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1896-1945），作家，浙江富阳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代表作有《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等。
钱玄同（1887-1939），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原名钱夏，又号疑古，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
钱玄同日记手迹之一。
□ 侯桂新
创造社的成立与《创造》季刊等的出版，按照郭沫若在《创造十年》《文学革命之回顾》等文中的回忆，起因之一在于他和张资平等在日本留学时对当时国内杂志——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不满，而试图团结几个留日学生打出一片新天地。当时，这些年轻人目空一切，认为“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不过“差强人意”，流于“浅薄”，《新青年》阵营“除鲁迅一人而外都不是作家”。从这个角度理解，创造社的主将视《新青年》团体的启蒙家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为要超越的对象，对他们颇为藐视，这给双方的关系埋下了不融洽的阴影。当然，《新青年》的主将们当时并不知道郭沫若等的“心路历程”，作为白话新诗的最初试验者，胡适读到《女神》时对其评价颇高，而郭沫若在现场得到胡适点赞时则激动得和他拥吻。不过总体来看，《新青年》派和创造社同人的风格有点格格不入，双方交往不多。
1923年后，《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作为《新青年》主要成员之一的钱玄同，却在此后和一些创造社同人有所来往，包括打文字交道。大约由于心里多少有些成见，他对创造社人物的印象往往不佳。例如，他于1925年3月18日夜曾观看女师大学生演出郭沫若的剧本《卓文君》与田汉的剧本《环珴璘与蔷薇》，同年11月21日则“作致黎锦明一书，有千余字，投《京副》，末了骂郭沫若、曾琦等”。对于郁达夫，也是如此，第一印象不佳，不同的是随着见面次数增多，他对郁达夫的印象彻底改观。
钱玄同自1913年9月来到北京，此后长期定居于此。而郁达夫自1923年2月至1925年8月曾断续在北京生活过一年多时间。两人的交集即发生于这一时期。根据《钱玄同日记》的记载，在这期间，两人一共有过六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发生于1923年2月23日。这天上午，钱玄同正在家里收拾书桌，沈士远来电话邀请他去家中午饭。钱玄同到后，见到了不少熟悉的朋友，包括沈氏弟兄三人（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张凤举、徐耀辰、马幼渔、周氏弟兄二人（鲁迅、周作人），另有生客一人，即是郁达夫。郁达夫夹杂在这一帮老朋友中间，显得有些突兀。他之所以被邀，有可能是由于周作人向沈氏兄弟的介绍。当时郁达夫刚到北京不久，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专程来感谢周作人，后者在文坛对《沉沦》的一片抨击声中力排众议，在《晨报》发文肯定《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让郁达夫很是感激。2月17日，周作人请郁达夫到八道湾家中做客，郁达夫第一次见到周氏兄弟，双方印象不错。因此，这一次郁达夫出现在沈家的聚餐，有可能出于周作人的推举（鲁迅当日日记却说是“张凤举邀午饭”，与钱玄同所记不同。可能是张凤举代邀。另，陈子善据钱玄同日记写有《鲁迅郁达夫的第二次见面》一文）。在这次饭桌上，作为生客的郁达夫有何表现，已难悬想，而钱玄同对他的态度则是敬而远之。他在日记中特意记道：“这位郁老先生，虽则研究新文学的人，可是名大，皮（脾）气太大，简直和黄季刚差不多。我有些怕敢领教，只好‘道谢啦’。”黄季刚即黄侃，与钱玄同同为太炎弟子，个性桀骜不驯，以好骂人闻名。钱玄同将郁达夫比作黄季刚，不知源于现场观感，还是耳闻？其实钱玄同自己也颇激烈，也不少骂人，但他性情中同时有诙谐的成分，所以面对郁达夫才觉得有些不好接近吧。
1923年5月13日傍晚，钱玄同抱病（眼疾）前往新明剧院观看“美专师范系游艺会”的演出。临行前他记得《晨报》的广告中预告6时开演，而他6时半才赶到，正担心没有容足之地，不料进去后一看，人很少，闷坐到7时半，台上挂牌说“今晚7时半开演”，但直到8时仍未开演。这时他左眼疼痛，心中烦闷，天气又热，又担心先演旧剧（他排斥旧剧），散场太晚，而自己明天上午9时还要去北大上课（“明天决不能不去了。昨今新明必有北大学生在，他们若见我戏尽看，而课尽不上，这还成什么话”）……越想越不安，于是毅然决然牺牲了买票的两块钱（这在当时不便宜），出场回家。而当他在场中闷坐的时候，一边咀嚼自己的感想，忽然起了写作小说的念头，回家后仍觉得“若运用观察力将各点分别很忠实记出，便是一篇很好的写实小说”。但他终于没有写，对此他自己认为是由于没有携带铅笔和笔记簿，随时记录材料。其实，钱玄同虽是文学革命的一员猛将，但他其实是个文学的“门外汉”（钱玄同1917年1月1日自评）。大约正因自己乏才，所以他才不敢小看那些有创作才能的人。这天深夜他自省：“我近日读梁任公、张君劢的文章，很觉得：研究自然界为科学；研究人生为艺术，故颇觉悟文学的有用，至于丑恶的描写，以梁任公论道家思想之言解之，亦极有理，故我也不敢轻视郁达夫矣！但如《金瓶梅》，似乎总是病的小说，不是健全的人做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予何必不做小说哉？”这一次观看演出而不得的经历，竟然改变了钱玄同对于文学与道德、为人与为文关系的认识，从而无形中也改变了他对郁达夫的看法，为他日后理解和接受郁达夫奠定了心理基础。
钱玄同与郁达夫的第二次见面要等到1924年6月15日。这天晚上，骆驼社的周作人、张凤举、徐耀辰在中央公园的水榭宴客，现代评论社诸君皆至，同时还有创造社的客人。据周作人日记，到场的共有25人。有意思的是，钱玄同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初识江绍原、郁达夫”。可能是距和郁达夫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16个月之久，他竟然完全忘了这回事，恍如初见。这时郁达夫正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教职。吃饭的时候雷雨大作，大约不便于众人谈话，钱玄同也没有记下对郁达夫的观感。
9天之后，即6月24日，钱玄同第三次见到郁达夫。这次两人都是应现代评论社之邀，地点仍是中央公园，郁达夫在席上有致辞。两人有无交流，不得而知，但人应该是“一回生，二回熟”了。
1925年1月31日中午，周作人和张凤举因陶孟和夫妇回京以及郁达夫将赴武昌教书，共同设宴于东兴楼。这次宴会规模较大，宾主一共23人，钱玄同、沈尹默、林语堂、徐志摩等均在座。席上钱玄同“吃得非常之高兴，我吃了十几杯黄酒，颇有醉意”。想必好饮的郁达夫也喝了不少。当然，吃得痛快，必然花费不小，这顿饭一共费了48元巨资（据周作人日记），是当时北京蓝领阶层如巡警等的好几个月工资。
看来陶孟和和郁达夫人缘不错，两天之后，钱玄同和沈尹默等十人联合在森隆饭店宴请二人，并另外请了15人作陪，到者9人，包括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席上钱玄同“又吃得醺然”，宾主尽欢。
从这两次宴会来看，钱玄同和郁达夫的关系已相当融洽。此后，郁达夫赴武昌任教，两人长达半年没有见面。1925年8月5日晚，张凤举和徐耀辰在东兴楼请客，周作人、钱玄同、郁达夫等一同赴宴，估计郁达夫是趁暑假短暂居京。席上钱玄同“吃得大醉，胡言乱语，瞎闹一阵”。饭后，大家又到东安市场打地球，钱玄同本来不会打，也不愿在人前献丑，但这天趁着大醉，也打了几次，不过一次也没中。离开东安市场的时候，已经过了深夜11点，而钱玄同仍然酒醉未醒。众人怕他路上摔跤，于是派29岁的郁达夫送38岁的钱玄同回宿舍，并且买了两个蜜柑给他吃。钱玄同对此大为感激，在日记里连用了两次“可感”“可感也”。虽然“可感”的对象包括众人，但想必对具体执行护送任务的郁达夫尤其要表达谢意吧。
这大约是钱玄同和郁达夫的最后一次见面，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在深夜里互相搀扶的画面。钱玄同对郁达夫由最初的“怕敢领教”到最终深觉“可感”，可谓正是日久见人心的结果。所谓人以类聚，仔细想想，两人身上其实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世人对郁达夫常常留有颓废的印象，但从他能同时成为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和钱玄同的好友来看，真性情才是他在朋友圈的闪光点。而从钱玄同日记留下的这一鳞半爪，后人对于民国文人的性情与交往亦可得到真切的感知。
（侯桂新，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