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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疆VS石昆牧:茶叶侦探学高下之争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7月09日        版次:RB07    作者:曾园

    《普洱茶(续)》,邓时海、耿建兴著,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8月版,99 .00元。

    曾园 媒体人,广州

    2005年,台湾茶人邓时海与耿建兴撰写的《普洱茶·续》序言里提到了与《普洱茶》有相似之处的两本书:

    目前市面上出现两本书,一本是木霁弘主编的《普洱茶》(北京出版社2004年7月版),另外一本是叶羽晴川的《普洱茶探源》(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6月版),两本书引用邓时海教授《普洱茶》一书的文图,只是图版照片品质很差,也没有经过作者同意。

    木霁弘是云南大学学者、“茶马古道”的命名者,参与过田壮壮拍摄的茶马古道电影《德拉姆》。

    台湾茶人谈云南茶,为何对云南茶人有一点耳提面命的意思?

    1949年后,大陆极少有汉族民众饮用普洱茶。普洱茶属于侨销茶与边销茶,作为换取外汇与维护民族团结的产品,只与技术参数与工艺流程有关。但饮用普洱茶有百年历史的香港人积累了丰厚的品饮习惯,前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邹家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回忆他与香港茶商打交道的发现: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广交会上,我将样品分发给客商。香港地区茶商一般不会当即下定单,总是先将茶样带回旅店品评,过一两天再来答复。我一直纳闷,各茶号分厂分地,原料等级历年不变,每年卖的又都是新茶,还有什么品头。问及香港老茶人陆伟镇、梁杨、郭宏廉等,他们说茶号级别是一个,但批次间茶底不一样。普洱茶原料,苦涩为首选,味清爽了反倒不好。茶底好,越存放越甘醇;茶底不好,越放越苦。

    这段文字信息量很大:一,邹家驹的回忆打碎了那种认为香港人将普洱茶视为低质茶叶的传说(价格低廉不等于低质,香港人的精密品鉴技术不会诞生于低质产品)。二,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的信息奇怪的不对称:香港茶商没见过普洱茶树、没去过云南工厂,但能通过品饮触及生产线的细节。三,厂方只控制指标数据,不了解配方已经被更改。这个秘密邹家驹要下到车间,通过与工人深入沟通,才知道车间里将卖不掉的红副茶与绿副茶掺入了普洱茶。

    2003年之后,大陆重新成为了普洱茶的重要销售区。邓时海1995年在台湾出版的《普洱茶》2004年在大陆出版,这本书披露的普洱茶历史与文化信息震惊茶界,邓时海甚至被视为普洱茶教父。随后,海外作者如许玉莲、石昆牧、李曙韵等人的书籍持续热销,成为大陆茶文化与空间美学更新的重要流派。也许,没有引起重视的另一面,周重林、李开周等大陆作者的茶文化书籍在台湾的销售成绩也不错。

    即使是非业界的读者也听说过,台湾茶人与大陆茶人的竞争早已经白热化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台湾茶人的话语权与今天茶商的经营与推广方式之间常常是圆凿方枘,格格不入。文化之争无疑会成为利益之争,尤其是有些写畅销书的茶人成了著名茶叶品牌的持有人,竞争更是在所难免。

    吴疆与石昆牧线上PK持续了好几年。2016年茶界十大事件之一就有两人愈演愈烈的“大战”。

    所以,我在2017年年初读完吴疆的《七子饼鉴赏实录》后,一直等着石昆牧的线上评论。如今双方线上攻伐稍歇,觉得可以写一些看法了。

    书的写作与网上论战不同之处在于,写书不能假装生气而回避谈论主要问题。茶涉及的专业极多,没有哪一个专家可以穷尽。《珍藏版普洱茶营销:七子饼鉴赏实录》从唐朝谈到今天,从生产谈到存储,论述全面。尤其可贵的是,与那些常见的茶文化书籍罗列无关紧要的茶叶知识A B C不同,吴疆的写作聚焦热点问题,尤其是针对性地对邓时海的《普洱茶》与《普洱茶·续》展开批评。这几本书的竞争是全方位的:书价都较昂、开本都是16开、图片珍稀、文字严密、图表与文献交相辉映……这种鉴定工作有些类似侦探,读来仿佛见到福尔摩斯与苏格兰场的警长之间的业务探讨,虽说常常陷入高深而繁难的境地,但输赢却很明显。

    不需要再多提邓时海先生的功绩,他的书奠定了普洱茶文化的基础。但一段时间来,有些人不同程度地提过,他书中有部分“臆造茶”其实来自他的藏品。如此敏感的问题,吴疆的书也谈到了。

    “臆造茶”现象很普遍。在今天大陆的茶会中,有一款叫“水蓝印”的茶出现频率较高,开这片茶,主人不免面露骄矜之色。《普洱茶·续》第36页,作者在讲述《水蓝印七子饼茶》的第一句就是“水蓝印七子饼茶的身世,还是一个具有争论性的话题。”传奇说法是“三十年以上的”“凤山茶将会从番王蜕变成不亚于易武正山的云南勇士”。邓时海2004年带着水蓝印拜访了八十年代的勐海茶厂“邹厂长和卢副厂长”(应该是邹炳良与卢国龄先生),两位前辈得出结论,没有生产过这片茶。

    吴疆谈的是更为广泛的“铁饼”,在《铁饼公案》一文里说,邓时海《普洱茶》一书中认为,“铁饼”属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产品。后来,原云南“省茶司”总经理邹家驹通过走访原厂厂长、普通职工,写出《铁饼神话》一文,认为《普洱茶》书中的茶品属于80年代产品。

    《普洱茶》一书的155页里有一张图片,显示邓时海与下关茶厂厂长冯炎培共持一饼茶,图片说明是“作者参观下关茶厂,赠送圆茶铁饼一饼,由厂长冯炎培接受存厂作纪念”。邹家驹后来走访过冯炎培厂长与罗乃炘副厂长,罗乃炘回忆,“真实的情况是茶品是邓先生从下关茶厂展柜中拿出,拍完照片后又放回展柜,并非邓先生赠送,邓先生也没有这片茶。”

    普通读者在历史细节如此鲜明的冲突中应该无所适从,但剑拔弩张的气氛可以通过脊梁骨感受到。

    关于“敬昌号”历史,吴疆进入了短兵相接的文献解读比拼。邓时海认为,“敬昌号”是江城(云南普洱市下辖县)茶庄,在所有先期私人茶庄的茶品中,要推同庆和敬昌圆茶的工序、制造技术最精良。“敬昌圆茶是采用‘普洱正山’,也就是曼洒茶山上最上好茶菁。大叶种茶树,条索肥硕,叶子宽大,茶菁看来好像泡过茶油似的……”

    吴疆引用了原敬昌号东家马祯祥所著《泰缅经商回忆》:“在江城所加工的茶牌子较多,但质量较低,俗语叫‘洗马脊背茶’,不像易武茶质细味香。”

    是否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吴疆引用的这段历史资料应该更为可信?

    吴疆的书出版之后,台湾茶人石昆牧频频挑错,石昆牧2005年被评为首届“全球普洱茶十大杰出人物”,著有《经典普洱》等书,他的意见值得重视。

    石昆牧与吴疆在“陈香”“花香”等工艺上的争论按下不表,有些意气之争更不必在意,比如石昆牧说:“这本营销书的这句话似乎有问题,‘2005年之前,国人不识普洱’,港澳台不是国人?港澳台了解、喝普洱数十上百年,港澳台百姓不是国人?”

    《普洱茶》所记载的“可以兴”茶砖重量为375克。吴疆据《勐海县志》记载“可以兴”茶砖为“十两茶”,按照民国通用的一六秤,重量换算为347.5克。普洱茶随着时间流逝,水分走尽,茶叶变轻不会变重。所以吴疆认为《普洱茶》记载的“可以兴”茶砖的真实性存疑。

    石昆牧对“可以兴”茶砖的重量有看法:“可以兴砖重量375克,是民国旧制斤两10两,台湾目前仍然使用;半斤八两,指的就是一斤600克16两,与作者所写的重量制度完全无关。”

    吴疆鉴别20世纪40年代的江城茶砖的时候,将内票中的五颗五角星认定为新中国国旗元素,从而断定此茶砖年代有疑。不过,内票为黄色,五角星上方一颗,左右各二颗,与中国国旗形制有较大差别。石昆牧说:“内票上有五颗星星,就是建国后?台湾小孩画画,都喜欢画星星、月亮、太阳,那台湾小孩是大陆的?”

    争论双方难免在情绪上有一些波动,读者完全没必要入戏站队,事实得到澄清才是最好结果。

    以上所举例子,专业性较强,普通读者会觉得识别假茶非专业人员不能办,其实事实远远不是这样。吴疆说,常识更重要。

    有个为茶商杜撰茶史的文人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沱茶发明后,并不是所有经营茶叶的商家都跟风生产,早期,只有永昌祥、奚记、德瑞利三家生产。笔者采访了90多岁高龄的尹隆举将军,他父亲尹守善1926年担任云南总商会会长,当时是下关最著名的茶商,号名复义和。他说:他家的茶当时都是散茶,主要运销成都。”

    吴疆无奈地指出,尹隆举先生1977年去世,享年75岁。可见杜撰茶史的作者文字可信度有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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