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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买书记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7月02日        版次:GB08    作者:谢其章

    《足本三国演义》。

    谢其章 藏书家,北京

    虽然一直以启功“来日无多慎买书”来告诫自己少买书多读书,可是几十年来的书瘾如烟瘾,戒亦难。

    1936年世界书局版《足本三国演义》。买书之所以成瘾,必有其高妙不可理喻之处。有句老话“心想事成”,便应在这本《三国演义》上了。三十年前初猎旧书,在琉璃厂海王邨见到世界书局出的一系列精装书,最喜欢的是四大名著,五彩封面,书顶刷红粉。四大名著里我最喜欢《三国演义》,偏偏极度缺货,三十年来未在书摊书店见过它的模样。前些天去琉璃厂参观胡从经(柘园)新文学绝版书拍卖,几位书友借机聚聚。旧书之衰败,从柜台里的货色可窥一斑,《世界知识画报》一捆居然陈列在柜里,年头真是变了。正发着“今不如昔”之叹,忽然见到柜里有一排世界书局的精装书,国学居多不是我的菜。再细瞅,国学里夹着一本我苦苦追索的带着黄色护封的《三国演义》,正是它。几位书友是不会跟我争的,我担心的是价钱不要太贵。女店员开锁拿出《三国演义》,护封有修补,我略不喜。书后有几个定价,我知道是早年的定价,不会按价卖给我的。我故意问:这书的价呢?女店员找了找,找到一个很浅的铅笔字“1800元”,我自言自语:要是800我就要了。女店员不接话,我又翻了翻,放回了柜内。回家上网,居然搜到一本跟白天看到的《三国演义》一模一样的,价钱是“800元”,我大喜过望,当即付款“805元”,连卖家免邮费的消息也没来得及看。我得到的这本护封外还带着原玻璃透明纸,护封画是妇孺皆知的“三英战吕布”。另有一喜,书内有赵苕狂(1892-1953)所写《三国演义考》《三国人名辞典》及李崇孝《三国地理辞典》,均有助阅读。

    2015年山东图书馆编《五里山房捐让山左珍贵文献特展图录》。这书无定价,但是流通到市场便有了价,反正我是90元买来的。“读书记”不必写书价,“买书记”则非写不可。“五里山房”是齐鲁书社资深编辑周晶先生的书斋。周晶较为人知的事迹是主持《藏书家》杂志,周晶本人亦雅好藏书,且富珍稀古本。“山左”乃山东省别称,周晶素喜收集乡邦文献,几十年用心于此,已成规模。人生苦短,聚散无常,为了给这些宝贝找个安稳的归宿,公立图书馆当然是周晶首先考虑的,这才有了“捐让”———藏书者“及身散之”比较理想的途径。我向《藏书家》投稿,承周晶赏识,一直不间断地采用拙稿,而且成为相谈为乐的书友。2000年冬某日,周晶电话告诉我济南古旧书店有民国图书杂志展卖,我连夜赶赴济南,后来撰文《二十四小时泉城淘书记》记此事。

    2013年北京西城档案馆编《展览路记忆》。这书也不是公开发行的,所以也没有定价。我是16块钱买的,不好意思,物美价廉。展览路因苏联展览馆而得名,苏联展览馆旁设“莫斯科餐厅”,俗称“老莫”,那个年代是令人向往的饕餮盛地,时髦的代名词。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老莫”多次出镜。北京还有城墙的时候,展览路那片就是城外的荒郊野地。1983年,我搬到展览路近旁居住,一直住到现在,所以这书有那么点“乡邦文献”的意味,材料和照片出自档案馆,亦令人高看一眼。近年总在说什么“历史档案”对公众开放,我却从未动心去调阅神秘的档案材料,就算是公立图书馆,我也从未利用过。能够从本书中感受古都之“沧海桑田”,展览路一带,即是古城变迁的一个缩影。

    1999年经济科学出版社《古都旧景:六十五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作者美国人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1859一1942),1920年退休后在北京居住,从事写作研究,此书(原名《寻找老北京》)1935年在上海出英文版。阿灵顿在中国(主要在北京)生活工作五十余年,几乎占据了全部有效生命。本书被公认为继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之后第二部外国人研究北京城的著作。阿灵顿此书的框架和写作顺序,与陈宗藩《燕都丛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是围绕北京四九城转悠着写,陈宗藩从城池宫阙写起,而阿灵顿从使馆区写起;陈宗藩是掌故家写法,阿灵顿则是游客的写法。阿灵顿书优于陈宗藩书之处是,陈书只限于城墙之内,阿书于围城之外也给我们留下了他的印象。我有个小小的研究,住处附近有座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慈寿寺塔,寺废塔存,这是中国古建筑的共同命运。阿灵顿居然来过慈寿寺塔,他竟然给我留下了一句珍贵的材料———“马路对面是两棵极美丽的银杏树,也许建寺时就有了。”据《树之声》作者的研究,这两棵银杏的位置即是慈寿寺大门的位置。好了,我不能再剧透小小的研究。

    2015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善本书题记———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本书定价480元,我乃半价得之,其实半价都嫌贵,为什么呢,因为“善本书”于我很遥远很陌生,只有“民国期刊”于我亲。将旧杂志里的文章分分类,出成单行本,一直以来出版商都是这么运作的。另外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整套影印旧杂志。这两种“资源再利用”的出版方式,我个人也曾多次拿出私藏以求一逞,全军尽墨,只成功过一次(1946至1949年全38期《电影杂志》),而且是正式出版物。但是付出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之惨痛代价,只得自吞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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