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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超构藏书回归故里记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8年05月04日        版次:GB07    作者:富晓春

    晚年赵超构在读书。

    □ 富晓春

    浙南文成。赵超老(新闻界对赵超构先生的尊称)故乡。博物馆展览厅一隅“赵超构书房”。

    书房不大,七八个平米见方,左侧立着一排摆满赵超老藏书的玻璃门书柜,前面是一张旧书桌与一把老藤椅,桌案上摆放文房四宝,还有放大镜、摊开的书本。正中幕墙上镶嵌着赵超老的巨幅照片,戴着绒线圆帽和秀琅架黑边眼镜,助听器长长的导管环绕于胸前———这是赵超老生前最喜欢的一幅肖像。他全神贯注捧读《新民晚报》的形象,已然成为那个年代永远的经典!

    每次回到老家,我都不由自主地来到博物馆“赵超构书房”前驻足,望着书房里每一件赵超老生前用过的物件,还有他的藏书,心里就有种暖意。我是这批藏书及遗物回归故里的发起人与见证者,曾与当地博物馆有关人员奔赴上海,将藏书亲手从赵超老家属手中接过运抵文成。这虽然不能算作赵超老全部的藏书,但“窥一斑可知全豹”,透过这些书本与纸页,可以窥见一代报人的读书生涯,触摸他浩渊博大的精神世界……

    一

    赵超老出生在我老家那个唤梧溪的小村里,我打小崇拜他。他最早的启蒙老师是他的外祖母,即我叔伯的一位太祖婆。在他很小的时候,我的太祖婆就领着他扒在楼头上望月,给他讲绘本上“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的故事,使他从小就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赵超老和我没见过面,我与他后辈是在他过世后才认识并开始走动。有一次,我专程到上海看望赵超老的小女儿刘芭姐,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招待我:一是请我欣赏赵超老的老相册,二是请我参观赵超老的藏书。这两件事,我都很乐意,当时我正在搜集有关她父亲的文化遗存,并着手撰写《报人赵超构》一书。

    她领我到楼上原先她父亲居住的套间,在一间向阳的房间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赵超老的藏书。实际上这是赵超老生前的卧室兼书房。没有装修,粗糙的水泥砂浆地面,随意地摆放着几架书与一张旧书桌,整个房间显得有点凌乱无章。一束阳光刚好从窗外高楼间隙斜射进来,书柜上的藏书在光线里透着一层暖黄色的余晖……

    赵超老过世20年间,他的藏书一直“封存”于此。

    他共有四个子女,大都是理工出身,长子东戡先生是高级工程师;次子东戬先生早年病故,我没见过面,也是“理工生”;小女儿刘芭姐,是学地理专业的,一直在上海市水利局工作;刘芭姐的爱人陈舜胜教授,从事水产品加工及贮藏。长女赵静男夫妇,可以说继承了父业,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但他们远离上海,一直在北方的哈尔滨生活与工作。

    还好,陈舜胜教授业余爱好文史,当年就凭此而被赵超老选为“乘龙快婿”。他从学校回家经常与岳父摆“龙门阵”,还经常帮助岳父整理藏书,偶或找几本文史类的书读读。每到春暖花开时,静男姐会从千里冰封的北国回到上海小住,她翻译过海明威的名著《太阳照常升起》,与父亲有谈不完的话题。赵超老过世后,她还是照常回来,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在父亲的书房里静坐,环顾父亲生前熟悉的场景,从内心感受着对父亲的怀念与敬仰……

    老家文成正在建造一座博物馆,打算在展览厅为赵超老单独设置一间“书房”,以供后人瞻仰。见到赵超老藏书的刹那间,我徒然想到:倘若将这些藏书“搬”到赵超老故乡的博物馆,那可真是一件“天作之合”的大好事啊。

    当时我曾就赵超老藏书的归宿问题,与刘芭姐进行过讨论。我知道,这些藏书包括遗物,是他们对过世的父亲唯一的情感维系。出于对赵超老后人情感上的尊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缄口不提这件事。

    二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纳闷”着,它充满着好奇,又带着未知的无限猜想:赵超老作为一代报人,杂文大家,写了那么多的杂文名篇,他到底喜欢读什么样的书?他家里的藏书到底有多少?什么样的书才是他值得收藏的呢?

    那次上海之行,让我有了初步的见识,其实赵超老的藏书并不多。依照他在杂文中提到的话说,就是“三个书架的破书”。他颇有自知之明,说较之“那些动辄万卷的学者、作家的书库,那实在是寒伧得很”。究其原因:一是战(动)乱流失。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香港购买的书籍,几乎没有一本留下来;二是“多次淘汰”,筛选,留下的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用得上的书。

    据保守估计,赵超老晚年最后留下的藏书应该在1500册(种)左右。有一部分,他在世时,就分赠身边的人了。他有个习惯,就是不喜欢或用不上的书,会很快处理,大都送人———他身边的好多同事、亲友都得到过他的“惠赐”。我所知道的,就有二人:一是《新民报》创始人邓季惺的内侄女邓传理,赵超老曾经将收藏的一纸板箱50余册英文精装本赠送她。二是《新民晚报》同事张循,他们属“忘年交”,时人戏称她“社长的女儿”,赵超老让她自己挑,对方挑走了“两大捆”,包括文学名著《死屋手记》《战争与和平》《简爱》等老版本。

    赵超老过世后,也有一部分“流失”,其中包括家属留用或当作纪念物分送亲友。尤其是名家赠本,目前已很难收齐。譬如巴金题赠的《说真话的书》,就不知所终。凡此不胜枚举。刘芭姐赠我的几本赵超老藏书,我珍若拱璧,小心地收藏着。这几本书大都留有赵超老墨迹,或名人题签,弥足珍贵。其中有“西湖三友”周谷城先生题签的《诗词小集》,还有一本丰子恺先生的译作《石川啄木小说集》,是丰先生当年题赠赵超老的,扉页上还留有丰先生的一枚钤印。

    最终被故乡博物馆收藏的赵超老藏书,计1095册(种)。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文学类,包括古典、现当代,以及外国文学;二是文史类;三是新闻杂文类。文学类藏书,主要以经典文学名著为主,书目如《汉书》《后汉书》《唐宋文举要》《佛国记》等,其中有小部分为开明书店与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民国老版本。

    有一点颇感意外,文学类藏书中古典诗词竟然占了大头,赵超老的专业新闻杂文类藏书反而较少,仅占一成。陆游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应该便是这个道理吧。写杂文要当杂家,必需到书海中广泛涉猎,开阔视野,才能“下笔如有神”。

    赵超老生前担任过上海辞书出版社副社长,还是《辞海》的副主编,因而在他的藏书中,辞书类图书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有不同版本的《辞海》,还有《世界历史词典》《俄华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名家赠书,见到的有苏步青的《苏步青文选》,苏渊雷的《论诗绝句》,金性尧的《炉边诗话》等。

    文学期刊也在他的收藏之列,主要有《译文》《随笔》《外国文艺》等。他最钟情的是《译文》杂志,从1953年创刊号开始征订,至1959年改为《世界文学》,一直到1964年“文革”前;“文革”后的1977年复刊,他又开始继续征订,一直到1982年止。其间主编几易变更,出版社也换了茬,但他仍然还是“老订户”,而且将大部分的期刊作为藏书留了下来。

    在赵超老的藏书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外文图书,而且大都是老版本。其中有英汉,或日汉对照的版本,如:《被出卖了的春天》《孤星泪》、《罪与罚》、《克罗狄阿》等。有部分是纯英文,或英日对照的版本,如T heSketch-book、T he Callof the W ild等。

    翻开这些泛黄的书页,随处可见折痕或用钢笔划成的横杠杠;在书页的空白处,是用尖尖的铅笔书写的密密麻麻的蝇头外文字母……殊不知,一代杂文大家,还是一个外文自学爱好者。在他繁忙而紧张的报人生涯中,他曾先后自学过英、日、俄三国语言,对英文尤为钟爱,曾被身边知好戏称为“半个外文专家”。

    赵超老的藏书,几乎没有统一的收藏标记,除了部分书的扉页或封面上有签名外,大部分是“原书原样”。藏书章未见过,藏书票倒有过,可他却很少用。著名篆刻家王个簃先生曾为他雕刻过一枚“自用印”,偶尔会钤印在藏书的扉页上。有枚“林放藏书票”,是著名版画家杨可扬先生的杰作。画面上,一排像士兵一样矗立的森林背后,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冉冉升起……表达了赵超老笔名“林放”两字的深远意境。

    遗憾的是,这枚藏书票留世不多。在赵超老的藏书中,竟然找不到一张可以保存,或供博物馆展示的。后来,我在上海《新民晚报》李天扬先生处找到了一枚。他拍了照片发我,我赶紧将其放到《报人赵超构》一书的图页里,以免受时光的磨损与剥蚀,以后再也看不到它的“容颜”……

    三

    当我将一本又一本藏书翻捡出来,轻轻擦拭去蒙在书页上掩盖岁月的灰尘时,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倏然明朗呈现于眼前。在那盏伴随他数十年陈旧的台灯下,远远的仿佛还能隐约见到他躬背苦读的身影;在打开他的藏书泛黄的纸页之间,似乎还能感受到他的指尖翻动书页的声响……

    赵超老从没拥有过专门的书房,大都卧室会客兼书房“三合一”。住在石库门那会,子女成家立业,住房空间逼仄。前楼和楼下客堂间给子女作婚房,他老两口挤在一个十平方米的亭子间里。书桌放在楼上走道旁,三个“书架”放在前楼过道。书架极其简陋,是用一个个粗糙的肥皂箱叠起来的“书柜”。搬到新房后,他还是保持原有传统的“三合一”格局。三个“书架”换成了三个敞开式的木制书柜,算是“鸟枪换炮”了。

    读书、写书、藏书、赠书,赵超老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到书店翻书和淘书,是他办报之余最大的快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他购书最多的“鼎盛期”。上海的旧书店都是国营的,最有名的是福州路、淮海路、四川路三大家,赵超老提着一只装书用的布袋,经常到此光顾,流连忘返。

    他留下的藏书大都是从旧书店里“淘”来的。

    我曾不止一次来到赵超老生活过的上海,来到当年赵超老闲逛的这些路段,在栉次鳞比现代建筑的缝隙间,在繁华而喧嚣的闹市区溜达,停留。我竟然徒生莫名的惊喜与惶恐,生怕冷不防遇见赵超老街边书摊弯腰挑捡旧书的背影,生怕那永不可能的邂逅真实涌现眼前……

    到了晚年,赵超老读书阅报,尤其是一些厚重的大部头,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他便想了个办法,请师傅专门做了一个木制的“书垫”,将书放在上面,摆在书桌或放在床铺被背上阅读。“书垫”与摊开的图书差不多大,由大小两块木板按一定角度支撑而成,还涂了墨绿色的油漆,美观大方。后来,他又添置了一个大倍数带有电珠的放大镜,既可照明又可放大字迹。

    他在《花好月圆书长寿》一文说,“我买书只是随便翻翻”。“随便翻翻”,是赵超老读书的最大特点。随时随地,翻到哪里算到哪,读到哪里用到哪。折书是读书人的陋习,有些人喜欢读书却不爱惜书,将书折叠成犹如一架键钮式手风琴的形状。赵超老偶亦有折书,但他还是比较喜欢用书签的。当读到兴致之处,或读到有用之处,他随手一抓,什么都可成为他读书的“书签”。

    他留下的书签,可谓五花八门,堪称人间一绝。有公函、便条、信封、剪报、名片、香烟壳等,还有各种票据,如出租车票、轮船票、火车票、飞机票、购书发票,等等。他用得最多的是请柬,他身兼数职,社会活动频繁,家里请柬“成堆”,成了他的“当然书签”。凡是他身边有可作书签之用的,均在他取用范围之内。

    在他的每本藏书中,或多或少地夹带着诸如此类的书签。用到哪个片断或章节,他循着这些书签,便就有了“达·芬奇密码”,如探囊取物。杜甫曾有诗曰:“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从书签的使用与选择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读书习惯,以及对待生活的品位或态度。

    在晚年最后的岁月里,他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书话”:“我这个人很随意的,凡事顺其自然。我的书斋一直没有起过名字。我也没有什么名贵的书,我的藏书很普通。我把读书看作吃家常便饭,并不强求一定要从哪本书里得到什么营养,也不正襟危坐。我读书是为了运用。”

    赵超老的藏书及遗物,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多年来,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如何将其回归故里,发扬光大。当我正式提出建议时,不想得到了赵超老子女的积极响应。没有仪式,没有宣传,交接在上海吴兴路赵家一间极普通的房间里悄然进行。赵超老女婿陈舜胜教授参观博物馆展览厅内的“赵超构书房”时说:“老人家生前未有过独立的书房,现在家乡人圆了他的书房梦!”

    距“赵超构书房”约一公里。龙川赵超老故里入口文化广场,耸立着一座2.5吨重2.7米高,赵超老掩卷沉思的坐姿铜像。如今,这两处人文景观成了人们瞻仰一代报人的所在。“少小离家老不回”,这是赵超老一生最难以释怀的一件事。逝世20年后,他终于以读书人特有的形象,重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鲜活地“活”在公众敬仰的视野里……

    ◎ 富晓春,学者,现居温州。著有《报人赵超构》。

    【 未 经 许 可 ,本 版 文 字 不 得 转 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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