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其章
《加缪手记》，（法）阿尔贝·加缪著，黄馨慧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加缪的书，虽然我知道加缪的《鼠疫》更加广为人知。我喜欢这种谁也不挨着谁的随意的浅浅的哲理：“活着并且做自己热爱的事，意味着能够掌控它们。”“在沃克吕兹的山巅过夜。银河一路倾泻至谷中灯火聚集处。一切都混淆了。天上的是村落，山里的是星座。”“有一点傲慢可以帮助我们和人保持距离。这点无论如何都不要忘记。”“伦勃郎那个时代，战争场面都是手工业者在画的。”这本书制作得特别趁手，解决了一个长久的困惑，书的版型和人的体型同样存在一个匀称的问题，宁可高而瘦（窄），不可高而肥（宽）。书套也做得刚刚好，不紧不松，书与套之间互有吸力似的。
《北京杂院》，北京大学聚落研究小组 北京建筑大学ADA研究中心，楚东旭主编，中国电力出版社2019年4月版。这是一本特别的书，在许多书都在赞美“四合院”的时候，“北京杂院”真是有点刺耳甚至逆耳，不由不想起电影《骆驼祥子》里虎妞的一声长叹：“我算逃不出这个大杂院了！”其实，“四合院”是梦，“大杂院”才是真切的现实。本书用大量的彩色照片和数据，解析了老商业圈大栅栏地区杨梅竹斜街及南北两侧十四条胡同的203处杂院。杂院往往是门户大开，不像独门独院的四合院那么森严壁垒。有那么一段时间，我逛北海公园出东门在陟山门胡适故居旁的几个大杂院里转悠，从来没有人干涉，而且还和一位八十岁老住户有了交情，老住户的职业是木工，让我进屋欣赏他打的家具。北京的杂院大同小异，住户们的生存技能各显神通，“螺蛳壳里做道场”乃寻常操作。屋里内景是看不到的，大白天也得挂床帘。本书平面图的绘制非常精确，院史、卧室、厨房、储物间、起居室、腾退房，一一标注，住户们对待本书研究小组很宽容不觉得冒犯了什么隐私，也许他们认为调查有利于改善居住环境呢。几乎所有的平面图都没有标明厕所在哪，这也是胡同里为啥公厕多的原因吧。
《走过半个世纪——笔会文粹》，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文汇出版社1996年7月版。这本书二十几年前买过，如今想用却遍寻不获，只好再买一本。故书重温，别有新的发现，不能说过去读书能力差，一遍有一遍的好处，毕竟是上百位作家二百多篇文章跨度半个世纪的厚书。说一个缺陷，每篇文章后面没有发表日期，对于理解文章的时代语境不大方便。有一处校对之误挺隐蔽，目录页王统照文章“丏尊先生故居追忆”，内文却是“丏尊先生故后追忆”，到底是“故居”还是“故后”？夏丏尊（1886-1946），王统照此文写于夏丏尊去世之后，如果仅是“故居追忆”，格局小了点；如果是“故后追忆”，好像语法又有点儿别扭。只有读了文章，才能确认“故后追忆”是王统照的本意。黄裳名篇《老虎桥边看“知堂”》也是“笔会”的名篇，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未能免俗，我又要他写点东西，如近诗之类，他说近来很久不曾作诗了。也难怪，在老虎桥边是很少可能有打油的‘雅兴’的。他想了一会说有一次在监中为一位朋友题画的诗，写了下来：‘墨梅画出凭人看，笔下神情费估量。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为友人题梅知堂。’”这首诗的真迹尚在黄裳家人手里，不知知堂题梅的原画有没有这样的幸运。
《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著，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版。这本书的版本颇为繁杂，最早是1934年北平人文书店的初版（罗根泽称“事变后书店停业，印出之书，付之一炬。”）十年后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册本。1962年中华书局这个三册版也大有说头，第一二册是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版的“再版”，第三册是中华书局的初版。第一二册由罗根泽（1900-1960）自己作序，第三册则由郭绍虞代序，“‘不禁感慨系之’，真想不到由我来序罗雨亭（根泽）同志的遗著。……但是，到现在，雨亭竟斗不过病魔而逝世了，而由我来序他的遗著了，序他仅仅部分完成还没有全部完成的遗著了。既为私谊恸，更觉得这是学术上的损失。”郭绍虞写道：“雨亭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他不是先有了公式然后去搜集材料的，他更不是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稍加组织就算成书了。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罗根泽于商务版的序里写道：“北京多公私藏书，余亦量力购求，止诗话一类，已积得四五百种，手藁秘笈，络绎缥缃，闲窗籀读，以为快乐。最珍贵者，有明刊本宋人蔡傅吟窗杂录，明人胡文焕诗法统宗。”我购得这三册书有原书主写的购买日期，第一册“一九七三年六月四日，灯市口书店。”第二册红墨水“一九七三年五月，灯市口书店。”“第三册”一九七三年五月，灯市口书店。”看来书主是分两次买齐的这套书，我好奇书主先买到二三册为什么当时不在店里找找第一册？
《万象》第三年第二期，万象书屋1943年8月出版。《万象》杂志寒舍很早就收全了，可是取读极难，因此见到品相很好价钱也合适的零本《万象》就不计重复地买来了。这一期的《万象》很有预言的意味，那是张爱玲与《万象》的蜜月期，那是“一千元灰钿”连影子都没有的时候。张爱玲的中篇《心经》发表在这期，编者柯灵为表重视，于《心经》首页特标“本篇插绘，作者自制”。平襟亚（秋翁）于“出版者言”大吐苦水，一五一十地将刊物的印刷成本“读者试观右列计算表，即以每期印二万册为标准，每册盈利余六角七分半，似可每月获利一万三千五百元，除赠书约三百册，计三千另六十元……”秋翁的题目《不得不说的话》，竟然与一年后为“一千元稿费”与张爱玲打架时张爱玲的题目《不得不说的废话》，仅一字之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