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马连良拜访杜月笙合影。右起为马连良、万墨林、钱培荣、徐懋堂、赵班斧、杜维善。
杜月笙在上海参加会议，难得见他微笑的照片。
前坐姚玉兰，后排右起杜维善、孟小冬、杜美如。
2009年董存发第一次拜访杜维善夫妇。
杜维善在书房欣赏钱币。
南都讯 记者黄茜 提起海上闻人杜月笙，无人不遥想上世纪初被誉为“东方巴黎”的上海滩，以及一段纸醉金迷、风云际会、精彩人物层出不穷的旖旎岁月。
作为青洪帮帮主、黑社会老大，杜月笙自身就是一个传奇。他一生娶了五房太太，育有八子三女。年深日久，杜家子女早已远离青帮行当，且大都移居海外，术业专攻、各有所成。
今年3月7日，杜月笙第七子、知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爱国华侨杜维善因病在温哥华辞世，享年88岁。3月30日，杜月笙二公子、常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供职的杜维垣亦在美国撒手人寰，享年99岁。至此，杜月笙的男二代八位公子已全部过世，子女中只有94岁的杜美如健在。
老一辈先后辞世，意味着一个时代渐行渐远。无论杜月笙本人，还是老上海著名的杜公馆，无论是庞大的杜氏家族的内部纷争，还是杜月笙与孟小冬的恋情，与戴笠、章太炎、章士钊、梅兰芳等名士的交往，无论是他对江湖友朋的“仗义”，还是对国民政府的“愚忠”，都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坊间传闻纷纷，乱花迷眼。为了从前人记忆里打捞出些许真实，南都记者采访了杜维善生前弟子、《杜维善口述历史》撰稿者董存发先生，请他谈谈杜家七公子不为人知的一生，以及曾经煊赫一时的杜公馆的陈年旧事。
一生笃爱钱币收藏的杜家七公子
照片里的杜月笙棱角峥嵘、面目清癯。杜维善的容貌随父亲，但多几分文质彬彬的书卷气。杜维善1933年出生于上海。他的母亲、一代名伶姚玉兰是杜月笙的四太太。华格臬路的杜公馆是传统的三进式老房子。大太太沈月英住前楼，二太太陈帼英和三太太孙佩豪分别住二楼和三楼。姚玉兰嫁入杜家后一直没住在杜公馆，而是住在迈尔西爱路的十八层楼706公寓。五太太孟小冬进门后，与“金兰姐妹”姚玉兰同住。
杜维善虽出生于显赫杜家，却从未染上豪门子弟的习性。他抽过两次大烟，都是为了治病。当过一晚上兵，因为超龄，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就被赶回家。他早年上私塾，在台湾完成中等教育，又赴澳大利亚学习地质学，十年时间半工半读，最终学成荣归，在台湾做起了石油公司的地质师。
他更知名的身份是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他与古钱币结缘半个世纪，对心爱之物，有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劲。最疯狂的一次，为了买两枚“半两钱”，他拿新买的房子抵押了20万台币，由此在钱币界博得一个“神经病”的美名。
从1991年起，杜维善先后7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总计四千余枚。上世纪90年代，杜维善将珍藏的丝绸之路古国货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上博为其设立专室予以陈列。2013年，再向上博捐献了410枚西域古代国家钱币文物。时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曾说，维善先生的半两“富甲天下”，而他“对萨珊王朝金银币，收藏之宏富，品种之齐全，研究之精到，已骎骎乎凌驾于全世界同类私人收藏家之上。现为世界私人收藏之首位。”
在温哥华结识的忘年之交
董存发第一次见到杜维善夫妇，是在2009年冬季。那一年温哥华是暖冬，阳光温暖莹润，远山白雪皑皑，近处却绿草如茵。
初见的印象，在董存发是“如沐春风”。“眼前的杜先生，身材修长，着中式夹袄，面带微笑，却有一丝丝威严，俨然是一位和蔼的学者。杜太太，出身名门，衣着典雅端庄，略施粉黛，一切都恰到好处，俨然就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大家闺秀的再现。”
董存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复旦大学学习历史，工作后进修金融，获得MBA学位，在国内从事研究与金融工作，直到2010年，他移居温哥华，开始致力于写作。
“我在上海读大学，对十里洋场的旧上海有特殊的情结。”董存发说。移民之后，他有更多机会拜访杜维善夫妇，慢慢形成规律，每隔一两周就去一次，听杜先生讲老上海故事和古钱币收藏。
《杜维善口述历史：我的父亲杜月笙和杜府旧事》一书从立意到出版，经历了八个多年头。“定期当面拜访杜先生，就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把上一次的记录整理稿交上，求教不明白之处，聆听记录新的内容，还需查阅其他资料佐证、对照。如此反复，虽然单调，但扎扎实实、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在此过程中，董存发与杜先生渐成忘年之交。兴致高的时候，老人还邀他一同吃泡面或麦当劳。
在杜维善先生最后的日子里，董存发一直守候在病床边。他告诉南都记者，杜先生一向对生死达观，走时安详，亲人环绕，没有痛苦。杜先生曾经说观摩古钱币就可以止痛，正如关公读春秋刮骨疗伤，又将死亡譬喻为睡一个不醒的长觉。
董存发说：“到了几近鲐背之年的杜先生，在他的眼里，人生似梦，所谓的德言行的三不朽，似有似无，‘到头一梦，万境皆空’，禅意绵绵。”
访谈
突发心梗、葬礼从简
南都：你在加拿大陪伴杜维善先生度过了最后的时光。请谈谈他发病入院的情形，和刚刚过去的葬礼。
董存发：杜先生对于死亡一直是非常淡定、达观的态度。但这一次发病确实是突发。那天我俩在一起吃泡面。他在发病前跟我说，你上楼去把杜太太叫下来。我觉得他真的什么都知道。杜太太也有哮喘，她坐着小型扶手电梯下楼，五六分钟的样子，我们再下来的时候，杜先生已经心肌梗塞了。杜太太先给他吃了一颗急救的药，但是给他喝水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杜太太说，马上送医院，得叫救护车。我第一次打911，马上就来了消防车。同来的有急救人员，然后再来两辆救护车。当时就在屋里抢救，然后送到医院。
杜太太跟医生说，你们一定要抢救，因为杜先生一定要见到他女儿。我一直守着他，看到他的心跳、血压时高时低。等到第二天中午，他女儿和孙子来了以后，见了最后一面。第三天，他的生命体征就明显地衰竭了。所以，我给大家发的讣闻里提到，他走的时候亲人都在身边，还有郭太太（杜太太的妹妹，也住在温哥华）。他临走的时候是家人和亲友相伴安详离去。
因为疫情，葬礼是从简的。很多以花圈、挽联的形式送到悼念大厅。大厅里也就是杜维善先生一家，我们一家。还有几个朋友过来上个香、鞠个躬就离开了。许多国内的朋友，包括上海博物馆等单位也送了花圈。
老上海旧家门第的派头
南都：在温哥华杜维善夫妇的社交圈中，是否还有一些与其父亲杜月笙一代相关的旧友？
董存发：他父亲那一代人肯定是没有了。杜月笙1952年过世，只有63岁，他同龄的人现在该一百多岁了。但是，同时期的晚一辈的人有很多。比如当年上海的影星胡蝶，她和戴笠有过恋爱关系，牵线搭桥的就是杜月笙。后来胡蝶晚年在温哥华居住，但她不怎么见客。我来温哥华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了。
还有电影演员顾媚，她是香港上世纪60年代邵氏集团的当家花旦之一。后来她改行画画，画得非常有特点。她弟弟顾嘉辉是香港非常有名的音乐家。顾媚在台湾见过杜维善先生的生母。
另外还有五小姐，就是写张学良那首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里的五小姐朱湄筠，她的女儿晚年也在温哥华。在温哥华，有很多老派名人，有来自上海、香港、广东、台湾的政界、学界、艺术界和演艺界的名人。这也是我在温哥华做口述历史得天独厚的条件。
南都：在日常生活里，杜维善夫妇是否还保留着老上海大户人家的那种讲究和派头？
董存发：杜维善先生来自“旧家门第”。这是张寿平专门给他写的《摸鱼儿》里面的一句词儿，最贴切。
杜太太不是上海人，是广东人。杜太太的祖辈是广东十三行世家之一。杜太太的祖父、外祖父那一辈是非常显赫的。她父亲是很有名的收藏家叫谭敬。杜太太是名门出身，杜先生是旧家门第，他们肯定会保持旧上海的派头和“讲究”的，比如说吃东西。杜先生和我在一起时经常吃麦当劳，还喜欢吃方便面。但是，他也知道很多很多好吃的地方，但他的讲究又不是要吃多贵的，多奢华的，他吃非常有特色的佳品。
杜太太也讲究。有时候，有国内来的朋友要去拜访，我必须提前好几天跟杜太太打招呼，而且说好几点，我就必须几点到，不能早，更不能晚。因为杜太太要梳妆打扮。她的衣服并不是时髦的，都是很传统的，无论质地、款式、绣工，都非常考究精致。
他们特别喜欢老上海的口味。有时候杜太太给我们做老上海的茶叶蛋，一旦吃过，一辈子都会记得。他们保持的老上海的那种派头和讲究，不是表面上的，而是骨子里的质地和感觉。
杜月笙特别礼敬读书人
南都：杜维善是杜月笙的第七子，他从小和父亲的感情如何？
董存发：杜维善应该是18岁左右在香港和他父亲第一次合影。他不是长子，排在第七，这些年纪小一点的孩子，通常都没有办法跟父亲非常亲近。杜月笙有五个太太，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大哥、二哥一家住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三楼太太后来陪着两个儿子去英国读书。杜维善先生和她两位母亲住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18层楼706公寓（今上海锦江饭店北楼）。但是18岁的时候，父亲觉得他成年了，让他一起参与一些事情。比如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也会一起照相。那时候他对父亲有了一些亲近感，开始还是有距离感的。
我问他，如果跟你父亲谈话，你要谈什么呢？他说，第一点要谈的就是告诉他以后别买房子了，买了也没用。杜月笙在上海曾有很多房产，他去香港以后，这些房产也没法带走。第二点，宛转地说，他认为他父亲是“愚忠”。忠谁呢？就是忠国民政府，忠蒋介石。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杜月笙说过这句话：“其实蒋总统是把我当夜壶一样使用，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赶快塞到床底下。”
南都：杜维善和兄弟姊妹从小受到怎样的教育？兄弟八人、姊妹三人，为何没有一个“子承父业”？
董存发：国内传说杜月笙怎么教子、怎么严格，这个结论是对的。你看到书里也讲了，杜维善在苏州上学的时候，得了第一名，杜月笙奖励给他一套《四部丛刊》。当时的杜月笙还是一个江湖帮派首领，还没变成后来的实业家或者金融家，他奖励儿子书，是不是很奇怪？
因为杜月笙没有读过书，他对读书人真的是非常敬重。杜月笙周围有很多文人，章士钊、杨度、章太炎等等，他真的是敬重这些读书人。在潘翎写的《旧上海帮会的天堂》这本英文著作里，写到1949年4月28日，杜月笙搭船离开上海。路过浦东老家的时候，杜月笙感慨地跟周围的人说，我小的时候只读过五个月的小学，那个时候的学费是五毛钱，我都读不起。老杜先生是很重视子女的教育的。虽然在杜公馆里抽大烟很方便，但是读书、学习、写字是他特别关注的。
其实应该怎么看待杜月笙这个人呢？杜月笙由一个孤儿，赤手空拳在旧上海打出一片天下。贩卖鸦片、当赌场的小混混，是他早期的发家史。1931年之后，他实际上在逐渐向一个民族的实业家和金融家转化。徐铸成在《杜月笙正传》里列了杜月笙六十大寿的时候，有两百多个头衔，当然很多是虚衔，但另一些，比如面粉厂、橡胶厂这种实业，他是真实去做的。另外就是中汇银行，那是他创办的。这就是杜月笙区别于张啸林和黄金荣的地方。黄金荣一直停留在旧帮会经营赌场娱乐场所的行当，张啸林后来投靠汪伪政权，而杜月笙逐渐转型为民族实业家或金融家。
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上海沦陷的近十年，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是很先进、很时尚的，杜月笙已经认识到帮会的东西不符合时代潮流了，所以他不会让孩子们“子承父业”，而是从事更加实际、对社会有用的行业。
南都：在杜家生活，杜维善先生是否有沾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性？您觉得在他身上，有什么气质是老上海旧家弟子所特有的？
董存发：杜月笙对孩子管理非常严格，根本不允许他们接触大烟。虽然杜公馆的一层一进门的会客厅，谁来都可以在这儿抽大烟。但子女们都不允许接触大烟和帮会。
民国时代的上海是非常开放，也是兼容并蓄的。体现在杜维善身上，比如说，他读的是私塾，然后又在法租界的世界小学学习，在香港台湾读的中学，中学教育是现代教育，后来又去澳大利亚学地质学，所以他的教育过程是一个中西合璧的过程。他的收藏也是这样，他拥有一个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
南都：目前市面上有许多关于杜月笙的传记，在杜维善先生看来，哪些是比较可信的？
董存发：潘翎和徐铸成两位作者的书写得最好。在我和杜先生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我们只参考了很有限的资料。中文就是大陆出的徐铸成《杜月笙正传》，可惜这本书出得比较早，内容不是很丰富。英文的就是潘翎《旧上海帮会的天堂》，我们借鉴了不少内容。还有台湾有章君榖的四卷本《杜月笙传》，这本书我们也参考了很多。但是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优缺点，比如章君榖的《杜月笙传》带有很强的政治倾向，但是书里的一些历史事实大部分是准确的。
但有一些特别的或者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对的，比方说杜月笙的遗嘱，我们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杜维善口述历史》很快会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繁体版，两卷本，书里有些内容是简体版没有的。包括他父亲的遗嘱，我和杜维善先生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去考证。
继承两位母亲许多优点
南都：杜维善的亲生母亲姚玉兰、庶母孟小冬对他的成长分别起到什么影响？
董存发：两位母亲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而且影响是不同的。这两位母亲是金兰姐妹，互相帮衬，互相支持，都非常聪明。比如她们记忆力都非常好。杜维善的记忆力也非常好。
这两个母亲另一个特点是很执着，又都很仗义。姚玉兰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演艺界的学生对她特别尊重，都叫她“孃孃”。“孃孃”是上海话，她人缘很好，待人亲切，而且很宽厚。孟小冬是个老派的，很传统，她一般不和别人来往，到台湾以后也不太出来应酬，这点她和姚玉兰不太一样。
杜维善先生继承了两位母亲的很多优点。他有些老派，但同时也非常宽厚，很执着，他做钱币研究就能看出来。电影《梅兰芳》公演后，杜维善先生说章子怡饰演的孟小冬只演了个皮毛，其实他不是批评章子怡，他只是说，要想演好一个民国人物，可能要了解的知识、背景、素养非常非常多，不是说学一个身段、唱腔就够的。
研究使收藏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南都：杜维善先生年轻时在澳洲悉尼工程学院学习地质专业，半工半读，四年的学业用了十年才完成。以他家当时的条件，为什么还需要半工半读供自己读书？
董存发：老杜先生去世以后，杜维善家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他母亲带着他弟弟到台北的石油公司去找工作，后来没找到，可想而知他们当时家境也并不好。他父亲真的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财产，他出去读书，当时还是由国民党的元老王宠惠担保的。
第二个，我认为杜先生最重要的是自己有一种勤工俭学的精神，一种自立的精神。
南都：他自述在32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与古钱币结缘。除了“抵押房子买半两”这种疯狂事儿以外，您还知道杜维善先生在收藏方面的哪些轶事？他一直抱持着怎样的收藏观？
董存发：除了书里边讲到的抵押房产买半两钱，还有就是买贵霜金币的事情。他每年夏天都要去旧金山的长滩，参加国外的收藏家、研究家的聚会，大家互相交换一些收藏。他从华顿先生那里拿到一些贵霜帝国的金币，当时很有意思，他拿到钱以后就直接揣自己口袋里了，还用手捂着。杜先生说，我先落袋为安，咱们回头再谈价钱。他说，我现在一分钱也没有，但是东西我要全部拿走，我跟你定一个协议，一年之内还你。那一次大概花了五万多美金。其实杜先生那时刚到温哥华，也没多少钱。当时的5万多美金，也是很大一笔钱。这批金币，现在在上博。
他的收藏并不只是为了收藏，他认为收藏者一定要研究，而研究也无法脱离收藏，要配合书本一起研究，互帮互助。因为钱币收藏是一个很小众、独立的门类，和别的收藏不一样。中国的钱币体系很完整，史料很详细。但是在中亚的很多国家，包括两河流域的一些文明，没有很多的文字记载，就靠钱币上一些国王的头像、人名和文字，来揭示一段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所以钱币的意义和作用非同小可。杜维善觉得，研究可以使收藏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收藏又奠定了研究的基础。他收藏的这枚钱在市场上并不值太多钱，但是它说明了一个历史事件，或者对历史有所补白。比如说他捐献给上博的成吉思汗金币和穆萨银币就很有意义，能够讲出很多历史故事。
南都：作为古钱币研究专家，他在古钱币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的成就？谁是他在古钱币收藏和研究上的指引者和领路人？
董存发：他出了很多书。最重要的中国钱币方面就是半两钱、五铢钱和开元通宝。他厘清了战国半两、秦朝半两和汉朝半两，国内外的学者都非常认可。另外，他对丝绸之路古国的钱币研究也很重要。他有一本著作叫《贵霜帝国之钱币》，帮助上海博物馆主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这样一系列捐赠和国际研讨，使上海博物馆在国内的博物馆里成为丝路钱币研究的权威。
他在钱币收藏上的指路者和引路人，有三位老师很重要。一位是台湾的孙家骥，另一位是夏鼐。孙家骥告诉他研究钱币应该从哪里入手。其实杜先生最早研究钱币并不是从半两钱和五铢钱开始的，他最早研究清代的光绪通宝，这是最普通、最普遍的，也是非常容易找到的钱币。所以，孙家骥的指导是非常好的，奠定了他研究钱币的扎实基础。至于夏鼐，杜先生对中亚文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受到夏鼐的启发。他可能没有见过夏鼐，但是读过他的书。还有一位美国的华顿，对于他收藏的境界有很大的提升。
后来他从收藏中国钱币，转到收藏丝绸之路古国的钱币了，而且很多古国的钱币是和中国相关联的。比如我协助杜先生写的一本书是筹码钱，筹码钱就是泰国的一种钱币，用陶瓷来做的，上面写的是中文，但又是在泰国本地作为货币流通的，它是中国文化和本地文化结合非常好的一种钱币，是目前国内没有多少人研究的领域。所以他的视野已经站到这样一个高度了，除了中国之外，他通过钱币还观察到世界上其他的文明。
南都：从上世纪90年代起，杜维善分批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四千多枚古钱币。他为什么选择了捐赠给上海的博物馆？
董存发：杜先生捐赠了很多次。重要的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开了一种风气。在国外，收藏家过世以后通常有两种方式处理生前收藏。一种是整体公开拍卖，这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把这份收藏流传下去，让后人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收藏是个完整的体系，要把它分拆了去卖，就像把一幢著名的建筑拆成砖瓦去卖是一个道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捐赠给博物馆、研究机构或收藏机构。杜先生选择捐赠给上博，因为在他的心目中，上海是他的故乡。作为受过传统教育的老辈人，他有强烈的叶落归根意识。
南都：杜维善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其他珍贵庋藏将归于何处？
董存发：他曾经和国内的许多机构沟通，希望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收藏研究传承。他也曾经委托我和他的老家浦东高桥交流过，希望把自己的收藏展览出来。但这些事情还没有最后敲定，他就突然离世了。虽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路，但没有最后落实，的确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