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伯（右）去东莞可园采风。
彭伯学着拍照。
彭伯在自己的画室里。
去年，在网上看到大家转发的一条消息，说一本收集了山上留守孩子们写的诗的书《大山上的小诗人》要募集一批画家帮忙画插画。
我马上想到了彭伯。
彭伯全名叫彭海提，今年84岁，是住在广东省泗安医院的麻风病康复者。他会画画，但更重要的是——要是他知道自己能帮上别人，一定特别高兴。我给编辑发了消息，无奈彭伯的画风格差得太远，只好作罢。
几个月后，书做出来了。编辑写了篇文章感谢插画师，尤其是感激那些没选上的画家们。打开一看，第一个写的竟然就是彭伯——
“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又是麻风康复者，自身就属于‘弱势群体’，却愿意主动伸出援手帮助山里的孩子们，这个故事太让人感动了。虽然最后因为作品风格相差太远，未能请他作画，但我们常常谈起他的故事，然后就觉得：歇什么歇？起来干！”
我才知道，不管入选没入选，彭伯的故事一直给遥远的陌生人力量。
人间
谢翠屏(东莞人，曾在泗安医院麻风病康复中心工作)
自己受过苦 于是明白别人的不容易
有一天我不太高兴，垂头丧气地在村里走来走去，不知不觉就走到彭伯的画室里，彭伯正在画画，看我来了，他打了个招呼，却发现我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他也没多问，继续慢慢画画。过了一会儿，他放下画笔，穿上假肢，走出画室，顺手把门带上，把房间留给我一个人。
彭伯就是这样温暖体贴的人。
不少人在网络上看过他的故事，因为他没有手指却坚持写字画画，有人欣赏他要买他的画，他就把钱捐出去，“拿去帮困难的人”。明明自己就是“弱势群体”，却总想着帮助别人，因此有人称他为“无指画师”，说他是“身残志坚的慈善天使”，因此，他还得过“东莞好人”和“东莞市道德模范”的荣誉。
其实彭伯的好，更多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里。
每次一群人到饭店吃饭，他都要我拿他的钱包去埋单，“你们年轻人的钱留着有用，我们老人留着钱没用的。”
到洪梅镇一家好吃的潮汕饼店买绿豆饼，因为是给一整个村子当手信用的，彭伯一下子买了300多块钱。店主欣喜，说要多送两包，彭伯死活不肯收，“你做生意的，又要养家又要交铺租，不能让你亏本了！”
他说，自己吃过苦，就特别明白别人的不容易。彭伯生性敏感，因为敏感，他体谅别人，而又因为敏感，那些麻风病人遭遇过的偏见，发生在他身上，就是加倍的难以承受的痛苦。
“死也要死在外面，不要臭了家人的名声”
14岁那年，彭海提发现自己脸上起了一块块红斑。有人教他一个治皮肤的偏方，他照着方子把铁锈和蒜头混合着涂到脸上，不但一点没有好转，脸上还脱了一层皮。妈妈带他到处求医，始终没有结果，直到家乡的皮防所成立，他才知道，自己得的是麻风病。
那是一个谈麻风色变的时代。麻风病发病原因不明，传染机制也不知道，甚至连根治的药物都没有。学校不让彭海提去上学了，他忍受着身体的病痛，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麻风病的症状在他身上越来越明显，先是皮肤出红斑，后来四肢变得无力，接着手足的知觉越来越敏感，赤脚走在地上像针扎一样痛。他不得不穿上一种老年人才穿的布鞋，忍受同龄人的取笑。为了给家里赚工分，他必须干活，但是别人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插秧，他却因为手指没有力气，怎么都做不好。
身体上的痛楚是一方面，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别人的恐惧——看到麻风病人走过来，街上的人都吓得马上躲开。人们怕他，不敢与他接近，于是他连出门买东西都不敢了。妈妈心疼他，成天为他流泪，为他求神拜佛……
对一个性格敏感的孩子来说，一边忍耐疾病的折磨，又必须忍受无处不在的异样眼光，再加上对家人的愧疚，彭海提一天比一天消沉。尤其在病痛袭来的时候，厌世情绪压倒了他活下去的欲望。
第一次，他准备了一根绳子。
第二次，他准备了一瓶农药。
幸运的是，他每次都被救了下来。
这不是孤例。当年，多少麻风病人面临彭海提一样的折磨，有的人被赶出村子，有的人被送到山上的茅屋自生自灭。彭海提是幸运的，家里人心疼他，村里人照顾他，农业队队长看他可怜，给他安排了生产队放牛的工作，“虽然时间长一点，但是工作会轻松一点。”彭海提一边放牛，一边给家里捡些柴火和牛粪，就这样熬过来一天又一天。
1970年，彭海提33岁。省里有人来调查，要把麻风病人统一收治到麻风村接受治疗，彭海提马上答应下来，“我死也要死在外面，不要臭了家人的名声。”
他被送到潮阳区的竹棚医院，不久以后转到东莞石龙镇的新洲医院。五年后，新洲医院解散，他又搬到省泗安医院，直到今天。
那时候的麻风医院不止是治病的地方，更像个独立的小社会。彭海提一边治病，一边还要做工，只有做工才能吃得上饭。他在医院设立的砖厂里做帮工，后来又去划船掌舵，再后来运水泥、种果树、养兔子……他的手指因为麻风病菌侵害变得麻木，又在劳动中反复受伤不能愈合，不得不接二连三被截去。
医生决定要截掉彭海提最后三只手指头的时候，他哭喊着不肯接受：“医生啊，你砍了我的手指，以后我怎么画画怎么写字啊？”医生安慰他说：“如果抓不住笔，下次我帮你在这里开一刀，切开一点口子，就可以抓笔了。”
彭海提从小喜欢画画。然而，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尾他才重新有了画画的机会。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只是尽自己一点力量”
1980年代末期，因为联合疗法的普及，麻风病不再是一个可怕的病了。治好的康复者陆陆续续领到出院证明，有家的人可以回到家人身边，回不了家的，也可以选择留在麻风医院里，民政局每个月会为他们提供生活补贴。
彭伯早已跟家里人断了联系。他留在了康复村里，不再需要劳作了，他决定重拾童年的兴趣，拿起画笔，开始自学画画。
认字不多，他就省下生活费，买回来一本《草字汇》练习写字。抓不住工具，他就想办法，用铁丝和皮具请人做成一个圈，把毛笔套在手掌上。
再后来，有志愿者进村看到彭伯的画，叹为观止。志愿者想要买一幅彭伯的画，彭伯当然不肯收钱——有人愿意欣赏自己已经是荣幸了，怎么可以收钱呢？志愿者坚持要付，付钱，是对彭伯的肯定。
后来彭伯把钱捐了出去，他说：“不是我画得有多好，只是人家好心，想帮助我这个残疾老人家。可是我都生活无忧了，这钱应该拿去帮助困难的人。”
他又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健康人一样去帮助他人。”
越来越多志愿者愿意到麻风康复村里探望彭伯他们，又表演，又送东西，彭伯全都默默记在心里。他羡慕他们，如果有下辈子，他也想像这些好心人一样，去帮助世上有困难的人。
对他而言，“去帮助人”是健康人才有的特权。他想不到，作为“麻风人”的自己，这辈子也能像健康人一样可以帮到别人。
近几年，他学会用智能手机，学会用微信，也学会在朋友圈点赞。偶尔看见轻松筹的消息，他就要马上穿上假肢，拿一两百块钱下楼，去找村里的医生护士或社工，他们手机里有钱，只要把纸币给他们，他们就能帮自己把钱捐出去。
学会上网，让彭伯看到更大的世界了，想帮的人也更多了。有一次他看见微信里的一篇文章，说一个叫王玉兰的日本老太太滞留中国75年，至今没户口，也回不了家。彭伯问我有没有办法找到她，“给钱也行，筹钱帮她回家也行。”他说：“我知道见不到亲人的痛苦，所以想帮帮她。”
后来他索性把卖画的钱交给我。我们出去走访其他困难的麻风康复村，就用彭伯的钱买电器送给他们，有时候是买电动三轮车，有时候是买洗衣机和冰柜。电器送到村里，村民们都不相信——这个送东西的好心人怎么可能也是“麻风人”？如果有人当面夸他好心，他总会认认真真解释：“我们都是得过麻风的人，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只是尽自己一点力量而已。”
曾经住店被拒绝 他据理力争
但是，善良不代表着软弱。
当有人因为他曾经患过麻风病而对他不公正，他会坚定地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
上世纪七十年代，他怀揣着一封介绍信，从东莞回家乡汕头探望母亲。虽然当时他的麻风病已经治好，但是在别人看来，“麻风病”几个字还是让人胆战心惊，这封介绍信上只得不提麻风，改而用“休养员”三字替代。可是，船家还是看出来了。船家要求他买五张船票，因为他是麻风人，左右四个位置都没人敢坐，要坐船，他必须负责把票买下。面对这个不合理要求，彭海提冒起一股怒气，据理力争，船家只好妥协。
那个时代，“麻风人”坐船的权利要争取，住旅店的权利也要争取。快到汕头，天黑了，他找了一家旅店落脚。前台接待的人看了他的介绍信，谎称所有床位已经住满，让彭海提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去别的店，还是受到一样的对待。眼看天色越来越黑，他走回了第一家店，发现有别人住进去了。
他很气愤，和接待的人吵起来了。“不让我住的话，今天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走廊也好，柴房也好，我只要求有一个有瓦遮头的地方！”最终，他争取回来一个走廊上的床位。
当时麻风康复者出去外面，大多会选择在大街上凑合一夜，根本不敢住店。但是彭海提不愿意接受这种不公平。
说到这里，彭伯对我笑了起来：“那时肯定是我的那句‘再不给我住就跟你回家吃饭’吓着他了。”
他只是在为自己发光 却意外照亮远方的人
如今的彭伯越来越有自信了，他变成了一个亲切幽默又爱说冷笑话的老人家。
前几年他左手无名指的溃疡愈合不了，需要再做一次手术，他故意可怜兮兮地说：“我又没赌钱，怎么要砍手指？”
抓不住勺子筷子的他只能用叉子吃饭，他也自嘲：“看，我吃的是西餐！”
上帝把他留在人间，即使他承受着那么多痛和苦。这是因为，他需要留下来，给别人希望和光。他年纪大了，老龄人的种种问题开始打扰他，穿假肢的痛、难以愈合的溃疡、腰痛、骨质疏松……他还是常常会心情低落，而当火光微弱的时候，他会想起来大家对他的鼓励，想起来自己是有价值的，于是重新点燃起信心。
或许就像一只萤火虫，他只是在为自己发光，却意外照亮远方的人。有人没有见过他，单单是从介绍他的话的只言片语里就能得到勇气和信心。
在看不见的远方，他每天在给多少人勇敢生活的力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