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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寻访书楼是一件有使命感的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5月21日        版次:RB07    作者:黄茜

    韦力在自己的藏书处。

    《书楼觅踪》,韦力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3月版,298 .00元。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梁启超的饮冰室、傅山的红叶龛、宋春舫的褐木庐、沈括的梦溪园、刘鹗的抱残守缺斋、二马的小玲珑山馆……这些年,藏 书 家 韦 力 踏 遍 全国,寻访被时光和尘埃掩埋的一座座古旧藏书楼。这寻访既是发掘,也是凭吊。事实上,兴盛一时的私家藏书楼,随着时代演进,正在逐渐淡出历史。

    韦力是当代藏书家中可谓用功最勤、著述最丰者。他自言:“因为爱书,所以愿意去探寻跟书有关的一切,凡是与之相关者,都能给我带来无限欢欣,这让我更加留恋这个世界的美好。”

    因为爱书,他开始寻访历代藏书楼,因为寻访,他写下了洋洋洒洒几十万文字。十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以及刚刚面世的三卷本《书楼觅踪》,是寻访后的成果。

    谈起正在消失的藏书楼,韦力有些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传统民宅中的藏书楼朝不保夕。韦力称自己是一个跟不上时代步伐、甚至和时代潮流相背离的人。人人同时间赛跑,他却要尽 量 挽 留 过 去 的 影子。而许许多多的书友的热诚支持,对他亦是无言的勉力。

    于是,对书楼的寻访成了一件有使命感的事。韦力说:“我是一个小人物,我无法、也没有能力阻挡社会的巨变。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遗迹消失前,尽量把它拍摄下来,以便有一天重新恢复的时候有迹可循。”

    访谈

    南都:你第一次访书楼并集结为《书楼寻踪》出版是十年前的事儿了。既然此前著名的书楼都已访过,再次出发去寻访是否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韦力:这里头有两种情况。一方面很多有名的书楼已经访过了。另一方面,我在第一次访书楼的时候,也有很多后期规划。你看第一本《书楼寻踪》会发现,里面没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我从前有个观点,大的直辖市,书楼保留下来的概率高。我应当尽量地先去访偏远的、不易保留下来的书楼。所以我先把京津沪三地的书楼放下了。

    这次访书楼,有难点,也有容易点。容易点在哪里呢,现在文化还是在热起来。重要的是资讯变得更发达了。网络的搜索比我当年容易了很多。当年搜索资料很困难。现在是自媒体时代,谁都愿意发一点随手拍的东西。尽管他并不知道这里曾是藏书楼,但他的照片会给我提供新的线索,我按图索骥,可以查证出来原来那个地方是不是藏书楼的遗址。

    南都:书楼系列的文章在你个人的“芷兰斋”微信公众号上连载,收到读者什么样的反馈?

    韦力:芷兰斋公号有八个栏目,今天看来最受欢迎的是两个,一个是书楼,一个是师友赠书录。因为以前出过书,大家总想知道我又跑到哪儿去了,我又淘到什么东西了。这个栏目的留言看下来,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大家像做拼图游戏一样,都在关注我究竟访到哪儿了,很多人还希望我走到他那里去。

    我想很多朋友想见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好奇,因为我不喜欢上影像,大家想看看我到底长啥模样。第二个原因,更多是他们的乡思情怀。他们希望有一个人站在全国的角度来夸赞他们的前贤。比如我去了贵州,云南的朋友会告诉我,你离我们这儿不远了,我们这儿也有书楼。还有人拍了照片,发各种资料到我的邮箱。我在第一次寻访过程中没有这些经历,原因就是那会儿没有网络的连接。

    这些留言也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大家体谅我,认为我腿残了,会开车来接我。一些朋友没见过我,不知道我腿残到什么程度。有的人认为我会拄着双拐,走不了路,他们就事先把书楼遗址探访到,然后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哪儿。假如书楼在景区内,他们会通过各种关系,想办法把车开进去,尽量开到离书楼最近的地方,让我少走路。

    有的人也许认为我忌讳这个,不提,但从各种安排看出来,他在想尽办法照顾我。同时,他们觉得自己的前贤被探访是很值得骄傲的。这一切就把寻访变成了有使命感的一件事。我跟大家说,我要尽量活得长一点,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尽量地把历史遗迹写出来。这就是寻访过程中的感动。

    南都:有多少书楼是寻而不遇的?

    韦力:大概有两成。找不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没找对地方,二是找对了地方,但书楼在我到来之前拆掉了。每当看到这种结果,我心里都会有一丝难过。我后悔为什么不早来。这种后悔之心也促使了我今天加快寻访的步伐。

    中国正在进行城镇化运动,未来的多少年之内,城镇化要达到75%以上。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拆迁。虽然城镇化对民生有好处,但任何事情有利必有弊。城镇化的弊端在于,人们不重视文化遗迹的保护,有的地方甚至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破坏。我是一个小人物,我无法、也没有能力阻挡大的社会的巨变。我所能做的,就是在遗迹被消灭之前,尽量把它拍摄下来,以便有一天重新恢复的时候有迹可循。

    50年代我们拆了北京的城墙,变成了今天的二环路。当年梁思成为此痛哭,他无论如何都阻止不了,他甚至全身趴在议案上头不让签字。他说50年后我们会后悔。现在根本还没过50年,我们开始把城门楼一个个地往回建。拆真建假虽然不好,但毕竟是一种觉悟。据说北京现在新建的安定门被很多人诟病,不好看,根本不是当年的样子。有人解释,因为找不到当时的照片,没有珍贵的影像资料。这就更加印证了寻访的价值所在。虽然我阻挡不了拆迁的浪潮,但至少我确定方位,拍摄照片,从各个角度留下了完整的资料。

    私家藏书楼南方胜于北方

    南都:《书楼觅踪》是按照地域编排的。总体来讲,私家藏书楼的兴盛与地域相关吗?

    韦力:总体来讲,私家藏书楼南方胜于北方,大城市胜于小城市。江南是中国的人文渊薮,这句话在书楼上也同样成立。从明清以来,中国的文化主要是出在江南地区,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也包括江西的一小部分。

    中国的文化源头在北方。但文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起起落落的,近五百年来,文化上恰恰是南方胜于北方。比如从科考来说,光苏州一地就出了多少状元。为了防备状元太集中,朝廷限定名额,江南考生没办法,要搞今天这种“高考移民”,冒北方的籍去考试,考上的概率就高。南方文化的兴盛,最远可以追溯到南宋高宗南迁,把开封的文人带到临安。也是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才有现在的结果。

    那北方为什么也有书楼呢?因为明清以来北京是首都。做官要通过科考,而科考首先要苦读,有了学问,才能考取功名,有了功名,才能做官,做了官也是有文化的官。今天,是否有学问和是否有权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在古人是极为紧密的联系。考上功名的文人把江南文化的范畴、概念、影响力带到北京,所以北京是北方的特例。

    天津有个特殊的原因,它是港口,既不是军事重地,也不是文化重地,但因为有租借地,在某些情况下,很多人会躲避到租借地来。那些人也建立了一些藏书楼。因为租借地有安全感,叫做“治外法权”,清政府不能轻易到那里抓人。梁启超的饮冰室就建在天津的租借地。上海也同样如此,因为上海最早开埠,很多江南文人躲进上海,也带进了藏书文化。这就是京津沪三地藏书的概貌。

    南都:你寻访的大部分私家藏书楼,现在已是楼书分离了吧?

    韦力:现在藏书楼书和楼还在一起的很少。楼书共存的有湖州南浔的嘉业堂,还有就是宁波的天一阁。

    天一阁是中国留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它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了。为什么留存这么久,恰恰是我们今天一直在争论的一个话题。私家藏书楼究竟对社会有没有价值?有很多学者认为,私家藏书楼不公开,不能让社会广泛使用,所以它的消灭是一种必然。但是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能够传承那么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对外开放。这是一个极大的悖论。

    天一阁的主人范钦当初定下规矩,要求几房共同掌管钥匙,书不允许出阁,要看书,必须几阁的人共同开锁。后来家族分了很多支,很难把各支的人都找来开锁,找不来就进不去,所以清代三百年,就几个人进天一阁看过书。黄宗羲还以进过天一阁看书为荣。历史上还有一个故事。清代有个女子特别喜欢书,非常想看天一阁的书,但她也知道天一阁的规矩,不可能。于是她想了个办法,通过各种关系嫁给了天一阁其中的一家,心想家人总可以看了吧?但嫁进去后发现,天一阁不是一家掌管。这个女子后来抑郁而亡,到死也没有进过天一阁。

    典籍是用来保护还是使用,这之间的矛盾的确难以调和。书籍翻多了就会有损伤,可是不翻它,放着,这书有什么意义呢?今天这个问题也慢慢解决了,可以扫描出版,看到的内容与原本一字不差。

    南都:广东有哪些特别出名的藏书楼?

    韦力:广东有不少的藏书楼,近代它们才兴盛起来。一个是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他的旧居现在还在,当年藏书量很大。潘仕成的“海山仙馆”,藏品之富当时被称为“粤东第一”。现在广州市的某个公园,从前就是他家的花园。到了民国年间,最大的藏书家叫莫伯骥,他的藏书楼叫五十万卷楼。他是东莞人,也算发战争财,当初开西医药房,因为跟军政府关系极好,军政府指定去买他的药,他发了很大的财,用这个钱大量地买书。

    以我个人的看法,人对书的喜爱,天分占很大原因。收藏就是一种特殊的病态,有了钱就买,莫伯骥的书几次毁坏后仍然在买。东莞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伦明。他曾经在北大任教,教目录版本学。他为了藏书,开了一个“续书楼”。因为他想续修《四库全书》,可是怎么能得到这么多书呢?于是他在琉璃厂开了爿旧书店“通学斋”,自己没时间经营,请了一个最著名的经营者叫孙殿起。孙殿起后来写了《琉璃厂小志》和《贩书偶记》,尤其《贩书偶记》被视为近代目录版本学很重要的作品,就是因为受到伦明亲炙。

    别人的散构成了我今天的聚

    南都:这两年你有没有收到特别珍贵的书?

    韦力:近两年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应当是一批西夏文的书。当年元人灭西夏的时候太狠,几乎毁掉了所有文献,西夏文流传下来很少。也因为这个原因,近几年大量造伪,有很多人造西夏的假文物、假书。但是偶然在一个小拍卖行,我竟然发现了十七八件真的西夏文的书。据说是某个地方发掘出来的。我在拍卖会上努力地买,因为抬的价太高,我只买到了其中五件。

    它们很重要。西夏文我也不认得,但我认识搞西夏文研究的人,他们告诉我这几本都很有特色。其中一本更改了学术史上概念。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西夏文翻译的各种经文文献都来自汉文,但是,这次我买到的其中一件佛经,经文的内容是汉文佛经中不存在的,而在古藏文中有过这卷经。因此可以推论,当年的西夏文化不仅受汉文化的影响,它也借鉴了西藏地区的早期文献,这是我们从前不知道的事。

    南都:芷兰斋这么丰富的收藏,未来有什么打算?

    韦力:我就想今后老了把书全卖掉,极盛而散。我也明白,人总会死的。比如说老了,那些书加起来能卖很大一笔钱。但老了这钱能干啥?吃喝玩儿乐干不了什么了,出去花哨也干不了什么了,旅游呢我寻访把全国都走遍了。我从前不愿意跟他们讲,其实我有一个小心愿。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像刚才所聊的那样,有知识跟有权、有钱已经没有丝毫因果关系。恰恰真正的爱书人大多没钱。我也曾经没钱,我很能知道自己没钱看见好书时的煎熬。

    我希望自己老了之后,如果并不指望着这些书吃饭,我就把它们卖掉之后建立一个基金,效仿诺贝尔奖金的模式,找一个基金会代管。通过钱生出来的各种收益,每年奖励在藏书上有研究、有贡献的人。这笔钱足够支撑这个基金搞好多年。这点奖励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至少是个正向的鼓励。

    南都:即便这样,这么多年辛苦收藏的书散去了还是很可惜。

    韦力:这个事情应当想得开。我所藏的所有这些书,都是前代藏书家流传下来的。别人的散构成了我今天的聚。前人的前人也是别人的散构成了他的聚。聚和散是这个社会的主体。同样,我也是延续这样一个过程。我的不散,会断掉别人的聚。所以我有方藏书章就是“曾在韦力家”。它曾经在过,就可以了嘛。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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