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殷望乡情,漫漫黄土路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4月16日        版次:RB07    作者:季丽新

    《老乡:对中国西北一个移民村庄的一线调查》,吕延涛著,中国人民 大 学 出 版 社2 0 1 6年1 0月版,48 .00元。

    季丽新 山东工商学院教授

    读完吕延涛先生的《老乡》,我的思绪飞到了山峦叠起、黄土弥漫的塞外,那豪迈如长风、淳厚如黄土的乡民形象生动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宁夏顾山村老乡的命运牵动着我。吕延涛,大胡子的西北汉子,《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资深记者,以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地讲述着动人的故事,用人类学的方法理性地呈现了顾山村农民的生存现况。在一个个看似平常的故事背后,作者以其特有的新闻洞察力,揭示了城市化大潮背景下农民的渴望、喜悦、困苦、挣扎和无奈,发人深省,引人沉思。本人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从村庄治理的角度,谈谈自己的感悟。

    “老乡”,多么亲切的称呼。作者没有用“农民”、“村民”这些时下知识分子常用的语汇,而用一声极其朴素的“老乡”作为书名,道出了作者浓浓的乡情,体现了作者自视为农民儿女的定位,表达了作者俯身与农民平等对话的姿态,给读者以真实而温暖的触动。与很多知识分子替农民呼吁、为农民代言的救世情怀不同,作者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一员,感知他们的苦与乐,道出他们的悲与喜。书中的每一人物,如生病的张万亮、回家养牛的张平、开饭馆的张万武、做生意的张鹏等,都好似作者的家人、亲人。他期待他们的日子过好些、再好些;希望他们进得了城市,回得了乡村;期盼他们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治理好生生不息的村庄。那么,村庄究竟该如何治理?是“协商治理”还是“集权控制”?是“自治”还是“他治”?细细咂摸吕延涛先生讲述的顾山村故事,我们似乎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据书中记述,顾山村实际是村民小组,隶属上马洼村。上马洼村共有615户,2889口人,其中回族占到96.4%,去年人均收入4930元。上马洼村一共有7个村民小组,顾山村民小组是其中之一,当地人称呼其为“顾山村”。顾山村民小组长张万平告诉作者,涉及村民利益的事情,如补贴发放、贷款分配、道路建设等,他会与顾山村民代表共同协商。村民代表是按照家族分配的,代表着村中各个家族的利益,在村里比较有威信。村里的事情,他有时也会与阿訇商量。从这些情况可以发现,顾山村治理中已经开始注入协商民主的因素,相比个人专断式治理,这是很大的进步,与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推进村民自治和协商民主不无关系。但是,顾山村的协商治理是很不稳定、很不规范的,因为村庄没有建立制度化的协商形式和协商程序,协商主体范围狭小,村民参与度不高,具有浓厚的“家族政治”色彩,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和“协商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行政区划上看,上马洼村归属新集乡。在作者与上马洼村支部书记谈起村里工作时,他这样描述了乡村之间的关系:“如果村干部做事不符合政策,弄错了,就没办法给上面交代了”。其实,村干部所说的政策,就是乡政府下达的各种任务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从试行到现在已经30年了,可在村干部心中,乡村之间的关系依然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者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政府扶贫项目不征求村民意见,不顾市场的实际情况,总投资2000多万建成了蔬菜大棚,要求村干部和村民认领种菜,结果是村干部带头认领了,可村民不买账,蔬菜大棚始终空闲着,损失严重。其实,在书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在书中,作者多次谈到移民问题,因为这是顾山村民最大的心事。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规划,顾山村的81户农民要在三年内搬迁到七八公里外的新集移民点,以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因为村里多数农户一个月都吃不上一顿肉。但是,政府没有想到的是,大部分村民不买账,新集移民点一排排整齐的新房无人居住。并不是顾山村民矫情,移民点养牛种地都不方便,生活成本高,村民搬过去又找不到工作。政府的本意是要加快城镇化,提高村民生活水平,然而,城镇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城镇的形成并不完全是人为的,它必须有产业支撑和人口的集聚,仅凭盖楼房是无法实现城镇化的。

    村庄治理的最终目标是维护村民利益,治理方式的选择要有利于实现治理目标。随着村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深化,村民利益分化加深,利益关系复杂。村庄治理要实现村民利益整合,就必须倾听各方面的声音,通过协商和讨论让村民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缩小差距,寻求共识。每一个村民都是他们自身利益的最好代表者,他们最了解自己的需求。美国著名思想家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演进是“自发秩序”,人类在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源于下述事实,即人类始终无法控制社会生活。人类持续发展,完全有可能依赖于其有意地避免实施其于当下已然获致的手段。”当然,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如果认为一切社会秩序均是自然演进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但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任何人不能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理,而是要在有限理性的人中间开展对话、协商、博弈,最终共同形成决定。正如吕延涛先生在书中所说:“说白了,让顾山人进城,进入现代化,不能赶着走,不能拽着走,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咧,你得顺着他们的心思走,顺着他们的实际情况来,遇山修路,遇水搭桥,让他们走稳了、走顺了,那才是大伙希望看到的啊。”

    谈治理,关注治理方式,就不能忽略治理主体。再好的治理方式都是由人来实施和执行的,治理方式犹如治理的硬件,而治理主体的素质则犹如治理的软件,二者匹配,治理才能取得好效果。

    村庄治理最重要的主体就是村民,吕延涛先生在书中为我们描述了善良、朴实、热情、忍耐、勤劳的顾山人,也谈及村民的法治意识不强、文化程度偏低。据书中介绍:顾山村现在三十来岁的人中,有不少男的没有上过一天学,女的就更不用说了,大都不识字。村民文化素质和政治水平低下势必会影响村庄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要在村庄教育问题上多想办法、多投入,而不仅仅是忙于征地盖楼。

    村庄治理离不开村党组织的领导。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村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村党组织作为党在村庄的基层组织,是村庄治理的核心主体。然而,上马洼村党员人数较少,仅有的几名年轻党员几乎都到城里打工去了。令人有些安慰的是,当地党组织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采取了相应措施。

    村庄治理还应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就是农村民间组织。农民以组织的形式联合起来,就能够在村庄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更好地维护村民利益。顾山村的张建国联合五户村民成立了“彭阳县建国养殖专业合作社”,但实际上,合作社成员还是各干各的,合作社不过是为了获取国家补贴而建立的。我们知道,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和完善主要依靠合作社自身,因为合作社是自治组织,政府不能进行直接干预,但政府可以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资金、供给规范、进行监管等,进而稳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总之,吕延涛先生的《老乡》一书只是解剖了一个村庄,我们不能根据这一个村庄给复杂的中国农村把脉下药,但该书确实为我们思考中国乡村治理方式、治理目标、治理主体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的文化,希望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与农民相谋,谋农民之事,解农民之困。

手机看报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