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民戴月权 两次被劳教

作者:王世宇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3年01月11日 星期五    编辑:南都   版次:JB37   版名: 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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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戴月权的全部人生中,诉讼、信访几乎占据了一半时间。在2 0 10年,戴月权曾以访民的身份,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讲述安元鼎截访“黑监狱”的内幕。

    2 0 10年,在南都的那次报道之后,北京警方对安元鼎展开调查,一片质疑声中,安元鼎被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立案侦查。

    走出重庆西山坪劳教所20余日,戴月权已经目睹了2次死亡。先是他的一个远房嫂子死了,不久,另一个叔辈兄弟的妻子也在家中去世。

    戴月权觉得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了。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癫痫症日夜折磨着他。长久的上访和劳教经历,几乎掏空了他的身体,“没钱去医院治病”。

    1月7日下午,戴月权在一个记者那里听说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关于劳教制度改革的讲话,匆匆忙忙赶回家中,准备尽快把自己的劳教经历写出来。他已经习惯了写材料。

    去年12月17日,戴月权和一同被劳教的林永良同时获得自由,两人的劳教决定被重庆市劳教委撤销。这个结果让代理律师颇出意料。此前,戴月权的家人曾到法院立案遭拒。

    在戴月权的全部人生中,诉讼、信访几乎占据了一半时间。他还是北京安元鼎截访“黑监狱”举报者。

    2006年7月17日,重庆市铜梁县巴川镇人戴月权进京上访被指无理取闹,“严重扰乱当地社会治安秩序”,被抓回后劳教1年。

    离开劳教所5年后,命运轮回。2012年5月11日开始,59岁的戴月权又一次经历了到北京上访———被带回重庆———送到西山坪劳教所的过程。这次,他的目的是控告“黑监狱”死灰复燃,并决定申请国家赔偿,结果再次被劳教,直到7个月后被重庆市劳教委撤销劳教决定。

    诉讼、信访几乎占据了他一半的人生

    在西山坪劳教所时,廖保翠日夜都在为丈夫戴月权的病担忧。去年9月13日,她接到戴月权在西山坪劳教所里打出来的电话。

    “他的脑壳又开始发疼了。”廖保翠说。重庆西南医院1989年5月的一份诊断证明显示,戴月权患有外伤性癫痫,需要长期抗癫痫治疗。他是一名智力残疾人。

    戴月权头部的外伤是在1977年7月20日的一次工程事故中造成的。根据铜梁县西郭水库工程指挥部当时出具的证明,他被抽调修水库,被工锤打到头部左前额,击昏。此后,他经常感觉到头昏、头痛、恶心、耳鸣。

    因“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戴月权开始逐级信访到北京。上访渐渐成为这个家庭的主要内容。

    去年5月11日晚上9时左右,远在铜梁乡下的廖保翠决定给北京的丈夫打一个电话。

    戴月权去北京有一段时间了。他和同乡林永良搭伴,住在北京一排拥挤的小旅馆里。5月11日这晚,电话接通后,传来一阵杂音。与此前无数次上访被抓的经历一样,这是不祥的征兆。她拨通了林永良的电话:“他是不是遭(抓)了?”林永良回答,是。

    第二天一早,廖保翠开始去找铜梁县公安局、巴川镇派出所以及当地政府,想了解抓人的原因和经过。廖保翠说,这些单位全把她推出门外,“都说不是自己部门抓的人”。随后,她接到一张刑事拘留通知书,戴月权被拘留了,理由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不识字的她过了三四天才去领通知书。

    廖保翠很长一段时间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戴月权被拘留半个多月后,她决定去北京了解情况。

    去年6月17日前后,在北京的廖保翠接到铜梁县警方的电话通知,戴月权被劳教了。劳教地点位于重庆市北碚西山坪劳教所。这是他第二次面临劳教。

    曾经讲述安元鼎“黑监狱”内幕

    在北京,戴月权的“访友”向廖保翠拼凑出了戴遭抓的过程。这在后来戴月权写于劳教所的日记中也有反映:

    “2012年5月11日下午,同四川访民姜成芬一道去南站复印‘公开信’及‘血泪控告’后返回租住房时,在吕村站下车,被自称是铜梁县公安局的十余人逮捕。”

    “逮捕后押上停放在路边的小车里,车内有监控,我要求去距此200米远的住房收拾日常用品及治病被拒绝。”

    “将我逮捕后铐押回铜梁,再铐送于看守所131监视关押。”

    在2010年,戴月权曾以访民的身份,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讲述安元鼎截访“黑监狱”的内幕。

    在戴月权的人生中,那是最为“辉煌”的时刻。彼时,他的遭遇被广泛报道。戴月权是北京截访“黑监狱”的常客,廖保翠、林永良和他都曾被“黑监狱”关押。此前,这些故事和无数小人物命运一样,被埋没在上访大军中,他多次控告“黑监狱”,始终没有结果。

    2010年,在南都的那次报道之后,北京警方对安元鼎展开调查,一片质疑声中,安元鼎被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立案侦查。

    时隔两年,戴月权带领记者采访的四川省上访分流点,正是访民口中的“黑监狱”之一。

    “恶意炒作”再次被劳教

    在重庆市劳教委作出的劳教决定书中,这个行为被指恶意炒作,扰乱秩序。廖保翠说,戴月权赴京上访,主要是此前遭“黑监狱”关押,想要获得赔偿。她始终不明白的是,接受记者采访,为何成了“恶意炒作”?

    去年9月7日下午,廖保翠在西山坪劳教所一大队见到戴月权时,他穿着劳教服,和妻子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说话。他打算通过司法警察往外递些东西,身材瘦小的廖保翠拿到了整整一包上访材料。戴月权的劳教所日记就在这一包材料里。

    廖保翠说,戴月权看起来越来越瘦了,“他对我说,劳教所给止痛药,可止痛药解决不了问题啊。”对于丈夫的癫痫症,她越来越感到紧张。

    黄成城是戴月权在劳教所一个中队的“同学”。2012年6月底,戴月权刚被带到一中队时,小组长告诉黄成城,戴月权是个老上访户,进来时身上搜出很多上访材料。

    黄成城是因网上不当言论被劳教的。在一次家属会见时,他对姐姐讲,很同情戴月权的事情,戴身体不好,他在里面主动打了招呼,他觉得他们和其他劳教者不同,“其他人都是小偷小摸”。

    廖保翠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她回忆,在2006年,戴月权在西山坪重庆市劳教戒毒所接受劳教时,癫痫病发,从床上摔下,导致右手腕手指僵直残废,丧失能力。

    那是他第一次被劳教。对于那次意外,戴月权后来对妻子廖保翠说,他白天时因完不成劳动任务,被罚倒立,晚上头部开始发疼,睡觉时癫痫症发作。

    老上访户的劳教“轮回”

    在妻子眼中,戴月权脑袋不疼的时候,思维正常,经常趴在桌子边写材料,在30年的时间里,他自称寄投的信件数万封。一旦病发,戴月权会抱着头叫疼,什么也不知道,“把屎尿屙在床上”。

    对于他的第一次劳教经历,根据重庆市劳教委2006年下发的一份劳教决定书:戴月权3次被治安拘留后,2005年6月以来,多次在铜梁县巴川镇人民政府和北京等地无理取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机关工作秩序。因此被劳教一年。

    廖保翠认为,这个事实非常可疑。戴月权否认自己到北京上访“扰乱秩序”,自称是在旅馆中睡觉时被警察叫起床,后被铜梁警方押回重庆。

    戴月权在那次劳教结束后,曾把其作为遭冤的理由,继续信访,希望获得国家赔偿。对此,重庆市劳教委认为,对戴月权的劳动教养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是合法、适当的。2008年,戴月权在控告状中提及要求国家赔偿,“但在公安机关未予答复的情况下”,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有关部门申请国家赔偿,致目前申请国家赔偿时效已过,故不予受理。

    林永良的妻子龙德琼见证了这个家庭的遭遇。2006年,在戴月权的劳教决定书中,他的丈夫以证人“供认”的身份出现。在戴月权第二次被劳教时,林永良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他也因同样的理由被劳教。

    这个家庭付出了巨大代价。廖保翠觉得,自己家庭的命运,已经很难摆脱这种轮回:到北京上访,被带回重庆,拘留或者劳教。这次事发后,与5年前相比,戴月权也遇到了同样的维权困境。

    廖保翠一直没有等到法院的立案答复,立案材料也被退回。直到去年12月17日,戴月权被告知劳教决定被劳教委撤销。这也是多数重庆劳教案的解决途径。随之,戴月权被铜梁县警方从劳教所接出,送回家中。廖保翠在家中等到了丈夫。此时,距离他被劳教,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

    戴月权终于重获自由,但他对继续申诉念念不忘。在他的家中,桌子上堆满了材料,他又开始写东西了,这次要写的是被劳教的经过。和此前一样,他又找到了维权的理由,这次他希望跟当地政府沟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扣除医保和社保的标准,恢复他劳教后被取消的补助。

    南都记者王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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