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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小癞子》与钱锺书的《小癞子》

———中西文学交流琐谈之三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7月09日        版次:RB08    作者:张治

    平明出版社19 51年初版《小癞子》封面。

    张治 学者,厦门

    1951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一册《小癞子》,是杨绛翻译的LazarillodeT orm es这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鼻祖,根据1924年波士顿出版的M ariano J. L orente英译本转译。译者序说,原题意思是“托美思河上的小化子”。“河上”,是因为主人公出生的磨坊总是建在水上的(见第一章第一段)。“小化子”,则缘于《新约·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化子叫拉撒路La z a r u s,而L azarillo是这个名字的指小词,相当于“小拉撒路”的意思。“我们所谓癞子,并不仅指皮肤上生癞疮的人,也泛指一切无赖光棍地痞之流”,因此便题为“小癞子”了。上海四十年代的报刊杂志上也有一个著名的漫画人物叫作“小癞子”的,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里也有一个机灵的癞痢头,被称作“小癞子”的。不知道杨绛的灵感是否受到这些形象的启发。到1953年平明社重译重排本,译者序里加了一大段说明:

    马克思分析“流氓无产阶级”(Lum penproletariat)的时候,也用“Lazzaroni”一个意大利字,(见T h e E igh teen thBrum aireof Louis Bonaparte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第八十八页)就是从“Lazarus”一字来的。我们所谓癞子,并不仅指皮肤上生癞疮的人,也泛指一切光棍地痞之流;我国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赖子”,意思是“攘夺苟得,无愧耻者,即无赖。”(瞿灏《通俗编》卷十一引《五代史·高从诲世家》)还有古典小说里的泼皮无赖,每每叫做“喇子”或“辣子”(例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四十一回、四十二回,《红楼梦》第三回),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Lazarus这字,音既相近,义又相同;而西班牙文L azarillo是“小L azarus”之意,所以译作“小癞子”。

    后来各版序言,除了将原作题名“托美思河上的小化子”改成“托美思河的小癞子”、“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外,这段说明只作删减,基本意思保持不变。汉语小说里的语辞考证,实从钱锺书那里得来,《容安馆札记》第759则:

    《列子·说符第八》:“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又有兰子又能燕戏者,复以干元君。”按殷敬顺、陈景元释文引史记注:“阑,妄也”;任大桩《列子释文考异》谓“兰”、“阑”古通用。苏时学《爻山笔话》谓“今世俗谓无赖子为‘烂仔’,疑本于此”,是也。翟灏《通俗编》卷十一“赖子”条引《五代史·高从诲世家》:“俚俗语谓夺攘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犹言无赖也”,惜其未上溯及于“兰子”。《红楼梦》第三回:“泼辣货,南京所谓辣子”,《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被几个喇子讹着”,皆一音之转。

    《管锥编》“《列子》张湛注九”有进一步的论述以及后来的补订,上文“《五代史·高从诲世家》”这种不准确的表述,被替换为“《五代史·南平世家》”(参看《中文笔记》第17册第187- 188页)。后来各版《小癞子》(包括《杨绛全集》这种“定本”),均将残唐五代的口语“赖子”改为“癞子”。杨绛袭用钱锺书笔记时,还漏掉了他其中隐约的一个批评:“惜其未上溯及于”《列子》之“兰子”(参看《中文笔记》,第10册第602页);她也未提及宣鼎《夜雨秋灯录》“续集”卷二还有一篇同名小说(《中文笔记》第20册第79页录之:“北之剪绺,南之扒儿手也……扬州东关,有小癞子,尤称巨擘”)。

    杨绛译的《小癞子》经历了多次重译。最初是1951年上海平明社刊本,她只用了罗朗德(M ariano J.L orente)英译本(1924年)为底本,译本序说,最早的大卫·罗兰(Da v idR ouland,1586年,误作1566年)和近代的马克汉(C lem entsM arkham )两种英译本都只是听说而没见过。1953年平明出版重排本,杨绛做了重译,她在序中说个别地方参考了罗兰的古译本,用的是1924年的G .E .V .C rofts的整理本。根据杨绛的说法,古译本之特别,在于“据说就是沙士比亚引用过的本子”,但据法译本转译,又有画蛇添足之处云云。钱锺书《外文笔记》第33册有抄录罗朗德那个英译本的内容,其中第一页的背面补录了满满一页罗兰英译本的导言和评价,包括小说的社会背景和当时西班牙山区的风俗面貌,末尾处是对罗兰译文的评价,认为其西班牙语知识并不够好,并不足以独立完成一个译本(参考了法文译本),但也还是多少采用了原文。1956年作家出版社刊行了“重新改译”本,“译本序”变成了“译后记”,记述底本的选择取舍,与上一版并无不同,惟善于藏拙,删去了一些话。但是译文面貌大有不同,减少了那种肆意改写成流利话本小说的译法。

    钱锺书在罗朗德英译本笔记的另外一页背面空白处,记录了日本小樽商科大学《人文研究》在1956年12月第13辑收录的花村哲夫(H a n a mu raT etsuo)英译本,“translatedverbatim in order to be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atthesacrificeof thebrev-ity w hich ischaracteristicofE nglish language”,意思是逐字译出,宁可牺牲英语的简洁特色,也忠实于原貌。随即举例如不用“negro”这等现成词语,而要译作“a ta w n ym an”;通常使用的“son ofabitch”也变成“son- of- harlot”才更精确。前一例原文作u n h o mb re mo re n o,按negro一词其实在小说中混用于同一人,这词本就源于西班牙语,m oreno也指黑人,但往往带有混血(与白种人)的意思,杨绛翻译时对此就不做区分。后一例原文写作hideputa,是hijo de puta(“荡妇的儿女”)的在口语中的简省叫法,杨绛此前译作“狗养的”,此后就改作“婊子养的”了。

    1 9 6 2年版的杨译《小癞子》无序言后记,在此不多谈。1978年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杨绛再次重译的《小癞子》,写于1977年5月的“译后记”中说:“本书根据一九五八年法国奥皮叶(A ubier)书店重印富尔歇·台尔博司克(R .F oulché- D elbosc)校订西班牙原文本(restitución delaedición príncipe)(1900)译出”。这段话有两个问题:第一,杨绛未明说这个本子是个西法双语对照本,法语是她所长,西语是她所短,她依据原文译出,未必不会去参看法语译本;第二,杨绛未说明白“restitución delaedición príncipe”的意思,“edición príncipe”指的是“首刊版”,指以印刷术刊行后的最早版本,富尔歇-台尔博司克对文本的编订工作企图心很大,这是说要“复原‘首刊版’”,即重建被查禁前的最初原貌,是比现存1554年各地不同版更早的源头。实际上,对于杨绛用的这个1958年西法对照本,钱锺书也下了大功夫详细阅读的,一部篇幅2 2 0页左右的双语书,他的笔记多达30页(《外文笔记》第14册第352- 366页,第15册第251- 267页),且仅涉及整理者M . B ataillon所撰的长篇著名引言和学者A lfre dM orel- F atio在十九世纪后期完成的法语译文,后者正是最早提出还原首刊版想法的学者。“复原”的意义是什么?除了文献学上的“考镜源流”的求真宗旨,还包含着对《小癞子》讽刺批判社会之意义的认同,对于“宗教裁判所”对民间不平之呼声进行禁锢的反抗。这篇记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译后记”中说:

    其中几篇,因大胆暴露教会的丑恶,经教会当局检查,删裁得所余无几,很是可惜。

    只是举重若轻地略申其意而已。

    杨绛写于1985年的最后一篇“译者序”,等于是她对《小癞子》介绍文字的定稿。2014年《杨绛全集》第九卷里收入的《小癞子》是最后一次经过杨绛自己审订的版本,“译者序”又改题为“译本序”。其中有几个变化,首先是对版本源流讲得更为清楚;其次,用新的底本:承西班牙友人赠书,杨绛选定1982年的JoséC aso G onzález校注本来更新译文;第三,改变前说,不再认为莎剧《无事生非》(Mu c h Ad oA boutN othing)中采用小说故事,而是援引英国学者意见,即1 5 3 5年的《趣事妙语集》(M erry T alesand Q uickeA nsw ers)“已有这个故事”。注释中引的是1960年《近代语言评论》的论文。从读书笔记手稿可见,这个观点也是钱锺书发现的(第43册,第411- 414页)。

    另外,杨绛在“序”中提到,最近她去大英博物馆看了一部十四世纪早期的钞本,题为“D escretalesde G regorioIX”,其中页边装饰图有七幅表现了瞎子和小癞子的故事。按D escretales系D ecretales笔误,指格里高利九世的法令典籍。最早发现这七图的文献,是《西班牙语文评论》(R evu ehispanique,因最初十多年刊物在法国发行,故采用法语标题),此志早期主编即那位想要“复原‘首刊版’”的富尔歇-台尔博司克,在第九辑(1900年)刊载其《〈小癞子〉论》(R em arquessurL azarillede T orm es)提到这一发现,并被M . B ataillon在1958年西法对照本的那篇引言所转述。这篇法语引言很精彩,后来还被译成了西班牙语,作为单行本出版( N ov e d a d yfecundidad del Lazarillo deT orm es,1968年)。钱锺书笔记摘抄这篇引言甚详,但影印件中未见提及这七幅装饰图的线索。我不知是否这样还可以算是杨绛不假于钱锺书而增补的新见?我们仍可以说,杨绛翻译《小癞子》的历史跟随着钱锺书的阅读史,努力追踪二十世纪西班牙文学的学术史和所能获取的最佳条件,从而不断更新。无论如何,这在整个中文译界也是极为难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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