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年届70岁的老疾控人、原卫生部疾控局局长齐小秋在分析中国疾控改革时，曾谈到疾控体系会不会“大拆大卸、重新布局”。“从现在的形势看，尚没有这样的改革氛围，上面求稳，下面怕乱，社会没感觉。”他说。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今年，人们经历了自2003年非典以来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常有疾控人调侃中国疾控的发展是“财神跟着瘟神走”，实际上，改革也是“跟着瘟神走”。
大疫之后，上海、北京等各地迫不及待地推进疾控改革，走在了全国总体改革的前面。作为这次疫情的“震中”，湖北更是痛定思痛，决心打造疾控体系改革、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湖北样板”。根据已有公开信息，湖北全省将实施总投资高达1783亿元的“公卫基建”项目，还提出疾控机构主要负责人兼任同级卫健部门班子成员的改革模式。
补短板 湖北6市争建公卫、疾控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向存在感较弱、缺乏话语权的疾控体系受到较多的批评，紧随批评而至的是来自各方的反思。
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制，这一目标已纳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南都记者注意到，疫情后各地重金开展“公卫基建”，例如云南省2月出台意见支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项目，自今年起3年安排90亿元；安徽确定今年全省医疗卫生领域基本建设项目计划开工239个，总投资692.79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来看，湖北在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规模远超其他省份。7月15日，湖北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胡忠凯介绍，为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省卫健委以实施重大项目为载体，指导各地谋划项目1216个，规划总投资1783亿元。
据悉，截至7月中旬，湖北已有145个项目开工建设。同时，荆州市等6个市（州）争取新开发银行贷款35亿元建设公共卫生中心、疾控中心等；同济医院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建设；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疫情防控救治基地也已开工建设。
仅在武汉市，关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投资规模就超过100亿元。
7月20日，武汉市项目“四区两院”集中开工。按照规划，该市在2021年新增四所平战结合新型医院，2022年新增两家医学中心。
武汉市卫健委介绍，鉴于疫情中凸显出的公共卫生“短板”和所积累的经验，武汉市谋划了百余个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P3实验室、血液供应、环境监测、职业病防治和信息系统建设等，“四区两院”项目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启动最早的一批项目。
其中，“四区”是分别在蔡甸常福、江夏郑店、新洲双柳、黄陂前川这四个医疗资源薄弱的新城区各新建1家平战结合、常备1000张床位的三甲医院。这些医院平时用于附近市民的普通医疗救治，在疫情、重大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的战时迅速转化成传染病医院或应急医院。
“两院”指同济医院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和协和医院质子中心。其中，国家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位于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是首个在北京、上海之外设置的国家级医学中心，也是第六个国家级医学中心。同济医院院长王伟介绍，该中心按照“平战结合”的管理模式建设，可在24至48小时内实现平战转化。
“湖北样板” 疾控机构负责人兼任同级卫健委班子成员
在公卫决策机制方面的创新，湖北走得更远，也更引人关注。
6月10日，湖北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打造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湖北样板”，并要求出台“1+N”系列配套文件。
这个锚定国际标准、国内率先探索的“湖北样板”，最大的创新亮点就在于提出强化疾控机构行政管理职能，落实监督监管责任，“疾控机构主要负责人兼任同级卫健部门班子成员”。
7月初，湖北省卫健委公布了《关于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等4个配套文件，作为“N”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管理体制上，该方案提出省市县卫生健康部门试行设立“公共卫生总师”，各级疾控中心主任由同级卫生健康部门领导班子副职兼任，疾控机构设立“首席公共卫生专家”特设岗位，将疾控工作纳入医疗机构的绩效考核和等级评审。
在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曾光看来，疾控机构主要负责人兼任同级卫健部门班子成员，可以省去很多中间环节，疾控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直接把情况和意见汇集到卫健委的领导班子那里，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卫生系主任郑志杰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他向南都记者表示，上述疾控机构主要负责人进入卫健委领导班子这个决策圈，就可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和话语权。“这样可以保障疾控机构及时和决策部门对接，上传下达，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他说。
对于《意见》中提出的在省市县卫生健康部门试行设立“公共卫生总师”制度，郑志杰认为，这个职位相当于公共卫生机构当中负责技术业务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其首先应该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专家。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院长吴清明认为，公共卫生总师应该既有技术属性，又有行政属性。
对于同级卫健部门中的公共卫生总师与兼任卫健部门班子成员的疾控机构负责人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分工的问题，吴清明认为“应该最好就是一个人”。
郑志杰也认为可以是同一个人，“这样关系更易理顺”。不过他更同意将两者分开，因为卫健部门班子中的疾控机构负责人应当是行政方面的主管领导，而公共卫生总师应该是一个公卫领域的技术专家，两者在定位上仍然有区别。
观察
疾控改革的第三条路？
在这轮公卫改革中，各地均在硬件、科研方面大力投入，不过一名在疾控领域工作10年的疾控人指出，疾控改革的根子“不在这些技术层面”。
什么是疾控改革的核心？齐小秋认为是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在郑志杰看来，是理顺疾控机构跟决策部门的关系。他认为疾控机构在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同时，也应有一定的决策权。
在一些疾控人看来，湖北这轮改革将疾控机构纳入公卫政策的决策圈，使其拥有一定的决策权，所以最能触及疾控改革的核心。
实际上，疾控系统改革一直有“行政化”与“去行政化”两条改革思路，前者即将现有疾控机构改革为独立行政部门，或改为具有一定行政权的附属机构；“去行政化”则强调保持疾控机构的技术专业性和职能独立性，避免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
业界认为，湖北疾控改革没有直接在上述两个改革思路中二选一，而是将疾控机构主要负责人纳入卫健部门的领导班子，这保持了疾控中心的独立性，又能够强化其决策权和存在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院长冯占春认为，同时赋予疾控机构独立执法权和强化其技术专业性的改革可以并行不悖。在谈及武汉的疾控改革时，他认为将市、区疾控中心主要负责人纳入同级卫健委的领导班子等措施是疾控改革的“第三条道路”。
“疾控体系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拥有行政权力，而在于技术工作不受行政干扰，保持其独立的技术性和权威性。”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对外表示。他认为，加强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建设，提升“专业话语权”，避免“行政决策和技术决策脱节”，应该让疾控专家深度参与决策。
郑志杰认为，湖北的改革思路与高福的建议较为接近，让疾控机构在公共卫生决策中更有话语权，而不是简单进行行政化，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子。不过，这一改革是否有效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当然疾控机构的话语权，关键还是要看决策者怎么尊重疾控机构的科学依据，改革要围绕这一点展开，至于到底机构怎么搭建，疾控人是不是应该成为公务员，要根据这些来考虑。”郑志杰说。他建议，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可以给各地更多的灵活性，鼓励地方去尝试自己的模式。
“财神跟着瘟神走”是疾控领域的一句老话。郑志杰对此深有感触，“一个大的瘟疫一来我们就做调整，平时却不怎么管”。他认为，疾控体系建设和改革走出“财神跟着瘟神走”的死循环，需要保证公共卫生相关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郑志杰表示，我国目前还没有公共卫生基本法，公卫决策职责、指挥系统等尚不明晰。“现在是推进这部法律成型的好时机，也是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契机。”他说。
南都记者
胡明山 吴斌 宋承翰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