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海甸
我不曾就读于华南师范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但因缘际会，或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十数年时间里，有幸到该院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几位教授家访书。以时间先后为序，他们分别是：廖子东、潘新熹、李镜池。三位教授都学有专长，藏书也各有特色，参观或借阅藏书，都大大丰富了鄙人悭吝的腹笥，也算是由此得窥学术的门槛吧。廖子东就像那时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一样，专研鲁迅，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家藏的“黄皮书”和胡适文集；潘新熹教的是史记，但似乎于学无所不窥，他也收新诗和时人的著译，这就与他的专擅有点儿出入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经朋友介绍晋谒易学家李镜池，我对易学不识之无，目的仅在遍寻他家的杂著而读之，如此而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羊城晚报》副刊《晚会》上，读过几篇李育中的专栏文字，以谈外国文学为主，他谈自藏的数种《十日谈》中译，津津有味，令我艳羡不已，时隔六十年，至今印象深镌难泯。可惜的是一直没机会识荆，更没机会登堂入室，参观藏书。
日前，想找一部小泉八云的《英国文学研究》，遂以小泉为关键词，在旧书网翻寻。没成想找到一册正是李育中的旧藏。于是索性把书店出售的李氏旧藏翻了一过。这里补充一句，我不知道李氏藏书的数量（网上有文章称，他生前捐书二万部予华师大，去世前仍有藏书四万部，因是耳食之言，缺乏旁证，姑录以备考），也不知道踏足书店之前该店卖掉的册数，更不知道李氏的家人除把书售与该店外，是否还送人和留作自用，反正这家书店的李氏旧藏近千部。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数字，是因为每部书都留下了他的手泽，或简简单单地署“育中”和一“育”字，或钤一“李育中藏书”的闲章。于是，几十年来未能一睹其书的遗憾，所见虽非全豹，至此终算释然。
李育中藏书以文史哲、英日俄俱全为特色，因其嗜画，比一般文史学者多了些画册和画书。有人说，他是海明威的最早中译者，所译《诀别武器》（今译《永别了，武器》）为海明威第一本中译；作为卡夫卡和马雅可夫斯基最早的中译者之一，他应在中国翻译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我在书店没能找到这些书目，无从考证，只能录下网上的成说。他的旧藏，卖家标价从五元至一万五千元不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新书占多数，民国年间的旧书最富价值。一九三二年《诗刊》第四辑《徐志摩纪念号》不足百页，因罕见，标价高达一万五千元，令人咋舌。音韵学家、燕京大学最后一任校长陆志韦，在燕大三诗人（陆志韦、陈梦家和吴兴华，陈梦家在燕京研究院从容庚读古文字，故云）中他是人们谈得较少的一个，诗集出版后几乎不曾再版，我在书店找到一九二三年亚东书局版的诗集《渡河》，出版时间仅晚于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河上集》，称之为最早期的新诗诗集之一，应该不算过分。《河上集》同为亚东书局版，首印在一九二一年，略迟于《尝试集》，李氏藏本为一九二九年第四次印刷，一部诗集，在八年时间里重印四次，在中国出版史上诚属罕见。李藏小泉八云著作凡四部，除《英国文学研究》《文艺谭》两书，还有一部《莎士比亚评传》及英文版《日本童话》，这也多少印证了小泉的著作对中国学人的影响。梁宗岱《一切的峰顶》系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增订版，我藏有该书的初版，窃以为应属八十年间最成功的译诗集，后人难以企及，曾想再买一部复本庋藏，可惜品相欠佳，店家索价一千元也不便宜，遂作罢。李氏的签名本多为学生赠书，也有数部广东文化名人的签名本，以老人活跃于文坛的年份，签名本的数量应远不止眼下的数量。店家在这点上还是有些眼光的，尽管赠书者在扉页上写下了不短的赠言，讨价仍然不高。
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几乎所有的藏书都留下了文字，或随手录下读后感，或提要钩玄，或以条条杠杠标示重点，可见老人家读书之认真。他多年节衣缩食收书的目的在阅读，而绝非装饰或显摆。李氏生于一九一一年，二零一三年谢世，得年一百零二岁。我特别留意到他最后买的两部书，其一为二零零六版的奥登等著《诗人与画家》；其二为二零一一年版的《西方美学史评述》，换言之，他买下前书时已九十五岁高龄，买下后书时刚好一百岁。两书都有圈点，即使届乎眼昏目瞀的暮年，仍读书不辍。
数年前，李氏后人辗转托人送我两部他的遗著，一册为他的百岁纪念集《南天走笔》，收文六十万字。该书以随笔为主，但不全，我在《羊城晚报》读过的几篇书话似不曾入集。他早年的诗集《凯旋的拱门》、报告文学《缅甸远征记》以及《岭南现代文学史》均无缘一读，令人嗟叹。老人原籍新会，生于澳门，曾供职于香港，最后长居广州，足迹遍及岭南各地，不但是现代岭南文学的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而且同类著作迄今未见。另一册为“漫像集”《大家小画》，签名本。书内收大作家、大学者、政治家、演员的“漫像”，虽寥寥数笔，却活画出“大家”的神态。《大家小画》上有一帧李氏挥毫的照片，他身后的书架置画集数十帙，这位业余画家之所以达到一定的水平，与他勤于临募和习画当然大有关系。李育中藏书、读书、用书，三者不可或缺，这才造就了他学者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