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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形象是如何塑造出来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5月07日        版次:RB06    作者:王绍贝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美)艾朗诺著,夏丽丽、赵慧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月版,78 .00元。

    王绍贝 自由撰稿人,汕头

    关于李清照的生平及作品的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我们也自认为对她再熟悉不过了,美国汉学家艾朗诺的这本《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重点并不是对李清照进行考据式的研究,西方汉学家研究汉学的优点在于它们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在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先入为主之见上,从新的角度提出被我们忽略的问题。艾朗诺此书分析了附加在李清照形象上的预设和假定对解读李清照作品的影响,并对从南宋到近现代李清照形象的接受史进行详细分析,堪称本书亮点。

    艾朗诺首先从宋代文坛的社会背景分析,指出宋代女作家地位底下,社会上对女性写作的评价很低,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深入人心,甚至有一种女性写作容易被外人窥探闺房隐私的担忧,而李清照的出现则极大挑战了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坛。我们习惯将李清照视为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但今天许多学者发现李清照的一些词作、诗文体现了男性阳刚风格,艾朗诺认为李清照作为当时罕见的挑战男性主导文坛的女作家,要顶住强大的社会压力,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说,“当妇女进入由男作家及男权价值观所主导的文本世界时,其表达往往对抗与妥协兼备……”从这个基础上,我们大概就能理解李清照作品中带有刚健的男性气息的作品了。

    由于李清照的文集南宋就散佚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李清照作品数量非常稀少,对于李清照作品的解读想象与推理成分很大,艾朗诺指出对李清照作品解读带来极大误解的一个方法就是“自传式解读”。钱穆就曾说,中国作家地位确立的一个标准就是将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进行编年校注,所谓“一切作家的作品都是自叙传”的观点,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史不分家”的传统非常契合,类似杜甫这样的代表性作家,都是将他的作品与其一生的经历配合来读更好理解。但是这种“自传式的解读”必须建立在作者有意识给后人留下时间线索的基础上,一旦被滥用,则容易造成牵强附会的解读。譬如李清照许多描写离愁的词作(《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凤凰台上忆吹箫》等)即被许多研究者解读为赵明诚入仕后,因为要经常出差外地的离别之作,但经考证,赵明诚早年并没有长时间离开京城与家人的经历,这种传统的解释正是来源于大家对李清照、赵明诚这对模范夫妇的日常生活想象。我们忽略了“离愁”这种主题的作品有很多是作家出于创作需要的虚构,历史上有许多男性词人创作的“闺怨”题材代言女性作品,我们应该承认李清照与同时代的男作家一样,有能力虚构文学形象、杜撰事件情节。对这些词的错误和过度解读,来源于人们把词人李清照设想成赵明诚的贤妻,并将她的文学个性及自我形象简化为“赵明诚之妻”这唯一身份。

    李清照的形象在历史上也经历了有趣的微妙转变,艾朗诺分析了这些转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南宋人心目中的李清照形象,一方面赞叹于她卓越的诗词天赋,另一方面又惋惜她晚年丧夫,迫于压力改嫁又申诉离婚,晚节不终,流落以死的遭遇。但事实是,李清照在改嫁后恢复了朝廷颁给赵明诚夫人的“命妇”身份,有充分证据表明,她晚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给皇帝和宫廷嫔妃献上颂诗,并不像南宋人所描述的那样,以漂泊乡里、无家可归、贫穷艰辛的状态度过余生。但正是从那时开始,李清照许多凄凄惨惨戚戚的婉约风格作品,都被编年到她的晚年时期。加上李清照晚年写的《金石录后序》这篇著名的回忆文章,李清照与赵明诚终于成为一对情投意合、才子佳人典范式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延续至今。

    元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明朝开始充斥一种对于女子“贞洁”的热情,到了清朝,出于专制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在表彰鼓励节妇方面,远比元明两朝积极有力,明清两代确立了寡妇不能再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宗法观念。李清照的再婚经历,被这个时期文人(文人宋濂、藏书家叶盛)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将她与“失足女性”相比较。然而李清照的再嫁,在宋代是稀松平常的事,南宋人没有对此提出过任何谴责。尽管李清照有着这样的污点,明清时代许多文人还是对李清照的作品爱护、推崇有加,但这种道德主义的谴责势必要影响对李清照作品的评价,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文以人传”,秦桧即使书法写得再好,一旦被定位为奸臣,那么他的名字就从书法史上彻底抹去,书法作品得到差评,这是维护社会纲常所必须的。为了保住李清照作品不遭遇秦桧书法一样的命运,清朝李清照的死忠粉开始了否认李清照再嫁的翻案研究,俞正燮、陆心源、李慈铭等人纷纷出手考证,维护“女神”的形象,否认李清照曾经有过再嫁,并认为那些史料是李清照当时的敌人为了丑化、污蔑她而捏造的。清朝人对改嫁是这样的无法容忍,竟然不惜改写宋朝人的文章来维护妇人的“贞洁”!然而重构李清照的形象在此之后却获得了巨大成功,李清照没有再嫁的论调从清末一直唱到20世纪初,直到1957年,这个共识才受到挑战。

    1957年,黄盛璋出版了两种篇幅甚巨的论著,一种是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年谱,一种是对“李清照生平事迹”的研究。黄盛璋使用可靠的文献,瓦解了清代俞正燮等学者重构的李清照没有再嫁的结论。但由于长期以来否认李清照再嫁的结论在学术界根深蒂固,许多老学者无法接受李清照再嫁的事实。2000年以后出版的李清照研究著作才基本上都接受了李清照有过再嫁的事实。

    1990年代,学术界产生了一个关于李清照的新观点,这些学者宣称赵明诚在娶妻之后纳了一个或几个妾,甚至在家眷之外还有一些风流韵事。这些学者据此重新解读李清照作品,将李清照词作中一些闺怨解读为对赵明诚的不满,纳妾问题虽然有蛛丝马迹,但在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前还没办法完全成立。联系到199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女性研究、女性历史席卷了中国大陆知识界,在这种思潮的引导下,李清照与赵明诚这对模范夫妇形象开始动摇,李清照的形象也许又将迎来一次转变也未可知。

    “任何对中国历史略有所知的人,在阅读李清照的词作时,若自以为能够完全摆脱相关预设和假定,就未免太天真了。更可取的方式是理解这些先入之见,看看它们由何产生,投合了哪种需要……”艾朗诺认为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后,我们再回到李清照的作品,才能以更客观的立场来欣赏它们,这对我们解读古典文本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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