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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不仁,以儿童为刍狗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6月18日        版次:RB06    作者:谷立立

    《儿童法案》,(英)伊恩·麦克尤恩著,郭国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4月版,39 .00元。

    《时间中的孩子》,(英)伊恩·麦克尤恩著,何楚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版,28 .00元。

    谷立立 自由撰稿人,成都

    伊恩·麦克尤恩的心里住着一个永远的孩子,敏感、瘦削、脆弱、偏执,既无比阴郁,又容易受伤。这是他不愿触及的冰山,也是他所有创作的起点。他提起笔来生猛无比,将道德禁忌、伦理规条统统甩在身后。我们谈到他,很容易想到那些悚人的符号(重口、暴力、乱伦),反倒忘了他还是一位严肃的作家。

    一直以来,麦克尤恩试图以“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去征服评论家挑剔的眼光。野心固然“宏大”,想象力未必“浩瀚”,至少他早期作品(比如《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远远不能撑起他的梦想。好在,《赎罪》让我们看到了改变。在摆脱了漫长青春之后,“恐怖伊恩”走出尘封的地下室,轻轻掸落蛛网,视野变得开阔,触角越伸越远,直到当下社会的犄角旮旯。《时间中的孩子》写儿童失踪案;《星期六》,恐怖袭击的阴影时隐时现;《追日》唱起环保的调子;《儿童法案》则将矛头指向法律和宗教。

    《儿童法案》事关法律与道义、信仰与爱。可谁知一开篇,爱就不见了。菲奥娜是一名专事家庭问题的女法官,即将迈入暮年。遥想当年,为了追求事业成功,她毫不犹豫地把前半生交付给家事法庭。吊诡的是,家庭法为她构建起理想生活模板,又将她与现实幸福隔绝开来。结婚35年后,丈夫杰克丢下一句“要在一命呜呼之前来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转身抛开家庭,上了“别的娘儿们”的床。

    看到这里,不免心生疑惑,以为麦克尤恩又回到了他惯常的创作老路。没错,他是描摹男女情爱的好手,既能洞悉世事的邪恶,又将邪恶掩埋在诸多假象之后。如果没有法庭的激烈辩论、菲奥娜对法律的反思,所谓的“儿童法案”说到底也只能是一个假象。但麦克尤恩毕竟是麦克尤恩,他的狡黠很难用世俗标准加以揣度。或许,在潜意识里,他更愿意做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好比巴尔扎克,用一生写就宏大的《人间喜剧》,把19世纪的巴黎统统装于其中。当然,喜剧不是麦克尤恩所好。倘若要创作一部伦敦版的“人间悲剧”,恐怕他会更有兴趣。

    什么样的悲剧?家庭分崩离析,有情人不能团聚,家人天各一方,患病者不得治疗———这是如假包换的现实,也是家事法庭的焦点。很快,随着17岁犹太少年亚当·亨利的登场,悲剧顺理成章地走到前台。这个饱受白血病侵害的孩子急需输血维持生命。然而,为了坚守父母深信不疑的宗教戒条,亚当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输血治疗。因为血液的不洁足以让一个清白之人遭受毁灭。况且,和崇高的信仰相比,他卑微的生命实在算不了什么。

    很难说,究竟是生命凌驾于信仰之上,还是信仰反其道而行之,早早地压在了生命头上。这里,不难看出麦克尤恩的嘲讽。尽管如此,他没有站到宗教的对立面,旗帜鲜明地加以批判。如他所说,所有这些悲伤的故事有着共同的主题,即是“人类共性”。我们不应将罪责归咎于法律的疏漏、道德的崩坏,而应该看看我们自己。毫无疑问,悲剧首先来自爱的缺失。《时间中的孩子》有句话说得好:“别忘了,童年是一份特权。所有长大的孩子都应该谨记,正是自己的父母,作为社会的化身,授予了自己这种特权,而且父母这么做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的”。

    确切地说,这就是爱,是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不幸的是,《儿童法案》没有爱。勇于牺牲小我、换得大我的父母终究还是隐身了,取而代之的是为人父母的不仁。都知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么父母不仁呢?当“刍狗”的就是孩子。在无数个相似的离婚案件里,曾经发下山盟海誓的夫妇为了房子、车子、票子大打出手,孩子呢,反倒被遗忘了。可怜曾经被视为爱情结晶、而今蜷缩在法庭一角忧心忡忡的小本小萨拉们,亲眼目睹家庭的分崩离析,内心的安宁早成浮云,纵然有再多福祉,恐怕也是难以消受的。

    悲剧的另一面来自沿袭千年的传统。小说中,一位母亲告诉菲奥娜,在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她一直被灌输以同样的思想:人生的目标不是读书求学、进入职场,而是呆在家中“相夫教子”。换言之,女人应该远离社会,遁入家庭,一门心思构筑安乐窝。如此,传统成就了一个民族,又让他们与当代社会相互隔绝,与过时不用的价值观紧紧连在一起。于是,真理也好,常识也罢,统统成了谎言和谬误。

    同样束缚人心的还有信仰。具体到亚当,父母的信仰是压在他身上的一座大山,轻率地决定了他的生死。在这个封闭的小社会里,信仰是至高无上的终极大法,大事小情无不受其约束。而人伦呢,人伦一文不值,它被踩踏、被切割,终至四分五裂。或者说,疾病可以轻易治愈,信仰万万不能撇清。为了不“拂逆”神祗的旨意,父母宁可牺牲亚当,眼睁睁地看着还未成年的他独自赴死,所为的不过是求得族群公认的“合理合法”。

    那么,菲奥娜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法律如何拯救“刍狗”于“不仁”?1989年颁布的《儿童法案》为她提供了理论依据:法庭在解决任何关涉儿童养育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儿童的福祗”。所谓福祉,当然是教育、健康、生存、发展等等基本权益。开庭前,菲奥娜亲赴医院探望亚当,倾听他的心声。至此,期盼中的福祉终于浮出水面,两个人的命运也有了勾连。看到这里,才明白开篇所写菲奥娜的个人问题并非离题万里的闲笔,而是预先埋好的伏笔。麦克尤恩不露声色地完成了他的互文:爱的缺失是双向的,“刍狗”是双向的,甚至于福祉也是双向的。唯其如此,困惑于信仰的男孩、高高在上的女法官才真正找到了新生的勇气。

    可是,哪里有什么新生?小说最后,眼看着不伦之恋即将上演,菲奥娜偏偏抽身离开。很明显,谁也救不了亚当:法律可以将他从不仁的父母处救走,却无法安置他空落落的心;信仰为他带来慰藉,反倒将他与父母的不仁紧紧捆绑在一起。菲奥娜呢,同样是不仁的。她用惯有的冷漠化解了亚当的热情。而当热情逝去,留下的只能是虚空。问题是,这种虚空,究竟是拜冷漠社会所赐,还是仅仅源于菲奥娜的一念之差?麦克尤恩没有回答。他既不介入,也不解释,而是聪明地选择了回避,哪怕他的妙笔可以扭转乾坤,可以改写刍狗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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