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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买书记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7月30日        版次:GB06    作者:谢其章

    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的事》。

    谢其章 藏书家,北京

    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的事》。此书1944年由东京光风馆出版,仅印一千部,留存到今天及流传到中土,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能够在自己的书架上安插这本书,一直是我的愿望。1993年读了姜德明先生的文章《周作人纪念集》,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本书。据我的了解,姜先生存本来自我们的旧书店,而最近我的这本及两位朋友的存本均来自日本旧书店。我对方纪生(1908—1983)有所知道,更早以前买到过方纪生主编的《朔风》文艺杂志,其中一期还是方纪生签赠纪果庵(1909—1965)的,签在封面上,细小的钢笔字。我的朋友陈晓维君自日本买到此书,竟然还是方纪生签赠本。签名本如今乃重灾区,造假作伪,防不胜防。陈君吃不准方纪生的字体,想起我曾提过《朔风》方纪生签赠纪果庵这档子事,要求拿来比对比对。

    我的这本《周作人先生的事》是止庵先生送给我的,我说这么贵重的书我一定要付钱,止庵坚不受值,他说你托我在日本买的书我当然要收钱,而送书没有收钱这个理,就此欠了一份友情。接着又欠了一份友情,七十年来风霜雨雪严相逼,尽管日本人爱护书世界闻名,无奈岛国气候不给力,此书书脊受潮拱了起来,不修不行,非修不可。这修书的活儿只能麻烦老友柯卫东,三百六十行,惟缺修旧书一行,烧香找不到庙门。书修得的那天约好在琉璃厂见面,老柯曾在公交车上丢过珍本书,所以我给他发微信叮嘱一定多加小心。见了面交我书,修得真棒,我要打开透明袋,老柯说别打开还没压够呢一见空气就翘楞,他告诉我至少压到今冬。过了好大的功夫,老柯才不紧不慢地说,刚才在“馄饨侯”吃馄饨,难吃死了,一生气扭头走掉,走到“一得阁”才发现手里怎么是空的,急忙跑回“馄饨侯”,万幸,《周作人先生的事》还在长凳上呢。

    刘春杰著《私想鲁迅》,2013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有一类书很像时下极为畅销的保健品,吃不死人,也“保”不了“健”。《私想鲁迅》就是一本文化保健品,陈丹青孙郁两位正职君子为其当医托。刘春杰是位木刻家,于是乎本书的插图自产自销倒经济划算,如果只是木刻集子,卑职无甚高论,偏偏木刻家不安于位,挥刀之外尚有余力舞文,且故意将“思想”谐为“私想”,这引起我的不快。我说过“周氏兄弟失和”是块试金石,刘春杰人云亦云“经济说”不出意外,成色原本不足嘛。不慎而买了一本孬书,犹如馒头上落了一只苍蝇,如果你把孬书看完,等于把苍蝇吃进嘴里。

    《石挥谈艺录·雾海夜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7月版,主编李镇。此书三大卷,我未全买,只挑了“雾海夜航”这卷,因为内中《古城探母回令记》这篇我以前没读过。我接触石挥的文章,最开始是在民国杂志上面,石挥唯一的单行本《天涯海角篇》很早的时候我就购存了。石挥最显赫的身份是“话剧皇帝”,当初并未细细体会石挥文字之美,及至读过《古城探母回令记》,才如梦方醒。如果评选现代散文十佳的话,石挥此篇应进前三,至少排在《春》《背影》《落花生》前面,要输也只输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编李镇为本书的史料文献搜集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工作,真心地说一声谢谢。可实在憋不住真心地提一个小意见,第63页的“页下注”(石挥撰写本文时,北京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下,眼中所见之灰色均有感情色彩)注得甚不高明且强作解人,如果石挥写“蓝蓝的天”又该作何解。

    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2月版。如今很多出版社版权页不标印数,我不知道其中有何苦衷或“猫腻”。不标,我猜想这本书也印不多,二千册顶破天了,谁知道张我军(1902-1955)是干啥的,百度上称张我军是“台湾文学清道夫”与“台湾的胡适”。本书编者是张我军长子张光正,由此我想到,一个边缘作家去世之后,如果作家后人不摇旗呐喊有所作为一番的话,作家的身后名立马冰解云散,后人给力,则张我军诞辰一百周年,多少还能有一本纪念集。说来,我与张我军有那么一点儿时空交错的关联,张我军在北平居所手帕胡同路北51号,我在石駙马大街第二小学念书的时候,有个男同学住51号,我常去这个院子玩,前些年凭记忆找到51号怀了怀模糊的小学旧时光。

    1924年10月北京民国大学出版《北京民国大学一览》。买这书的动机我不说别人绝猜不出来。很显然,我没在民国的学校里读过书,所以我不是为了怀念民国的母校而买这本书。可是,“北京民国大学”又确实与我中学母校(北京市第三十四中学)共同使用过醇亲王府(南府),也就是说同一个校址曾经的两个不同时代的学校。醇亲王府因诞生了光绪皇帝而闻名天下。民国之后王府变为学府,一度由“北京民国大学”租用。民国大学创办者蔡元培,校长马君武,校总董顾维钧等皆一时名流。上世纪五十年代王府一分为二,中央音乐学院占据一大半,我的母校占据一小半。音院出入王府正门,母校则开墙破洞凿了个东门以利进出。今日观昔之北京民国大学校园全图,尚存王府雍荣华贵之余韵,房舍院落尚森严齐整,引入府内的太平湖水尚波光粼粼。如今王府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音乐学院还在,我母校则去向不明。

    过士行著《我和鱼,还有鸟》,中华书局2015年10月版,印8000册。不知何故,我一看到“过士行”这名字便肃然起敬,“行”这里不念“杭”吧?“教他俗子终身不识太行山”的故事一直未敢忘记。过士行有一天对我的一位好友说,你怎么将“解玺璋”写成“谢其章”啦。解玺璋是《梁启超传》作者,他和我一样纳闷,为什么许多人将我俩混为一人呢,我说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吕叔湘能解决。聪明过人的过士行尚且如此,也就怪不得五十年未曾见面的小学女同学在电话里问:“谢其章,你怎么老在《北京晚报》写文章呀?”事实上,解玺璋曾任《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主笔。

    过士行这书有自传的成分,以随笔的形式出之,我喜欢读。过士行写的北京,写的经历,写的情感,多数能引起我的共鸣,甚至感觉我写的话也是这套词这套口气,甚至我也想写这么一本披着散文外衣的自传。过士行出身围棋世家,天生记忆力好,我天生记忆力差,只有一个也许可算写作自传的优势——— 自初中二年级至今一天不落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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