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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成功背后的故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8月06日        版次:GB07    作者:林颐

    《明治维新亲历记》,(英)萨道义著,谭媛媛译,文汇出版社2017年7月版,49 .00元。

    《明治维新》,(英)威廉·G .比斯利著,张光等译,江苏人民出 版 社2 0 1 2年7月 版 ,40 .00元。

    林颐 自由撰稿人,浙江

    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在1862-1883年及1895-1900年担任英国驻日外交官。他还担任过暹罗、摩洛哥等国外交官,并以驻华公使身份代表英国签署《辛丑条约》。他对日本的感情尤其深,他娶过一位日本妻子,其子武田久吉后来成为知名的植物学家。晚年之际,萨道义整理日记,搜检记忆,撰写《明治维新亲历记》一书,讲述自己于1862-1869年居日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赴日之前,萨道义和同伴在北京停留受训。踏足东瀛,他们难免进行一番中日比较。横滨港狭窄的街道、糟糕的规划,比不了中华帝国的泱泱气象。但两者在内里气质上又有所相通。中日都有过长时期的闭关锁国,时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日本在1853年也发生了性质相似的“黑船来航事件”,在美国东印度舰队的逼迫下签订了《日米和亲条约》。幕末政治情势告急,幕藩体制事实上已经解体,统治力量需要重新洗牌。面对西洋武力和文化的渗透,日本人坚持尊皇抗击外敌保卫国家,民族主义思想如潮水般涌现,“攘夷”和“开国”成为他们必须直面的课题和选择。

    萨道义等人来到日本,在这个微妙的当口,很难得到欢迎。当时日本出现很多“志士”,他们动辄为不同的主张拔刀相向,刺杀外国人和幕府及藩的掌权者。1862年,一个名叫理查德逊的英国人被萨摩大名的亲卫杀害,而长州人又在横滨向外国人动武。1863年初,长州人焚毁英国公使馆。不久,长州的炮队向下关海峡内的美国、法国和荷兰的船只开火。稍后,英国舰队轰炸鹿儿岛,以复仇者姿态烧毁整座城市。

    萨道义或目睹、或耳聆,或亲身参与了这些事件。他有很好的讲故事的才能,这些事件的过程以及英国当局做出的反应、处理,在他笔下高度还原。比如,1864年末再度发生英国人伯德与鲍德温被刺事件。日籍凶手很快被抓,处以死刑。萨道义绘声绘色地记录了行刑的过程,突出了犯人不亢不卑的态度。这段描写,很容易让现在的读者联想到有关日本国民性的经典著作《菊与刀》,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所归纳的,“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即使萨道义胸怀同胞被害的悲愤,也不得不感叹,从日本人的立场看来,“此人显然算得上一位舍身救国的英雄”。萨道义后来又描述了11位土佐藩士的切腹仪式,盛赞“它是一种极其高尚和庄严的仪式”。

    我们熟知的“武士道”一词,最早用于江户时代的日本,以概括武士阶层的集体价值观和品行准则。终生效忠、捍卫荣誉是武士规范的核心。死亡就是武士的决定性时刻。对于武士而言,死亡这一刻,意味着最高的荣誉,表现身体和道德力量,并为后代以身作则树立武士道楷模。这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特异的重要部分。

    年轻的萨道义当时任职翻译,虽说是个资历尚浅的新人,但因为这个职位的特殊性,也因为他性格讨喜,又好学,他挺受上级器重,在当地人,包括一些大名、武士的交际圈里,他也能游刃有余地周旋其中。他的姓氏Satow的发音与日文中的“佐藤”(Sato)十分接近,日本人中间很快就流传开一个姓“佐藤”、会说日本话的洋人的趣闻。萨道义借用这种身份便利,写了一本名叫《英国策论》的书,在大阪和京都的书店里出售。据萨道义自己说,这本小册子很快引起了“勤王派”和“亲幕派”的各方注意,后来在维新期间可能也发挥了影响。当然,作为亲述者,这类论调或有夸饰,无可否认,它对于提升萨道义的地位是有积极作用的。他得以结交后来在天皇的新政府中出任横滨知事的井关齐右卫门等名流,土佐藩的老藩主和重臣后藤象二郎也向他询问了有关卢森堡危机、宪法、国会的职能、选举制度等方面的事情,后来连伊藤博文也成了萨道义的朋友。

    萨道义占据了一个有利的观察点,他对日本时局和民族性的分析都是大致可靠的。不过,应当注意,“我”作为英国外交官的视角,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必然牵连英国的东亚政策和列强在远东地区的力量博弈。英国积极参与日本事务,起因是为了钳制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并在与法、普、意等国的角逐中掌握主动。因此,萨道义作为翻译官,帮助上级斡旋,你来我往的谈判,敦促日方各项政策的落实、人员的到位,以及一些重要协议的签订,是本书提供的一块重要的历史材料。这其中,我们尤其应当注意,明治维新并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政治权力再分配,它的成功背后有着运筹帷幄,平衡列强势力的因素。

    中国和日本在19世纪中期的处境相似,几十年后却走向殊途。日本有明治维新,我们有戊戌变法,可我们失败了。为什么?原因当然很多。有一点,中国和日本对自己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别。

    日本人特别能“忍”,接受厄运,甘心蛰伏。他们的服从性很强。就像二战时天皇一旦宣布投降,所有日本兵就放下了武器,不愿意的就选择切腹,但很少有人会违背旨意、反抗命令。但我们中国当时上有骄傲自大的皇室,中有颟顸麻木的大臣,下有无知愚昧的百姓,认不清敌强我弱的事实。美国汉学家柯文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谈到19世纪70年代清议最出名的一次抨击是针对郭嵩焘发动的。郭氏认为不可能从军事上打败西方国家,他力主公平合理地与西方人真诚相处,尽量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中西争端。然而他的意见却引起了众情激愤,只得致仕归家。

    再观日本,虽然他们也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即便全国上下深感其辱,但没人动心思要废止条约,以免激怒强大的敌人。相反他们善于在夹缝中求生存,敏锐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求得各方的支持,趁机发展自己。

    萨道义的这本著作结束于1869年,对于日本,那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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