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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新发现的佛学家吕澂的谈话记录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5月21日        版次:RB08    作者:高山杉

    高山杉 学者,北京

    今年5月4日晚,友人宋希於发给我一条链接,是孔夫子旧书网为5月6日即将举行的拍卖而预展的一份佛教学者高振农(1927年生,江苏武进人)旧藏的题为《吕老师关于研究佛学的谈话记要》的谈话记录稿。题目里的“吕老师”指的就是前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佛学家吕澂(1896—1989)。他曾协助其师欧阳竟无(1871—1943)创立支那内学院,在现代佛学史乃至一般学术史上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初,吕澂受中科院学部委托,在南京开办过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高振农就是当时班上的学员之一。宋希於知道我一直留心吕澂传记史料的搜集,所以在看到这件东西后会立刻通知我。

    这份记录稿用钢笔写在380字的吉林大学科研处的稿纸上,满满六页(卖家错写成五页),虽然没有笔录者的姓名,却保留了做记录的时间和地点———“1983年12月18日于清华宿舍”。“清华宿舍”是指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吕澂三子吕应运的住所,当时吕澂已经从老家丹阳搬到北京与吕应运住在一起。从记录稿的字体来看,是高振农的字无疑。据高回忆,他在1982年以后曾因事入京看望吕澂(《怀念恩师吕澂先生》,《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1期)。我想这种入京机会当不止一次,这份谈话记录可能就是他于某次进京期间在吕澂家中做的。任职于上海社科院宗教所的高振农为何会使用吉林大学科研处的稿纸呢?我猜大概和他在南京佛学班的同学,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张春波(1930—1994)有关。张春波曾于1980年在吉林大学哲学系为研究生讲授佛学半年,这些稿纸有可能是他在北京借给高振农的。

    与已知的吕澂回忆文字相比,这份记录稿提供了不少以前不为人知的珍贵信息,比如吕澂等人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学习期间“啃下”二百卷的《大毗婆沙论》,闻兰亭(1870—1948)因交易所倒闭导致内学院一笔基金蚀光而承担起《藏要》的印刷费用,钢和泰男爵(A lexander vonStael- H olstein,1877—1937)与吕澂的同学黄树因(1898—1925)共同买下一部分红字印本北京版藏文大藏经,汤用彤帮助支那内学院申请加入巴利圣典协会(Pali T ext Society)从而请得巴利文三藏,以及汤用彤推荐他的学生(未提姓名)来支那内学院做英文秘书等等。这些新史料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吕澂的生平和支那内学院的历史都是有用的参考和补充。

    不仅如此,稿中有些史料更是非局内人所不能道。比如支那内学院的《内学》年刊,一般人只知道出版过完整的四辑,至于在四辑之后是否还有续作,却很少有人留意。记录稿特别提到“第五年只是出了一些零本”,可见是认为在前四辑之后还有续作。这个说法与史实也是吻合的。的确,在前四辑之后,《内学》不仅有第五辑,甚至还有第六辑。在《吴虞日记》下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第458页,曾提到“《内学》第五辑目录”。刘定权(字衡如,1900- 1987)为批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而写的《破新唯识论》(民国21年12月),封面上就清清楚楚地印着“《内学》第六辑之一”。这两辑大概都是单行的零本,从未合订成完整的一部。记录稿谈到内学院在编写藏汉佛学辞典时,曾将甘肃的卓尼版藏文大藏经里的《瑜伽师地论》作为与汉译本对照学习的教科书和挑选名词术语的语料库。这与内学院当时藏有“曲尼版《瑜伽》全部”的记录(“曲尼”即“卓尼”的异译,参看《内学》第四辑“本院事纪(民国十六、七年)·四藏文之研究”)也是相符的。另外,记录稿中提到在欧阳竟无去世后,汤用彤“还送给内学院一部巴利文藏本写经”。“巴利文藏本写经”可能是“巴利文藏经写本”或“巴利文三藏写经”的误写,我想它可能就是张春波在《当代著名佛学家吕澂先生(续完)》(《五台山研究》,1989年第2期)中提到的由吕澂精心保管,在文革初期遗失的那批珍贵文物中的“巴文贝叶佛经”。

    下面,我就把这份珍贵的学术史料录文刊出。原稿中几处明显的笔误(比如把《内学》写成《内刊》等),以及使用的一些异体字,我都直接改正过来。几处比较严重的错误,比如把吕澂的同学邱晞明(江西宜黄人,与欧阳竟无是同乡)当成四川人,把他另一个同学王恩洋看作欧阳竟无的同学等,以及与其他史料有所冲突的不同叙述,均保留原样不做更动。

    吕老师关于研究佛学的谈话记要

    (1983年12月18日于清华宿舍)

    我生于1896年,今年虚龄八十八岁。江苏丹阳人。早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南京的民国大学读书。当时宋教仁任校长。读了三年光景,因该校停办而辍学。在校除学习大学的一般课程外,学了二门外语,即英文和日文。1911年,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逝世,欧阳竟无居士主持金陵刻经处,负责刻经事宜。时有杨仁山居士同乡陈镜清负责流通佛经,另有陈义负责对外交际。民国三年(1914)由欧阳竟无居士发起成立金陵刻经处研究部(据《支那内学院概览》),聚徒讲习,兼事刻经。我即于此时遇欧阳先生,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开始跟欧阳先生学佛学。时年19岁。从此以后,即跟随欧阳先生,从研究部到后来的支那内学院,直至1949年解放,没有离开过。

    在刻经处研究部学习佛学时,记得同学有邱晞明(四川人)、姚柏年、刘遯等。(按:《民国佛教年纪》载有“从学者有姚柏年、吕澂、黄艮、刘抱一、黄建、陈铭枢、黄忏华等”)当时我们学习很艰苦,除听欧阳先生讲学外,主要是在欧阳先生指导下,自己钻研,一部《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我们硬是读下来了。在研习佛经外,就是协助做校对刻经工作。当时经费很困难,欧阳先生的同学梅光羲经常为报刊写文章,稿子请欧阳先生修改,从中取得一点经费,以维持研究部的开支。

    到了民国八年(1919),欧阳先生与沈子培、陈伯严、梁任公、熊秉三、蔡孑民、叶玉甫等发起,印布支那内学院章程缘起。后得其同乡符九铭(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支持,乃于民国十一年(1922)七月正式成立。欧阳先生为院长。时内学院区分事、学二科。事科包括藏书、刻经、宣传、视察等,学科包括教学、研究、译述、考订等。当时,我负责学科。民国十二年(1923)内学院设研究部,仍由我负责。研究部招收学员分正班和试学班二部分,就学者二十六人,采用讲演讨论和指导研究的方法进行教学。民国十四年(1925)改为法相大学部、问学部、研究部。其中法相大学部,采用日课制。就学者达六十四人。民国十六年(1927)法相大学停办,并缩小问学、研究两部,专门采用指导自习的方法,就学者减为十七人。这一期间我均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内学院除培养佛学人材外,主要工作还是校刊刻经。另外就是出版研究成果《内学》和编校内典《藏要》。《内学》为年刊,每年出一本,共出了四辑。开始范围很广,许多人写文章,后来就没有稿源,只得停刊。第五年只是出了一些零本。记得汤用彤先生曾写有一篇介绍《南传安般守意经》的文章,登在《内学》上。再有就是编校内典定本《藏要》。提起编《藏要》,还有一段说不出的苦衷。当时有一位周先生,为内学院筹募得经费三万元。有一位上海文人闻兰亭,说是可以将这部分基金拿到上海做交易盈利,结果交易所倒闭,基金全部蚀光。后来托人与闻兰亭订立君子协定,即内学院编校《藏要》,与中华书局订立合约,用仿宋版出刊,费用到闻兰亭那里去拿。最后仍是只拿到二万余元。《藏要》共出了二辑。第三辑在四川蜀院只出了几册零本。《藏要》重点在校勘。我们是对照梵本、汉译进行校勘的。

    黄忏华先生有一胞弟黄树因,人很聪明。当时由内学院派到北平,向钢和泰学习梵文。同时他还跟雍和宫的喇嘛学藏文。雍和宫有北京版的藏文大藏经,印刷精良,很大的红字,还有图像。据说没有多少部。后来这藏文大藏经从雍和宫流散出来,在古董商人那里出售,钢和泰和黄树因就买了一部分。当时学藏文没有字典,只有一本寺本所作的《西藏文法》。后有青海的藏文研究社社长黎丹,看到《内学》年刊里有一篇藏文的《唯识三十颂》,很留意。这一篇藏文,乃是黄树因在北平跟雍和宫喇嘛学藏文时,请蒙古喇嘛抄出来的,其中错误很多。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黎丹看到后,就带一学生名叫杨质夫,来到支那内学院,与我们一起研究。我就在那时学习梵文、藏文的。因为没有藏汉辞典,就用甘肃卓尼版的藏文《瑜伽师地论》与汉译本对照,把名词术语找出来进行学习。后在南京买到一部《藏英大辞典》,于是找一些人将英文译成汉文。后杨质夫又摘成《藏汉小辞典》流通。黄树因在带动我们内学院学习梵文、藏文方面,有很大贡献,可惜他不久即夭折。由于黄树因的关系,黄忏华也与内学院有密切关系。

    汤用彤先生从美国学习哲学回来,亦慕欧阳先生之名来内学院。他当时是东南大学教授,时常往来,为内学院献计献策。如想办法使内学院参加巴利文藏经协会,才得到一部巴利文三藏(该会规定只有参加巴利文藏经协会者,才能发到巴利文三藏)。又推荐一位他的学生来内学院做英文秘书。直到欧阳先生死后,还送给内学院一部巴利文藏本写经。

    与内学院有往来的还有王恩洋、李证刚、刘健青等。他们都是欧阳先生的同学,李还是欧阳先生的同乡。欧阳先生讲《唯识抉择谈》时,在东南大学讲学的梁启超也来听讲,且很认真,从不缺席。

    另有熊十力,他不是内学院的人,但却由人介绍住在内学院里面,经常问学于欧阳先生。他的《新唯识论》就是住在内学院时期写的。我们当时曾开玩笑叫他是“外道”。

    在近代,支那内学院在佛学研究方面如果说有点成就的话,那就是在佛学研究方法上开辟了一条新路子。即过去研究佛学,长期来只是就翻译过来的汉文典籍进行研究。到了支那内学院,我们组织研究者学习梵文、藏文,又搜集梵文原本和藏文藏经,从而对照梵文、藏文经典,校勘汉文经、论,结果大开眼界。许多译成汉文的经典,原来难以理解的,甚至翻译传抄有错的,一对勘,毛病都出来了。这对我们正确运用资料,更好地进行研究有莫大的好处。这可以说是我们内学院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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