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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录文多误的钢和泰信稿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8月06日        版次:GB08    作者:高山杉

    钢和泰1935年3月14日致卜德信。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钢和泰未刊往来书信集》(上、中、下三卷),邹新明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1800 .00元。

    高山杉 学者,北京

    俄国印度学家钢和泰男爵(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1877-1937)在北京病逝后,所留文件最终由哈佛燕京学社收藏。其中保存的大量钢和泰与其他学者之间的往来书信(包含信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批书信最早由王启龙先生在《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中华书局2008年2月第一版;简称《年谱》)中译刊了一部分,只是未附原文。《年谱》的错误和问题较多,我曾在布衣书局论坛开帖和几位网友讨论过。当时正好赶上陆灏先生要在《东方早报》创办《上海书评》,我就把我自己看出的一些问题和错误写成《钢和泰年谱订误》,投登在《上海书评》的试刊号(2008-05-25)上。这篇书评后来还收进友人周运帮我策划的小书《佛书料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当中。

    王先生随后出版的《钢和泰学术评传》(与邓小咏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简称《评传》),虽然接受了我的部分批评,但总体上感觉变化不大。而且在不附原文这一点上,《评传》与《年谱》是一样的。我在一篇刊布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钢和泰致吴兹(James Haughton Woods,1864-1935)信的文章(《钢和泰遗札一通》,《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1-06-05)中,强调研究钢和泰所留文件必须具足录文、翻译和注释三个环节,最好能够附上原件图版,否则是无法让人判断译文和研究的准确性的。

    王先生近年出版的英语钢和泰传《沟通东西的学术骑士》(The Academic Knight between East and West.A Biography of 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with Deng XiaoYong,Singapore: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2014;简称《骑士》),因为是以英语撰写之故,可以说是“不得不”公开了一部分他自己的录文。可惜这些录文依旧存在很多问题和疑点,使人更加期待所有往来书信原件的影印出版。

    这个愿望最近终于由邹新明先生主编的三大卷《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钢和泰未刊往来书信集》(简称《书信集》)完成了。得到原件图版的参照,对《骑士》里的录文,《年谱》和《评传》里的译文,就有了进行客观复核的可能。在王启龙先生选译的往来书信中,多有标为“字迹不清,部分内容无法辨识”者。但从原件图版来看,字迹并非不够清晰,所谓的“无法辨识”,只不过是王先生自己不善辨识外文的手写字体而已。从《年谱》经《评传》到《骑士》的很多问题和错误,也都是由此而导致的。

    这里仅举一例以概其余。这就是钢和泰1935年3月14日致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1909-2003)信的底稿(《书信集》,上册,第58页)。这封信稿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占全部信纸的上截,信纸的下截是一封德语信稿),但居然有六处被录错了(《骑士》,第232页尾注38),建立在错误识读基础上的汉译文(《年谱》,第248页;《评传》,第274页脚注3),自然也不会可靠了。下面,我先给出王先生的录文和译文,然后跟大家一起看看他在哪里译错了,最后再给出正确的录文和译文。

    王先生的录文(加圆括号的部分是他省略未录的)和译文(他在《年谱》里把“卜德”写成“布德”)如下:

    (Dear Mr. Bodde,)

    I think that [the]books by McGovern,Suzuni,and de Grort,which you mention,are still worth reading,and I enclose Kimwei‘s charts. Professor Y. K. Tschen thinks’that is‘the best Buddhism in Chinese.

    (Cordially yours A. Stael-Holstein)

    亲爱的布德先生:

    我认为你提到的McGovern,Suzuni和de Grort所著的书籍还是值得读一读,我随信寄去Kimwei的图表,陈寅恪(Y.K.Tschen)教授认为这是最好的汉语佛教著述。

    您诚挚的

    钢和泰

    我们先看一下一般性的错误。首先,王启龙先生把写信日期里的14日误读成了19日。把4看成9,这个错误王先生犯过不止一次。比如在《年谱》第113页,《评传》第67页和《骑士》第72页,都是把George D.Birkhoff夫妇来信(《书信集》,第27-28页)日期里的4日误读成了9日。其次,原信是well worth reading,王先生把well错读成了still.第三,原信是the best history of Buddhism,王先生漏读了history of,结果成了词义不通的the best Buddhism(最好的佛教)。

    再看知识性的问题和错误。信中出现的第一个人名McGovern,全名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1897-1964),是美国著名的学者和探险家。他曾在日本学习佛教,著有An Introduction to Mahayana Buddhism(1922)和A Manual of Buddhist Philosophy(1923)。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提阅前一书时,发现是民国王锡先的旧藏(条码号:3120031277),书中除王氏藏章和很多批注以外,还特别题有“锡先读十四年申江”和“大乘佛教导论英国和尚马哥文著”。后一书在民国时有江绍原的汉译本《佛家哲学通论》(“佛学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27年3月初版),McGovern被翻译成“迈格文”。从王先生只将McGovern原名抄在译文中,没有使用旧译“迈格文”来看,他显然不知道江绍原的译本,可能也不知道McGovern是谁。

    第二个人名Suzuni,原文其实是Suzuki,就是常见的日本姓“铃木”。这位“铃木”应该就是铃木大拙(Daisetsu Suzuki,1870-1966)。铃木写过一些关于佛教的概论书,其中最早的一本是《大乘佛教纲要》(Outlines of Mahayana Buddhism,1908)。

    第三个人名de Grort,原文应该是de Groot,指Jan Jakob Maria de Groot,即荷兰著名汉学家高延(1854-1921)。高延翻译过汉译《梵网经》(1893),还写过六大卷的《中国宗教体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1892-1910),都与中国佛教有关。

    第四个人名Kimwei,字形十分奇特,细看信稿,原来是Kimura,就是日本的常见姓“木村”。这位“木村”指的是日本佛学家木村龙宽(Ryukan Kimura,1882-1965)。charts是一本书书名的简称,即木村以表格形式用英语写的《印度佛教原始与发达教理表解》(The Original and Developed Doctrines of Indian Buddhism in Charts,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cutta,1920)。王先生显然不知道木村龙宽及其《表解》一书。

    以上是第一句里出现的人名和书名。第二句里的“Professor Y.K. Tschen”指的自然是陈寅恪(Yin Koh Tschen)。“in Chinese”录文没问题,但放在这里显得有点儿怪。《年谱》和《评传》把“the best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hinese”翻译成“最好的汉语佛教著述”,既不准确(原文是“佛教史”,不是“佛教著述”),又容易让人误解木村的书好像是用汉语写的。我觉得钢和泰用“in Chinese”大概是想表达“根据汉语材料写成”的意思。因为木村作为日本学者,他这本讲教理的《表解》主要就是根据汉语文献写成的。

    总结以上诸点,钢和泰这封信稿的正确录文和译文应该是:

    Dear Mr. Bodde,

    I think that the books by McGovern,Suzuki,and de Groot,which you mention,are well worth reading,and I enclose Kimura‘s Charts. Professor Y. K. Tschen thinks that is the best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hinese.

    Cordially yours

    A. Stael-Holstein

    卜德先生,

    我觉得您提到的迈格文、铃木和高延的书都值得一读,我还要随函附上木村的《表解》一书。陈寅恪教授认为这本书是根据汉语材料写成的最佳佛教史籍。

    谨上

    钢和泰

    正确的录文是一切翻译和研究的基础,缺少这一环节,就会让我们错失很多重要而有趣的信息。比如钢和泰在1921年12月17日写给爱理鹗爵士(Sir Charles Eliot,1862-1931)的信(《书信集》,上册,第373页)里,曾经吐槽说巴利圣典学会发现高楠顺次郎实在是太不专业了(...the Pali Text Society have found him terribly unbusinesslike,if judged by our common western standard.)。可是由于王先生觉得这封信“字迹不清,部分内容无法辨识”(《年谱》,第20-21页),就只能空出未录,同这条珍贵的信息失之交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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