来为什么说它是始发港呢?因为1970年代泉州附近的后渚港发现了半艘宋代沉船,从考古学意义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发现,拿到这半个沉船了之后就在当地建了一个海上交通史博物馆,把船放在里面给观众参观,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名声就广为传播出去了,联合国的考察船就到了泉州开会。泉州市还有一批学者在研究这半艘船,还创办了一本学术杂志叫《海交史研究》。此外,泉州还发现了一大片回教徒的墓地,有众多墓碑和小寺庙,这个要素在宣传上是非常重要的,相当于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从泉州出发的物证。列宁说过,谬论重复1000次就成为真理。

南都:在古代,这条海上贸易通道带来的除了经济方面的影响,广州还有哪些文化意义值得挖掘?有哪些现存的文化遗产可以印证?

黄启臣: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对外贸易的通道,又是东西方国家文化交流的通道。除了做生意,还有人文文化交流,最突出的就是传教。从西晋太康二年,外国人在广州上岸开始,外国的贡使、商人和僧侣纷至沓来广州贸易和播道,于是佛教传入了。其实佛教传入中国除了陆路以外,还有一条从海路经广州传进来的路径,现在广州还有个“西来初地”,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证就是徐闻县的古港遗址,遂溪出土的外国银币,还有合浦县(今属广西)出土的外国宝物、银币以及乾江三叉港口。

历史上广州还有“蕃坊”,也就是外国侨民居住区,到了唐代,住在广州“蕃坊”的外国人多达12万至20万。现在位于广州越秀区的怀圣寺白塔,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到了明清时期,最有名的就是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他们也是跟着商船来澳门、入肇庆、南京和北京等地传播天主教的。另外还有十三行街,也就是现在文化公园一带。十三行因为鸦片战争期间的几次火灾就衰亡了,十分可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打我们,在白鹅潭打仗,结果十三行是我们自己人出于对英国的愤恨而放火烧掉的。所以今天就看不到十三行的原址了,十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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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访谈,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南方都市报共同策划推出

08-10版 专题撰文:南都记者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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