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不同于17年前的SARS，在本次疫情中，各大互联网平台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前所未有的数字化技术的“无接触”效应，提升了防控的全流程、多角色、多场景协同效率。以支付宝“红黄绿”三色二维“健康码”为典型代表的多种数字防疫手段，从浙江、上海等发达地域迅速覆盖全国多地，协助各地职能部门落地数字化“网格管理”，在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等关键时刻支撑了社会稳定运行与政府公共治理，令人印象深刻。
疫情直通车等互联网平台对谣言快速感知和快速辟谣，更对谣言的传播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服务人次都是数亿计。此外，各类APP及小程序覆盖了疫情期间人们的物品采购、在线工作、在线学习、在线医疗、在线健康管理等生活需求，相关互联网平台迎来自己业务爆发期同时，也避免了民众因疫情而出现恐慌，基本生活得以保障，可谓双赢。这也反映出，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才有效缓冲了疫情防控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时至今日，新型社会主体的公益能力和责任意识、参与意识都有了很大提升。一些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公益组织等新型主体，更是被社会寄予厚望。
与此同时，前互联网时代作为公共领域客体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互联网时代开始以公共领域参与主体的角色出现。众所周知，此前社会公共治理领域的政府建构，以政务微博最为典型。而在本次疫情的应急管理当中，数字化、网格化等公共治理手段开始被相关部门重视与熟练使用。疫情作为一个规模超大、时间仓促的极端压力场景，倒逼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虽出人意料，但亦在情理之中。“一网通办”“码上办”“浙里办”等线上城市公共服务入口，从城市到农村，在本次疫情当中得到很多民众的首次真正关注。上海、浙江等地疫情防控与有序复工相关工作得到多方褒奖，除了民众自觉，这些数字化公共治理手段功不可没。
与之相反，疫情当中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往往可归结为公共治理失当，进而可归因于相关部门技术能力薄弱或者说认知态度淡漠。例如武汉红会之前深陷舆论漩涡的物资处理事项，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医药物流企业接手后，依靠科技助力，一天之内便建立了一个现代物流系统。又如部分地方以简单粗暴的封村封路来防疫，与网格化管理一对比，凸显了基层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的不足。
也就是说，经此一“疫”，社会公共治理有望带上“数字化思维”。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者如何在“数字化思维”的引导下，锐意进取，积极变革阻碍数字化技术发挥作用的旧机制，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协同，成为未来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的关键。事实证明，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在几乎不耗费社会成本的前提下，开放、有序地调动内部及外部资源，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生力军。
乐观去看，疫情过后，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地方政府，都很可能要完成从简单的线上化到复杂线上化的转变。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作用将更会深入人心，“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将去虚向实，政府与互联网平台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服务采买）的合作，将使得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也将从国家实力、资源动员能力、社会响应能力等多视角得到重新评估。 □蒋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