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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读书记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6月04日        版次:RB06    作者:乔纳森

    乔纳森 编辑,广州

    读毕《T .S .艾略特传》(约翰·沃森著,魏晓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大恸。艾略特半生情感煎迫,殆如苦修者自笞,于苦楚中求救赎也。其痛至巨,而思虑益深,才具日为思虑所摇撼,故有作,辄激越不可遏止。才大固不可及,内心遭际之惨怛又何可及?故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今之所谓名家也。近人才分学养堪摩其垒者,或有之,然甘自放于精神灵泊(Lim bo)者,鲜矣。

    好的文学,须从生活中打出,如不然,终嫌纤弱无力。今天的作品多呈疲态,最大的症结在于作者本来就“没有生活”,牙膏用完了,硬挤出最后一点点,涂匀了,薄薄一层,何所用哉?读米原万里的《旅行者的早餐》(王遵艳译,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4月版),于此有更深的体会。米原万里是女子,而有丈夫气。她做了多年俄语通译,政客、学者、技工、商贾,各色人都得接触,于倥偬烦扰中得见生活的实相。她也有学问,但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那类学问,而是把书本上得来的“知”,放进生活里试炼,揉圆搓扁,转化为贴身、切身的“知”。这有了生活的学问,不干瘪,有血色,遍行人间世而无碍。看米原万里写马铃薯、鱼子酱、土耳其蜜糖,就像看红拂女在欧洲大陆的历史烟尘中纵横驰骤,洒脱极了。最难得的,是她对生活还保有那么大的热情。

    热情的反面是冷峻。但读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的《动荡》(姚月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2月版),我们却感到某种或许可以称作“冷峻的热情”的东西。假如只有冷峻,往往会倾向于认为世间的太多事物都没有意义,也就失掉了加以探究的热情;如果冷峻的视角又不高,就易流为讥诮。而恩岑斯贝格尔在《动荡》中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两次苏联之行的记述,一方面保持着敏锐感受、忠实描摹的热情,另一方面则概以极冷峻的态度处之。这种冷峻,有时简直近乎“上帝视角”,带着淡淡的轻蔑。不管是苏联的普通民众,还是赫鲁晓夫,恩岑斯贝格尔皆以一双冷眼视之。其文笔亦异常冷隽,不刻意斟酌辞藻,却显得幽峭,不记得谁曾这样写过。卡波蒂的《肖像与观察》里有一篇长篇报道,记述他随美国歌剧团往苏联的见闻。两相比较,可知“冷眼”“热眼”之不同。

    说到写法不同,想起长谷川如是闲的《日本现代史》(彭信威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版)。此书系以1932年之旧译本影印,译文生涩。长谷川如是闲这书以“日本”为题,但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讲外国的情势。读时异之,掩卷即释然:近代以来,一国之事,实不限于一国之境内。明治维新、日俄战争,固然置诸国际大背景下方能充分理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亚洲局势更是牵一发动全身,已无孤立之国可言。长谷川如是闲用甚多篇幅剖析一战,真有识力也。同一视角、同一方法,未必不可转观现代之中国。

    读英文书两部。一为《你一直想知道却从不敢问齐泽克的那些文学上的事儿》(EverythingY ouA lw ays WantedtoK now A boutLiteraturebut WereA fraid toA skZ izek,R ussell Sbriglia编,杜克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这不是《德勒兹论文学》那种主题书,而是从齐泽克的理论出发,对文学做一种观照。其中麦高文(T oddM cG ow an)的一篇《历史主义的破产》甚尖锐。其意谓福柯所代表之历史主义为齐泽克之大敌。历史主义,一切有因果,则不免于认同现状,故齐泽克反其道而行,谓“历史主义,乃真正之历史性减去真实界(theR eal)之非历史内核”,而此内核终将于历史反复复现也。另一为科技作者吴修铭(T imWu)所著《贩卖注意力的人》(T heA ttention M erchants:T heEpicScram ble to G etInside O urH eads),该书对近代以来消费者的注意力在报刊时代、电视时代、网络时代、手机时代被广告吸引、转贩的历史做了梳理。材料或有用处,惜立意不高。后几章对“网红”(M icrofam e)之批判尚称有力,“我们时代最出色的头脑在想的却是如何让人们点击广告”,可谓慨乎言之。

    五月的大事之一,是A lphaG o大胜柯洁。恰好读了一本詹姆斯·巴拉特写的《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闾佳译,电子工业出版2016年8月版)。詹姆斯·巴拉特是极端的“反A I派”,认定人工智能的未来极端险恶。但其实他的看法绝非孤例,他在书中也引用了《超级智能:路线图、危险性与应对策略》(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版)的作者尼克·波斯特洛姆、《科技失控:用科技思维重新看懂未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7年2月版)的作者温德尔·瓦拉赫等人的观点,此外如奇点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都视人工智能为危险之源,如不加管控,后果不堪设想。中国学者翟振明、朱奕如在《马斯克的“脑机融合”比人工智能更危险》(《南方周末》,2017年5月25日)一文中则提示了相关的另一种风险。

    我无力判断人工智能的危险程度,但读了另外一本书——— 《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美]兰登·温纳著,杨海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版),却感到无比震撼。作者写道:“技术系统结构包含了要建立一系列复杂联系的内在趋势,而这种趋势的持续发展超出了你最初的预期,并承载着社会规范的强大力量。”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对社会有一种强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果先于原因出现”,“最初的行动要求有一系列行动来延续已做的事”。就像你一开始决定要一个孩子,孩子一旦生下来,接下来一连串的事就是一种“规定”了。“即使最明智的选择也可能是盲目的”,这话太像说给A I技术人员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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