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力面前放着电影讲述笔记。
在心目影院内，一位观众带着导盲犬欣赏《八佰》。
↑郑晓洁（左）和王伟力（右）。 采访对象供图
《八佰》正在放映，黑漆漆的影厅里，有人戴着墨镜，有人抱着铁棍。棍尖裹上黑色胶布，棍身漆成白色，反射出银幕的色彩。几只拉布拉多犬趴在主人身边，枪声和爆炸声都不能惊动它们。仔细看，影厅里还有不少特殊的布置：右后方分散放着三个手持音箱，前排一个座位前摆了一张小方桌，台灯照亮了铺在上面的笔记。讲述人王伟力侧身伏在桌前，手持麦克风轻声说着银幕上的画面。
“镜头一转，日军有骑马的，也有步兵排好了队伍，他们要准备进攻了……”他的声音从后方的音响传出，与扑面而来的枪声融为一体。观众们闭着眼歪在椅背上，放映室里射出的光柱色彩变幻。
62岁的王伟力给盲人朋友放了十几年电影。如何讲出镜头感、电影感、形象感，让盲人产生心理视觉？他为此钻研了十几年。他把这看作是帮助盲人融入社会的一个关键药方。但今天，他更关注问题的另一面，怎样才能让全社会都知道，如何与盲人打交道？
讲述《八佰》之难
闭着眼睛听基本就是“外语”片
银幕上苏州河北岸一片肃杀，南岸灯火通明，但这些观众们看不到导演管虎花大价钱构筑的色彩图景。很多时候，电影仿佛是为王伟力一人而放。
《八佰》描绘了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群像，近有“德械师”的英勇士兵，远有苏州河对岸的围观百姓，不少普通观众都只是看个“脸熟”，记不住人名，也搞不清人物关系。而对只能靠声音特征辨别人物的盲人观众来说，挑战就更大了。
压力留给了王伟力，他要在切换镜头的间隙，迅速组织语言，将画面和台词转化为可感的解说词。
把一部电影讲述得盲人也能“看懂”并不容易，在他16年的经验中，《八佰》是讲述难度最大的电影之一。“一看电影我就有点发怵，因为方言太多了，如果闭着眼睛，基本上就是‘外语’片。”王伟力说。
在《八佰》中，上海话、四川话、山东话、河南话、湖北话，天南地北的方言贯穿全片。影院的老观众肖爷爷也有这样的感受，“有一些方言我们听不懂，好歹王伟力老师给翻译过来了。”
战争片的剪辑节奏本来就快，影片时长压缩后，留给王伟力复述台词、翻译方言、描述画面的时间更为有限。好多次，话还没讲完电影就“镜头一转”。
为了讲好这部电影，王伟力4天里刷了5遍《八佰》。第一遍时，王伟力走马观花尝试找到对这部电影和画面的理解。他也在关注电影哪里交代得不清楚，叙事中哪里有模糊点等。
“不同的导演会用不同的视觉语言拼凑画面，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就容易产生一些误解。第一遍主要是先去熟悉电影，找到误解点。”他解释。
重刷第二遍之前，王伟力对照影评和剧透，把“搞不懂的点都弄出来”，再到电影中找答案。随后的几遍，王伟力要尽量熟悉到“下个镜头都非常清楚”的程度，做好讲解语言的准备。
“反复看，琢磨导演这一段说的是什么意思，整体上体现的是什么。”电影讲述是一个凝练和选择的过程，很多场景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但讲述者必须用一句话说清楚。
坐在电影院放映厅里，王伟力一遍遍认人脸、理剧情。他也有累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就眯瞪（意为小睡）过去了。
声音与触摸
为盲人还原世界的模样
每周六是心目影院的放映日，这是王伟力和夫人郑晓洁成立的一家专为盲人放电影的机构。人们被新冠肺炎疫情隔绝在家，心目影院的线下放映一度停摆。9月5日播放《八佰》，是心目影院疫情后的首次线下公开放映，也是该机构的第900场电影。
早上8点多，王伟力和郑晓洁就赶到了北京正阳门外的保利国际影城，志愿者们也陆续到了影院。王伟力习惯自己布置场地，电影院有完备的音响系统，但缺少关键的“讲述音箱”。
在电影中，声效是临场感的重要来源。租界里的戏声、哨声、卖报声，四行仓库外铁板撞到墙上的声音，风吹开旗子的声音……“对于盲人而言，越好的声音呈现，才能越对得起他的耳朵，这是他们基本需求的特点。”王伟力解释。
“《八佰》的声音特别好，由左到右好像身临其境，子弹击中物体后‘啪’的一声都听得出来，过去的老电影就没有反射回来的声音。”细腻的声效让肖爷爷有了新的认识：过去只听说子弹能伤人，这次确实感觉到，“哎呦，枪这东西不好惹”。
为了不和电影对白冲突，讲述者的声音就要来自不同的方向。开场前，王伟力把音响摆到影厅的右后方，声波在空间折射，送进每名观众的耳朵，就像有人俯在肩头讲故事。他形容这是“耳语化讲述”：声音既要抑扬顿挫，也要抑制情感和音量，以营造轻松、熟悉的环境。
立体声音效为盲人观众绘出了世界的大致模样，王伟力的讲述穿针引线构成了盲人观众脑海中的画面。但对盲人来说，他们对世界的真切认知，更多来自于自己的触摸。
肖爷爷小时候赶上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军事博物馆组织人员来学校讲战斗故事。工作人员拿来了手榴弹模型、士兵用过的瓷碗、爆炸后的弹壳。“这么硬的铁块都给炸得坑坑洼洼，七扭八歪甚至残缺不全了，这要是炸在人身上那得是什么情形。”指尖传来的触感让他有了新认识，“确实摸起来有一种震惊的感觉”。
但对肖爷爷来说，地雷、枪支这些没有摸过的物品，他就没什么概念。早在做助盲工作初期，王伟力夫妇二人就意识到触觉对盲人的重要性，开启了“盲人触摸”项目。十几年来，他们带盲人朋友摸过陨石、卫星、运载火箭、战机、银锭桥、长城……
郑晓洁带一位盲人朋友摸完长城后，对方当时就给家里打电话，“我以为长城就是个土坡呢，今天一来，长城这么雄伟！”摸完运载飞船，一位盲人朋友感叹，“研发太不容易了”。
“这一下就解决了他是谁的问题，他是人，他不是残疾人。”在王伟力看来，为盲人放电影，亦是帮助盲人克服心理、视觉、信息上的束缚和障碍。
心目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梁江波也是一名盲人，他其实不那么热衷电影，但对此也颇有感触。“平时生活当中不可能总揪着别人告诉我，这个人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子、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楼房有什么特点。但是通过电影的讲述，很多时候能实现这一点，让我有更多了解。”
“走到马路上，旁边都是水沟，底下哗哗直响，跟讲电影描述的是一样的画面。”在另一位盲人观众丁海英的体验中，生活中听到了相似的声音，他们就会想象看电影时听到的画面。
“如果没有视觉讲述的功能补偿，他就是一个残疾人。而视觉补偿越多，他越能回归社会平台，就是越完整的社会人。”王伟力解释。
如何讲述电影
“进入的是视觉，不是故事的来龙去脉”
给盲人讲电影这件事，夫妻二人经历了很长一段摸索期。
为了搞清什么样的讲述能让盲人观众看懂电影，郑晓洁会背对着屏幕听王伟力讲电影，随时反馈哪里没听明白，提问听不懂的声音是什么，王伟力就一遍一遍地讲。
“在我的角度，我注意的是我觉得该说的东西，忘了他们想知道什么。”王伟力解释。问题说多了，王伟力也有着急上火的时候，“你怎么听不懂啊？你怎么老听不懂啊？你怎么还听不懂啊？你为什么听不懂啊？”到最后还急得冒出了脏话。
“我真是没听懂啊，你必须得给盲人讲明白。你得做细，要不就别干了，我职业习惯就是这样。”给盲人做服务前，郑晓洁在航天部门工作，身上透着技术人员的严谨，“所以王伟力老师讲电影，一说我要听，王伟力老师都得病了，他特紧张”。
夫妻二人平时吵架，10分钟后就过去了，但因为讲述电影，两人曾经好几天没说话。为了明白盲人需要什么，夫妻二人对调角色，王伟力闭着眼睛，郑晓洁带着他出门遛弯。
王伟力把手搭在妻子的肩膀上，一路上他都在抱怨，“这全是坑，你害我，专往坑里走。”等睁开眼睛才发现，这是两人平时走过的路线，脚下其实是规整的铺装路面。
“我想他骂就骂吧，又不是真的骂我。你们知道盲人为什么脾气急？他看不见呐，天天都生活在恐惧当中啊。”郑晓洁解释。
争吵和发脾气是为了找到链接盲人心理视觉和常态视觉的方法，不少电影讲述都经历了这样的摸索过程。为了讲好电影《门》，王伟力曾给盲童们讲了一星期，直到他们都明白了，才给观众讲。
王伟力告诉南都记者，一段好的讲述要反映出电影的镜头感。
“黑起，一条小河横贯而过，镜头缓缓地推向小石桥，一群鸭子呱呱呱从桥洞底下游过来，嗒嗒嗒嗒，手扶拖拉机开上桥面，一群妇女拿着棒槌蹲在河边，边抽打衣服边说着谁家男人的笑话……”他举例，“故事这就开始了，你进入的是视觉，不是故事的来龙去脉”。
但王伟力也强调，不是什么样的细节都应该详细描述出来。电影《风声》中有一段给女性上刑“骑麻绳”的镜头，画面十分残忍。讲完后，一名盲人大姐就翻脸了，“你不讲点积极向上的吗？”
听到质问，组织者也纳闷，明明是主旋律电影，怎么不积极向上呢。“上刑那段，多残忍呐！”听到大姐的解释，王伟力一下就明白了，这种真实的讲述也可能是一种伤害，你看着无所谓，但听完越琢磨越难受。
“盲人朋友看电影跟我们夜里听故事没什么区别。同样一个鬼故事，夜里12点听和中午12点听能一样吗？所以这一下子提醒我了，讲画面的时候真的要有艺术性，还要有责任心。”他说。
讲《八佰》的时候，王伟力也有所注意。血肉横飞、支离破碎的场景就“压着讲”，适当的时候提一句士兵的伤势，点明战争的残酷性。
盲人影院的15年
服务盲人不是“学雷锋做好事”
经过初期的尝试，王伟力的讲述技巧逐渐成熟，2005年7月，夫妻二人正式启动了心目影院。作为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的服务项目之一，各个相关的盲人支持和服务项目也相继上马。
郑晓洁负责管理和筹款，王伟力是主力电影讲述人。在随后的十多年里，钟鼓楼旁的一间小四合院成了他们的“据点”。每到放映日，小屋子里总是挤满盲人观众，连5路和635路公交车司机都会问盲人乘客：“看电影去吧？”
在这间院子里，“红丹丹”也孵化出不少产品：北京盲人生活地图、盲人模型触摸展、卢浮宫雕塑艺术触摸展、盲人有声图书馆、盲童阅读援助计划……为了维持机构运转，夫妻俩也搭上了自己的积蓄。
王伟力经常调侃，自己上世纪80年代从中科院下海做工程后，因为“不缺钱”才开始做公益。但从2000年到2007年，做工程的钱、房子的拆迁款都投进了助盲项目的研发，前后花了100多万元。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甚至交不起过路过桥费。为了省钱，王伟力干脆就把烟戒了。
这是中国公益的萌芽期，机构缺乏筹款经验，企业和公众的捐款也有较大不确定性。
当时，来自拜耳的捐款支撑了心目影院的运营，但其他项目还有缺口。德国使馆公益项目资助的1.25万元，帮他们顶上了三个月内拖欠的大部分房租。最后的2500元缺口，是一对热心夫妇看到央视报道后，开车送来的。
直到2007年，机构才第一次拿到大额捐款——一名广东老板一口气捐了100万元，“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帮助残疾人”。这笔钱又支撑了“红丹丹”好几年的运营。2011年，“红丹丹”拿到了第一笔5万元的政府支持款。此后，北京社工委、北京市残联、西城区社工委和残联等机构也提供不同程度资金支持。
但直到今天，资金短缺仍然困扰着这家机构。“红丹丹”研发的“助盲识币签名卡”曾贡献了每年70万元的销售收入，用于支撑各大项目，也拿到了专利。但随后盗版横行让这部分收入大打折扣。维持项目之余，机构也没有多余的资金和能力聘请专业的筹款人。
从刚开始投入盲人服务，夫妻俩身边就有不少反对和不理解的声音。一波波慕名而来的采访者也一再询问，他们到底“图什么”。屡屡回答这个问题让王伟力有些疲惫。在他看来，自己不是“学雷锋做好事”，而是在承担对盲人的社会责任。
新冠疫情期间，盲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社交隔离措施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难题。
“他们想去哪儿，麻烦会更多一点，戴口罩不说，还得拿手机扫码，一般情况下他们就不出门了。”王伟力解释。面对疫情，盲人们也有着更多担忧，“红丹丹”成立了微信群，提供心理疏导和信息咨询。
对不少盲人来说，往年每周六的电影放映是他们为数不多的社会交流机会。影院停摆后，不少人都在问什么时候还有电影可以看。“这十几年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这一下子不出来，别说他们，咱们都受不了。”郑晓洁说。
“没有网络的时候，盲人跟我们完全是隔离的，他就是个孤岛。”为此，郑晓洁和心目影院的工作人员轮番尝试各种直播软件，希望疫情中能在网络上播电影。
但一些软件的下载、注册的流程过于繁琐，有的还不支持手机的无障碍语音转述功能。经过比对，他们选择了企业微信，只要把链接发到微信群里观众就能点进来收听。
5月初，心目影院在网上重新开张，“疫情期间的紧张、孤独、焦虑，一下子就放松了。”网络直播也扩大了影院的触及范围，在讲述《八佰》这天的晚上，心目影院按疫情期间的习惯继续在网上直播了另一场电影。
明眼人的困境
如何帮助盲人又不过度？
对于这家深耕助盲领域多年的公益组织来说，如何触及需要帮助的盲人已不再困扰他们。电影讲述等项目，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盲人融入社会的鸿沟。
但夫妻两人多次向南都记者强调，中国有1700万视力残障患者，当前更需关注的是帮助社会了解盲人，告诉公众如何帮助盲人，如何与他们打交道。
这亦是电影讲述项目希望达到的目标。“你跟盲人第一次接触是束手无策，当你学会了讲电影以后，对盲人不再陌生了，知道怎么跟他们交流，这一关过了以后，其实盲人跟你没有什么障碍了。”郑晓洁说。
在心目影院中，志愿者构成了很重要的一环。目前，日常的电影讲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主持人志愿团队、拜耳志愿者协会、星巴克（北京）志愿团队、中国农业银行运行中心志愿团队轮流负责。
但郑晓洁告诉南都记者，虽然很多志愿者对讲电影感兴趣，但真正能达到电影讲述专业门槛的少之又少。而仅靠这一项目，也很难真正改善盲人的社会生活环境。“十几亿人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他们的生活质量就很难提高。”她说。
也正因此，郑晓洁尤其希望公众能将盲人视作社会人。她举例，盲人走进陌生房间时，明眼人应当引领盲人认识房间。“只要你领他走一遍、认识一遍，第二遍就不用管，所有的事情他们自己都能完成了。”
但现实情况是，很多人对第一步的“引领”束手无策，又可能在其他方面提供了过度的帮助。在开展盲人出行项目时，“红丹丹”培训了不少司机师傅配合盲人上下车。不少热心的“的哥”，遇到盲人乘客时，不但做好服务，还免收车费。“其实免收车费不利于他们融入社会，”郑晓洁表示，长期免费也会“榨干”爱心人士。
亦有观察人士指出，现有的不少助盲项目，也未能充分了解盲人的需求。经费和资源错配之下，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在不断填表、给盲人发放重复的物资，却缺少服务和帮助盲人的必备知识。
这家连接盲人和明眼人的机构，在对接明眼人时也屡屡遭遇类似困境。
因为传播资源有限，一些想了解助盲的公众“不知道在哪找”。在普通中小学里直接开展的教育项目，又因资金限制常常搁浅。如果能将20多年来和盲人打交道的经验做成课件，纳入到普通学校的教师课程里，或许能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而这些，都需要政府以及更多方面的参与和支持。
在一个明眼人管理的社会中，盲人的需求很难被切身考虑到。肖爷爷每次出行，都对公交车消失的报站声、盲道上的共享单车以及断头路感到困扰。在王伟力的观察中，心目影院的观众，身上、脸上常能见到划伤和磕伤，盲杖也常被压弯、压折。“顶着这么大风险，不就是为了看场电影嘛。”
但就是为了看场电影，不少盲人一场没落下过。散场后，他们互相搀扶着走出影厅，不时交换着看法。
“我们不能只靠我们，我们得靠身后的四万万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八佰》的演员表缓缓划出时，王伟力抹着眼泪，对照笔记念完结束语，这是准备解说时最难提炼的部分，“我每次讲这种题材时都很受触动”。民族觉醒的故事总能唤起他的深思。
（感谢蒋鸿昌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采写/摄影（除署名外）：
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