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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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同玉
全国政协委员、医学博士，公共管理硕士。现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兼任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多年来持续呼吁政府职能部门重视公共卫生安全设施和保障制度建设，建议加大资金项目投入。
在这次各地的疫情防控应对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表现受到肯定和关注。有人评价这里是上海版“小汤山医院”，“守住了这里，就守住了上海”。这里有很好的科研团队，如在病毒学研究领域，张永振教授团队发现了2000多种病毒序列，超过全球病毒发现种类的三分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的专访。他介绍，在上海累计报告发现的600余名新冠肺炎患者中，96%由上海公卫中心收治，4%的儿童患者则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
今年两会，朱同玉带来的建议是——在全国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布局国家应急医学或者战略储备中心。这个中心平时可以作为一般性的综合性医院，配置1000到2000张床位；在“战时”，应急医学中心能够迅速扩展到5000张床左右的规模。
超大城市的生物安全堡垒
南都：在这次疫情防控应对过程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表现受到肯定和关注，怎么理解这一模式呢？
朱同玉：2003年SARS疫情以后，上海市委市政府极富远见地批准建设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心位于上海市比较偏远的金山区，离市中心有六七十公里，但在建设之初，我们就规划了500亩土地，院外还有500亩的防护林。
我们将医疗区又分成两大区域，一是呼吸道传染病区域，有4栋负压病房，平时常备300多张负压病房床位。另一大区域是其他的传染病，有了这些基础设施，我们可以集中收治新冠肺炎的患者。
上海公卫中心平时就是一个“传染病的综合医院”，我们叫它“专科医院中的综合医院”。我们有40个临床学科，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设备都有，比如人工膜肺氧合（ECMO）。我们是全上海拥有ECMO最多的医院。我们也有大量的呼吸机、透析机。
南都：你怎么评价这个模式对上海疫情防控发挥的作用呢？
朱同玉：由于上海公卫中心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所以疫情对我们上海市中心其他综合医院的临床业务，基本上影响不大。而且，我们也提供了非常优良的患者救治条件，对于医护人员也提供了非常好的生活住宿条件。同时，我们还有一支非常好的科研团队。上海公卫中心对上海来说其实是一个超大城市的生物安全堡垒。
南都：据说，96%的上海新冠肺炎患者都收治在上海公卫中心，只有一部分儿童患者收治在儿科医院？
朱同玉：我还想补充一个数据，截至目前上海一共报告发现了49位儿科新冠肺炎患者，其中有28位是在我们上海公卫中心收治的，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有比较充足的负压病床，可以弥补儿科负压床位的不足。上海公卫中心本身也有儿科，在收治儿科患者上，协助复旦儿科医院的专家团队一起工作，参与患者救治。
南都：在这次疫情初期，很多医院暴露了防护物资不足的问题。上海公卫中心是平时就有防疫物资储备吗？
朱同玉：上海公卫中心平时每年至少有两次全员演习，一般是年中一次年末一次，这让我们做好准备应对有可能发生的重大疫情。这一次疫情发生后，我们是在1月2号开始了我们的演习。在防护物资的储备上，我们平时就有1万多套防护服作为应急储备。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突发传染病，就像平时医院接收病人一样，是一种忙而不乱、有条不紊的状态，我们是打有准备之仗。
传染病医院如何做到“平战结合”
南都：当时是怎么想到要规划一家这样的医院的？
朱同玉：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想到要“平战结合”。第一，单纯的传染病业务，实际上很难支撑一家医院的发展，尤其是像我们占地面积这么大的一家医院，所以我们也有综合性的医疗业务。第二，不少传染病的患者其实也需要综合医疗的保障。上海公卫中心，作为一家传染病医院当中的综合医院，可以满足他们基本的临床救治需求。我们实际上也是为这一类特殊患者服务的综合性医院。
南都：从医院的名字就可以发现，又有公共卫生，又有临床。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怎么来平衡临床和公共卫生这两方面的职能呢？
朱同玉：要追求平战结合，若没有平时的技术储备，没有平时的人员储备，那等到战时，也将很难去决战决胜。一直以来，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是打造一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公共卫生临床人才队伍，这支人才队伍需要我们在平时有非常多不同学科的锻炼，我们在平时就要有非常好的临床业务支撑。
此外，我们也有非常好的科研平台支撑。最近连续几年，上海公卫中心的科研成果转化都可以排在全国医院的前列。
南都：上海公卫中心和上海疾控中心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朱同玉：我们是上下游的关系。疾控中心是前端，是防病，是先手棋；公卫中心是后端，属于救治体系的守门员，是后手棋，两者不可偏废。公卫中心实际上是应急医学中心，它不仅仅针对传染病，比如发生一些灾难（比如台北发生的粉尘爆炸），需要一下子有几百张床位紧急救治，这种情况也需要应急医学中心。
“要做医疗界的华为”
南都：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人员占比非常高。为什么医疗机构有这么高比例的科研人员？
朱同玉：上海公卫中心科研人员和医生的比例大概是1：1.5，这个比例我相信在全国的医疗系统中我们是占比最高的医院之一。所以我们是真正的研究型医院，以科研来驱动医院发展。连续几年，我们专利转化在全国名列前茅。今年前4个月，我们专利转让获得的收入超过3个亿，其中有2.5亿是和疫情有关的药物研究相关专利转化，另外还有5000万是结核病的研究成果转化；目前到位的经费已经有7000多万。我们医院的科研投入占比达到5.7%，一般医院的科研投入只有1%-2%。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成为医疗系统里的华为，要具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要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不但是科研中心、创新中心，我们也希望打造成知识和财富创造中心。
南都：医院里的科研成果转化是怎么做到的呢？
朱同玉：上海公卫中心专门成立转化医学部，有专门的转化医学团队，围绕中心科技创新，社会资本专门成立了科研成果转化的天使基金，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自己的孵化器。转化医学实际上是一个完整体系建设。
建议国家来布局应急医学和战略储备中心
南都：你建议在全国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布局国家应急医学或战略储备中心。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
朱同玉：我们上海公卫中心也需要一个升级版。这次全国有8万多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下一个传染病什么时候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肯定需要“先手”——一个完备的疾控体系；但我们也不能漏掉“后手”——应急医学救治体系。实际上，先手、后手两个都要抓、都要硬。
南都：这样一个概念和上海公卫中心的模式有何不同？
朱同玉：如果发生十万人感染以上规模的传染病，比如说仅仅在上海一个城市就有超过1万人的感染者，我们有什么样的应急措施？上海公卫中心现在的规模还不够。我觉得国家需要在千万人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布局比较大规模的应急医学中心，这是一种战略储备。应急医学中心平时可以作为综合性医院、临床研究医院和科研中心，战时可以转变为应急医学中心，应对突发传染病、重大灾难等情况。我想全国十大城市要布局这样的中心，保障城市安全。
如果一个这样的应急医学中心可以有5000张床位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一个城市至少赢得两周以上的时间。这样城市其他医院的几万张病床就可以比较从容地腾空，来应对大的灾难性的疫情。
南都：目前国内传染病领域的人才培养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朱同玉：怎么样打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公共卫生人才队伍，是我们未来应对大疫情的根本保障。我觉得要从三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引人、育人和留人。
引人，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平台，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它不但是临床平台，它更是一个学术平台。在我们这里，你不单单是做临床医生，你应该做临床医学家，这就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育人，我的建议是建立卫生应急预备役，比如上海公卫中心有200多名医生，但实际上应急情况下我需要800名以上的医生。另外的五六百人可以在综合性医院找，他们的编制可以在上海公卫中心，平时半年在综合性医院学习，半年在公卫中心学习，我们付一半的工资，那边的综合性医院付奖金和绩效工资。这样，医护人员可以获得提升机会，用人单位也可以使用人才，对公共卫生应急来说，我们也磨合了一支非常好的队伍，其实是建立了一个应急预备役的人才蓄水池。
留人，要用待遇来留人。我们公卫中心的人才薪酬水平和综合性医院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薪酬的联动机制，能够提升薪酬待遇留住人才。
声音
如果一个这样的(国家)应急医学中心可以有5000张床位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一个城市至少赢得两周以上的时间。这样城市其他医院的几万张病床就可以比较从容地腾空，来应对大的灾难性的疫情。
采写：南都记者 吴斌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