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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华:“村上元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未感到倦怠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7月16日        版次:GB05    作者:朱蓉婷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幸也罢不幸也罢,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这辈子算是同那个叫村上春树的人捆在一起了。”因为翻译村上春树而赢得广泛知名度的翻译家林少华,在他最近出版的随笔集中这样写道。

    新书《小孤独》是林少华首度系统阐述自己的“翻译之道”,回望一下,他已经有近10年没翻译村上的小说,近年主要出版夏目漱石、片山恭一、太宰治等的译作。2015年,他将太宰治《人间失格》改译为《人的失格》,此外还发表不少随笔、散文和专栏。

    林少华的这份“小孤独”自然离不开翻译,离不开那位和他“捆在一起”的作家。在分析村上在中国走红的原因时,林少华认为,村上作品对当代城市青年孤独感等心灵处境刻画细腻,“像是一种‘挖洞’,使孤独成为一种审美体验。”

    而另一方面,作为译者的林少华也逐渐意识到,文学翻译本就是一项孤独的事业:翻译永远“在路上”,译者只能向那个光点步步逼近,一如盖茨比整夜整夜守护的对岸的绿色光点一样可望不可及。

    近日,林少华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访谈

    南都:去年你还出版自己的散文集《异乡人》,从翻译别人,到为自己写作,这之间的转变是怎样的?

    林少华:用傅雷的话说,翻译是舌人。鹦鹉学舌久了,难免想多少来个自鸣得意;用杨绛的话说,翻译是仆人。仆人当久了,难免想当当主人,来个自作主张。也有人说翻译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给别人做多了,难免想给自己来上一件。我想这是人之常情。

    其实,翻译也是一种写作,一种母语的特殊写作。说绝对些———至少就文学翻译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用母语写一手像样的文章,那么基本不大可能搞出像样的翻译。所以如果有条件,任何译者都应尝试向作者过渡,即由翻译向创作过渡。用村上的话说,翻译与创作是相辅相成互为里表的。

    南都:“有的读者也许未必喜欢村上春树,而是喜欢林少华?”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林少华:说实话,我不知应为此感到欣慰还是感到纠结。作者和译者毕竟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体,哪怕这两个人再“臭味相投”。作为译者的我、作为我,诚然是喜欢村上春树的。但另一方面,闲来翻看村上的书,较之村上原著,很多时候我更愿意看我的翻译———莫非我更喜欢中文?

    南都:村上几位中文译者之间难免有比较,对于“村上文体”和“林少华文体”之间的差异,以及译文中浓厚的个人色彩,你如何回应?

    林少华:村上说,从事文学翻译需要两点,一是语言功力,二是充满偏见的爱。甚至断言,只要有了充满偏见的爱,其他概不需要,而这恰恰是他寄希望于他的作品的译者的。一句话,翻译是爱的行为。而爱———何况“充满偏见的爱”———也可以影响文体,也就是行文的调调。你说,心中有爱的人说话的调调能同相反的情形一样吗?具体到我这个译者,我自以为所谓林译文体是忠实于村上文体的。问题是,哪怕再忠实,也不可能忠实到100%原汁原味。翻译文体是作者文体与译者文体相融合相折衷的产物。这也正是翻译文体的文本价值以至文化价值所在,当然这里指的是融合得好折衷得好的翻译文体。

    南都:总的来说,相比于行文忠实,你更看重“审美忠实”对吗?

    林少华:信达雅者,信,意思忠实;达,行文忠实;雅,审美忠实。较之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功能即通过语言艺术给人以审美愉悦是文学唯一无法被取代的最重要的功能,自然也是文学翻译作品最重要的功能。近年来甚至有人认为译文越枯燥无味越是忠实于原文,多用几个成语就“美化”了,完全莫名其妙!

    南都:和村上的名字捆在一起这么多年,心里会不会有怠倦?

    林少华:我想不是“捆绑”,而是相伴、融合。自1989年在广州的暨南大学翻译《挪威的森林》以来(顺便说一句,村上的几本主要作品是我在广州翻译的),28年过去了。28年间,翻译村上、村上元素已成为我生命存在状态的一部分,而且是快乐状态的一部分。因此,并未感到倦怠,过去兴致勃勃,现在兴致勃勃,将来也会兴致勃勃。你知道,世上让人始终兴致勃勃的事怕是少而又少的。在这点上,我很幸运。至于这几年我为什么较少翻译村上,说起来话长,不说也罢。但与“倦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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