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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王晓华深圳图书馆开讲:

18世纪欧洲缘何掀起“中国热”?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9年01月10日        版次:SC06    作者:张馨怡

    王晓华教授在深圳图书馆开讲。

    中国和欧洲距离接近6000公里。在交通不便利的时代,两国的直接文化交流只能是偶然事件。但梳理欧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热”一度登上舞台,原因为何?日前,深圳图书馆人文讲坛邀请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王晓华带来了一场题为《欧洲历史上的“中国热”》的讲座。

    欧洲的国王穿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

    据了解,中国和欧洲真正的文化交流始于西方对“新航路”的开辟。在15~16世纪之交,经过一系列航海探险活动,西欧各国开辟了通往亚洲和美洲等世界各地的航路。此时,欧洲的自由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和工业化进程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已经显现出巨大的现实力量和潜能,而向东方探索就是这种力量的显现。

    王晓华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意象是背反性的:一方面,它是被发现、打量、观照乃至即将征服的对象;另一方面,她又以其巨大的国土、悠久的历史、绚丽的文明令西方人震惊。后者造就了“中国热”(China Fever),前者则注定了“中国热”的阶段性、过渡性、悖论性。

    “中国热”是指新航路开辟后西传的中国文化在欧洲掀起的羡慕、热爱、崇拜、仿效中国文化的现象。它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在“中国热”的鼎盛阶段,欧洲的国王穿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大臣的夫人乘轿子,戏园子里演出中国的皮影戏,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

    《失乐园》中把中国视为“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王晓华指出,在能找到的文献中,英国“中国热”的痕迹依然比比皆是。譬如,英国伟大诗人弥尔顿在17世纪出版的《失乐园》中把中国视为“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又如,17世纪英国诗人兼散文家考莱也把中国称为“富足的、政通人和的中心”。再如,1621年出版的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症剖析》谈到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国家富庶、没有乞丐,拥有良好的政府管理体系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

    除了对中国的语言、制度、思想感兴趣外,英国人对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时尚”更为热衷。甚至,当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开始批判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时,英国社会对中国时尚的追求一直在发展,并在18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人们竞相追逐和仿制中国风格的壁纸、青花瓷、刺绣、壁毯,并按中国样式装饰房间。中国式园林也风靡一时,形成了“英-中式”花园。

    然而,王晓华表示,欧洲历史上的中国热是背反性的:“从18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笛福对中国文明的嘲讽。在1705年出版的《凝想录》和1720年出版的《鲁滨逊感想录》中,他借鲁滨逊的口说,‘但我所注意的,不在乎他们艺术上的技巧,而在乎他们在宗教事体里所表示的愚蠢,和可笑可鄙的冥顽,我竟以为最蒙昧的野人,也比他们略胜一筹了。’”

    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近80年间,英国文学乃至整个欧洲文学,提及中国或是语焉不详,或是批评多于肯定。进入十九世纪,“中国热”已经彻底结束,欧洲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摒弃期。这时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是一个落后愚昧、停滞不前、野蛮的国度。

    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开始日益尖锐。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中国渐渐变成西方世界眼中一个落后得可以任意宰割的对象,当然谈不上仰慕和向往了,曾兴盛一时的“中国热”迅速冷却。

    本版采写:福田通记者 张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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