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泛黄的日记。
我和父亲的手。
□ 张汤圆（研究生在读，成都）
八年来，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和对方对话，我没有告诉他答案，他也没有停止寻找真相。我不知道他对母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不知道他和其他父亲又有什么不一样。可以确定的是，成长真的是伴随着一个人一生的事情，我和他都在岁月长河中，不断地适应着各自的角色。
2015年，我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他我想改个名字。电话那头的他沉默地听完我想改名字的理由，良久才问：“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一年，我20岁，不知不觉间我和他各自扮演着女儿与父亲的角色已经二十个春秋了。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从不否认，我和父亲的关系都是冷冷的。从小，我便发现我对他的称呼与其他孩子不一样，其他小孩对自己父亲都是喊“爸爸”，而我和哥哥则喊“叔”。后来从奶奶口中得知，喊“叔”疏远一点，孩子才好养活。现在回想，也许我对他的称呼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这种关系持续到他大病一场，我们才开始认真去凝视对方的心情，逐渐和解。
母亲走后，父亲才开始自己养活自己
关于父亲的过去，我并不了解，只是从奶奶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三年级时因爷爷去世而辍学。年纪稍长，伯父和叔叔跟着村里的人一起到东莞租了菜地种菜谋生，只有父亲一个人留了下来，守着爷爷生前建起来的泥砖屋，过着清贫的日子。
1992年，父亲29岁，与母亲拍了一张照片，算是结婚纪念照。由于各种原因，两人没有进行婚姻登记。
结婚照里，他没笑，与母亲并肩站着。母亲则左手握着右肘，眼神清冷且疏离。
2012年的一天，母亲趁父亲不在家，仅收了一袋衣服，走到马路边拦下一辆公车，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父亲，与一位叔叔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没有婚姻登记，离婚程序也就无从说起，所以母亲这一场策划了近二十年的逃跑成功了。
离家后，母亲与我仍保持着密切联系，我并没有特别大的不适。我作为母亲的主要联络人，自然而然地被父亲归类为 “跟你妈是一伙的”。我与他本不亲密的关系，也随之降到冰点。
除了我，母亲并没有告诉其他人，她已经与叔叔开始了新的生活。一来是她惧怕流言，二来，也不希望这些流言对我和哥哥有负面影响。有人问起，她便用在外工作的理由搪塞过去。
也许是出于愧疚，她不断地向我解释离开父亲的理由。不外乎两点，一是父亲从不将她当成一个独立的人看待。二是，父亲没有责任心，对我和哥哥的学费、生活费不管不顾。
她时常用“凳子都没多一张”来形容跟父亲回到家中的情形。生下我和哥哥后，她砍竹子、打零工、开荒山种橘子树，一手一脚支撑起整个家。记得有一次，他们给橘子喷完农药后，需要将柴油机从山脚下搬上马路。父亲要强，不要母亲帮忙抬。但他一个人搬到半路的时候就走不动了。母亲二话不说将笨重的柴油机扛在肩上自己搬了上来。
为了让我和哥哥上学方便，母亲不顾父亲的反对在镇上买下一间瓦房。所以，当我得知父亲因此对母亲骂出“我养个畜生都好过养你”这样的话时，我十分不解。
而父亲确实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我未出生之时，村里的杉木林被木材商买下来砍伐。他向亲戚借钱买了一台拖拉机运木头赚取运费。后来杉木基本砍光了，拖拉机便闲置下来了。搬家到镇上后，父亲舍不得将他人生中的第一辆“车”留在村里生锈，便将它开到镇上停在门口的马路边。一天夜里，一个醉酒的大叔开着摩托车撞了上去，右腿骨折了。他们到居委会协商了一番，结论是父亲需要对此负责。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将拖拉机变卖支付醉酒大叔的医药费。
拖拉机变卖之后，父亲不得不另谋出路。闷了一个多月，他借来一辆小卡车，想要自学。原本以为拖拉机都能驾驭，小卡车自然不在话下。但在第一次试驾，他就撞上了邻居房檐的柱子，所幸人没事，只是将柱子撞坏了。
在那之后，父亲安分地守着村里的橘子树。年末收成好的话，能够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收成不好的话，只能勉强抵清农药肥料的赊账。几年后，村里的橘子树大批大批地干枯死去。山谷里，干枯的树枝上爬满了藤蔓，将整个山头连同父亲最后一丝寄托一并吞没了。
不久，亲戚邀请他一起到外面的工厂去打工。思量再三，他收拾了两套衣服出门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两手空着回来了。理由是他不习惯工厂的约束。对于父亲这样根植于土地的人来说，他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与外界的一切打交道。
母亲离家后，他才意识到，现实早已将他从熟悉的土地里连根拔起了，熟悉的老家也早已被藤蔓盘缠、被白蚁蛀蚀。他不得不跟大多数迁居城镇的农民一样另谋出路。直到2016年，他到家对面的工业墟中找了份开机器的工作。一周七天不间断，两班倒，每月工资大概两千五百块。至此，父亲才算开始自己养活自己。
他从未正视母亲离开的原因
母亲离开的那一年，父亲49岁。这一年对父亲而言，是他人生的低谷。母亲在的时候，他不需要自己买衣服，不需要自己煮饭，人情往来皆有母亲包办。他需要操心的，不过是烧两壶每日泡茶用的开水。但我觉得，对他冲击最大的，并不是母亲离开后，他需要开始学着自己照顾自己，而是自己觉得面子受损，抬不起头来。他从未提起过自己对母亲的感情，也不正视母亲离开的原因。
尽管我和母亲都对外统一了口径，但是在乡土社会，从一而终的观念深入人们的骨髓里，母亲长时间不归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街坊邻里谈话的内容。甚至有邻居会戏谑地向父亲打听母亲的去向，或者肆意评论几句。
在我眼里，父亲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社交，懂得圆滑处理问题的人。所以每当面对这样不怀好意的“关心”，他都是沉默不语，转身回屋，拿起茶壶往杯子里满满倒一杯茶，一饮而尽。渐渐地，他闭门谢客，终日将自己闷在家中，用小音箱播放一些“千恩万爱”“老公辛苦了”之类的歌曲，以驱散寂寞。
为了照顾父亲的感受，我会帮他挡下一些不怀好意的街坊的提问。但无论我如何维护，仍然无法安抚父亲敏感的神经，一直以来，我都觉得父亲内心是清楚的，只不过他需要一个人来告诉他明确的答案，而我就是有这个答案的人。我虽几次想要开口向他说清楚，但考虑到一旦说破，父亲也许无法承受，亲戚们也肯定会对母亲的生活造成打扰，两难之下，我选择了沉默。
然而我越是沉默，父亲的反应就越大。那一年我在离家30公里外的学校读高一，每到周末回家，父亲会抓住我逼问，让我做出选择并明确告诉我：“跟我，我可能没钱供你读书，跟她，你就相当于卖了你妈拿钱读书！”每当我为母亲辩护，希望他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做得不恰当的地方，他便会用“你们都没错，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是我逼你们的”“这个家是我一个人拆散的”这类反思式推脱责任的话术来反驳。
对于母亲，他选择的是迂回战术，将对母亲的一些猜测透露给亲戚，然后充当和事佬的亲戚们便会对母亲进行施压。母亲尤其反感，忍无可忍下，她打通父亲的电话与他争吵。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父亲被母亲数落得像个孩子般一边咒骂一边嚎哭。从那以后，父亲嗜烟嗜茶的生活多添了一件：嗜酒。
父亲带着无助的哭腔向我求救
纵观父亲与母亲生活的这十几年，他是否算得上是一个及格的丈夫呢？我不知道。但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幼稚的父亲。
当我意识到不能与父亲硬碰硬后，便下意识地减少与他单独相处的时间。也许他也感觉到我在逃避，便换了个方式，开始给我写信说理。他会撕出几张信纸，写得满满的，以“女儿”开头，以“父亲”为落款，然后压在桌上，用几本书或几张DVD碟片压着，露出半个角，等我收拾桌子时发现。我看完后一般会放回原位，不拿走。父亲便以为我没发现，几个回合下来，他放弃营造不经意才能发现的“惊喜”，直接趁我不在时放到我书桌上。
就这样，我和父亲的关系时好时坏，一直僵持着。直到2018年，他生病入院。
那一年端午假期前夕，我赶作业到了凌晨三点，睡下时特地将闹钟取消，想着睡个好觉。早上八点多突然惊醒。查看手机发现屏幕显示着“张老先生”的18个未接电话。我以为他又因我没回家闹情绪，思虑一番还是决定回个电话。
打了两次，接通之后，那头却传来含糊不清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的双脚动不了了”。从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拼凑出完整的经过：他早上六点多起床，上了厕所，回来坐在凳子上发现双脚没有知觉。大门还锁着，他无法求救，我和哥哥都没接电话。这是我第二次听见他的哭声，与上一次的倔强地嚎哭不同，这一次的哭声带着无助与委屈。
联系上在东莞上班的哥哥之后，哥哥请朋友想办法从二楼的阳台翻进去将父亲接到了医院。中午，哥哥的朋友告诉我，经医生初步诊断，父亲是脑梗塞了，需要住院治疗。
当我赶到医院时已经是傍晚。父亲躺在病床上，左半身没有了知觉，双眼红肿着，见到我后将手腕放在脸上掩着，抽泣着。我知道，父亲是个没主意的人。奶奶去世那一天，他也是慌张地从奶奶房间走出来，哽咽着，颤抖着声音说：“快去把你婶（妈妈）找来。”我无法控制自己，不断地去想象，在联系不上我和哥哥的两个多小时里，不懂任何医学常识的父亲面对失去知觉的双腿，他的内心会想些什么。
后来我才发现，这一天正好也是父亲节。
二十多年来他第一次给我夹菜
父亲住院的头几天，平日里喜欢当和事佬的亲戚都避之不及，只有小叔来过。见到小叔，父亲就像住院当天见到我回来一样，用手腕捂着脸哭了起来。每次打点滴时，他都会用能动的右手拿起他那表皮生了锈的按键机，按下“#”号键开了锁，又默默地放回床头，继续盯着药水一滴一滴地流进输液管。
那几天，我一直对父亲强调出院之后必须戒烟、戒酒，威胁他如果不按医生的叮嘱吃药，日后病情复发我绝不会回来看他一眼。在场的表叔听罢，冷哼了一声后对父亲说：“如果是我女儿这么说，我会一巴掌拍死她，没大没小。”
一直以来，父亲对我不满的原因之一便是：我不愿意与亲戚维系感情。当着父亲的面，我第一次顶撞了他要求我常联系的亲人。而父亲则躺在床上沉默地看着。没有维护我，也没有维护表叔。那一刻，他在想什么，我并不知道。
所幸，大病一场后，父亲的性格柔和了许多。他不再纠结如何将母亲留在身边，对我的态度也从强硬变成示弱。
康复期的半年里，他戒了烟酒，辞掉工作在家休养。为纾解他的烦闷，我将他那已生锈的按键手机换成一个智能手机，并为他注册微信，告诉他如何打视频电话。随后他自己摸索着下载了几个短视频APP，每当看到一些跟孝顺父母、夫妻和睦等有关的内容或歌曲，便有意无意地转发到我的微信上，或者分享到朋友圈。我看到后一般会给他点个赞。后来，他将自己的头像换成了一张“迪士尼城堡”的照片。
2019年9月，我被川渝地区一所高校录取为研究生。开学前，父亲打电话让我回家上炷香，并问我想吃些什么。我想了一下，说想喝汤。
那一天他早早地起床到菜市场买，炖了一锅萝卜花生猪蹄汤。吃饭的时候，他将碗中的瘦肉用筷子分开，夹到我面前说：“你不是喜欢吃瘦肉？”我愣了一下，颤抖着手将碗递过去接。那是二十多年来他第一次给我夹菜。从前，母亲将瘦肉夹给我和哥哥的时候，他都会凶巴巴地指责母亲把我们娇惯坏，也不准母亲按照我与哥哥的喜好买菜。随后，他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将新闻联播的声音调大，没再和我说话。
我知道他一直怪我和母亲合起来骗他，认为是我放走了母亲。八年来，我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和对方对话，我没有告诉他答案，他也没有停止寻找真相。我不知道他对母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不知道他和其他父亲又有什么不一样。可以确定的是，成长真的是伴随着一个人一生的事情，我和他都在岁月长河中，不断地适应着各自的角色。
父亲把自责和疼爱写在了日记本里
离家前，我买了一颗小木槿种在家中的阳台上。父亲晾衣服时撇了一眼黄蔫蔫的花苗，冷嘲热讽地说：“天一热，肯定晒得干脆，能点着火。别指望我给你打理。”半月之后，我收到他发来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花苗长高了一些，小小的枝条上开满了粉红色的小花朵。花盆旁，立着一个装满了水的1.5L矿泉水瓶，瓶盖上戳着密密麻麻的小洞。
最近，我在家中整理旧物。母亲离家后，父亲并没有将母亲的衣物丢掉，而是用袋子装好放在我房间的柜子里。床上的被子和蚊帐还是母亲买的那一套。我将他堆积在角落里的杂物搬出来后，发现一个生了锈的月饼盒。盒子里装着他住院时我给他买的一颗药丸，以及一本十多年前的黄色软皮笔记本。
翻开第一页，记着妈妈、哥哥和我的阴历生日。后翻几页是2003年的一段日记，写着：“这天我最后悔的日子……去探亲回家时，我没有把自己的儿子带在身边，而是让同行一个酒后开车的人带着他返家，结果，出事。因酒后开车，把孩子跌伤，自己又不在场……像这样的事，自己都认为没有做到父母的责任，这事自问自心，良心何在……现在，作为父母用什么可以拉平这一次的过失？金钱，或其他的种种方法或待遇，都不可能。唯有用良心和悔心，去自问吧。睡不着，回想当初情况，闭目难免。心上的过错，永记心中。父亲笔。”
印象中，确实有一次，哥哥因搭伯父的车而受伤。但我记得父亲将哥哥接回家时，只是找来一瓶万花油，让哥哥自己擦，与往常并无不同。时隔十七年，这件事早已被我淡忘，哥哥膝盖上的伤疤也消失不见。我盯着因为时间久远而泛黄的纸张，反复默念夹杂着错别字并不通顺的句子，确认了这日记确实出自父亲之手。往后翻，就是没有任何内容的空白页了。
最近几年来，我偶尔会想起搬家前，我们在村子里的生活，那时家里条件有限，我们一家人都挤在一个放着两张床的房间里，我和妈妈睡一床，哥哥和父亲睡一床，半夜里我总会被父亲的呼噜声吵醒。因为和他的摩擦，我时常会感觉我们一家人团圆的场景越来越模糊，尽管我努力去回忆，能抓住的也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但读完日记的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哥哥跌伤的那一个夜晚，他在鹅黄的灯光下，伏案写下这些文字，身后传来的是我和母亲熟睡的呼吸声，以及哥哥身上的药水味。
合上笔记本之后，我将月饼盒盖上的灰尘擦拭干净，放回了原位，心里想着：需要重新审视一下父亲的内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