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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来波俏辛德勇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4月02日        版次:RB07    作者:邝海炎

    《书者生也》,辛德勇著,未来出版社2016年9月版,35.00元。

    《那些书和那些人》,辛德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28 .00元。

    邝海炎 媒体人,广州

    了解学术思想史的都晓得,20世纪中国第三代学人(1950-1960年代出生)大多阅历丰富,学术“童子功”则被耽误了,所以,他们思想上叱咤风云的多,学问上厚实精深的少,以至读书界有“一本书主义”的说法,即一个人的博士论文居然就是他一辈子最好,甚至唯一拿得出手的著作。而以辛德勇为代表的少数第三代学人则不然,他们由文献学这种类似“少林梅花桩”的笨功夫入手,生根发芽,打下坚实基础,到了50岁左右才枝繁叶茂,佳作迭出,给人“学霸”之感。

    对于辛德勇的学术成就,我没有资格评议。只是他最近出了三本书话作品:未来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书者生也》,收了2014年-2015年的书话;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的《那些书和那些人》,收的是2016年写师友的文章;九州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的《蒐书记》,编选了以前的书话,还添了两篇最新演讲稿。读完这三本书后,我发觉与前期书话(《乙亥斋读书记》、《在读书与藏书之间》、《在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困学书城》、《纵心所欲》)相比,辛德勇现在的书话更有味道,于是斗胆谈谈他的书话写作,以满足自己对历史学霸“一斑窥豹”、“尝鼎一脔”的虚荣。

    一.学界杀出个“使双锤的李元霸”

    初中时迷恋武侠小说,读古龙,好比看黄山松,秀、奇、险、怪,然过瘾后感觉身体被掏空;读金庸,则好像钻到百年大榕树下,但见根深叶茂,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赞叹之余还有文化的真气流布全身。我现在读辛德勇的书,仿佛就有读金庸小说的感觉。

    为什么辛德勇功力深厚若此?原来,他生于内蒙,却祖籍东北,年轻时还干过伐木工,又是冬泳健将,身上确有一股来自白山黑水的磅礴之气。更重要的是,他读研究生博士时又遇名师,导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三位奠基人之一”史念海。史先生年纪大了,便邀同校的黄永年先生给研究生上文献学课。从史黄二先生处,辛德勇学到的是:多读书,读书得间,重视并利用基本传世文献。比如,陈胜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们被发配渔阳(今北京一带),直接往北走就是,为何经过在南边几百里的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市)?我之前猜测大泽乡是重要军事据点。殊不知辛德勇早有胜解,他根据《吕氏春秋》、《商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里的史料,推测“闾左”即“亡命宾萌”,类似今日之流民,陈吴很可能是流落到蕲县的农民工,陈涉发迹后来投他的工友说楚语即可为一佐证,如此左右逢源、裁月缝云的手笔,让我叹服不已。(《历史的空间和空间的历史》,57-64页)又如,《三国志》原名《国志》,以前也有人说过,但没给出论证,辛德勇不但爬梳了唐以前《三国志》书名相关史料,而且利用自己的版刻学知识遍检各种版刻和写本,发现今传宋元刊本大题俱作“国志”而非“三国志”,可谓陈寿此书本名《国志》的最有力证据。(《祭獭食跖》,3-58页)

    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又曰“触物圆览”。因为读书多,加之承有史念海历史地理学和黄永年文献学双重衣钵,辛德勇在探究那些前人反复探究却依然缠绕未解的死结时,便如李元霸挥舞双锤,虎虎生风。以至黄永年晚年对人夸道:“现在历史学搞得比较好的,就是我的学生辛君了。”(《黄永年编年事辑》,360页)

    二.学者书话与文人书话

    严格来说,辛德勇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但在黄永年的引领下,辛德勇对版本目录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些知识,帮助他扩大视野,“使研究范围,稍有外延,时时轶出于专业之外,横通一些其他领域的问题”(《那些书和那些人》,167-169页)。这成就了他的“学者书话”。

    何谓“学者书话”?辛德勇在给《绍良书话》写的序中谈到了“文人书话”与“学者书话”的区别,“文人书话,意在表露情趣,因而侧重品位鉴赏,写好这类书话,难度主要在于文笔;学者书话,意在叙说知识,因而侧重考证版本源流,或阐释文献内涵的意蕴,写好这类书话,难度首先在于学识。”(《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28页)

    借用章学诚语式,文人书话是“圆而神”,学者书话是“方以智”;借用钱锺书语式,文人书话是“以丰韵神采见长”,学者书话是“以筋骨思理取胜”;借用古诗鉴赏语式,文人书话长于比兴,学者书话则老实作“赋”;借用美术鉴赏语式,文人书话像徐渭画的水墨葡萄,放纵简逸,舍形而悦影,寥寥数笔便传达出事物之神韵,学者书话则像塞尚的苹果,结构坚实,安静而光泽,给人一种恒定感。

    学者辛德勇自然亲近“学者书话”。他学问饱满如丰收的稻谷,写起书话来,那金灿灿的谷粒便经过脱粒滚筒化作“见识”,“砰咚”蹦到了打谷仓里。我们一般认为,徐霞客旅行是科学的地理考察,《徐霞客游记》一书标志着明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辛德勇却在1991年写了《徐霞客史事二题》,否定了丁文江所说徐最早发现长江正源为金沙江的功绩,指出在徐氏撰著《溯江纪源》六十多年以前,南昌学者章潢就在《图书编》一书中,提出了比徐更科学的判断河源的基本原则,进而认定应以金沙江为长江正源。到了2001年,辛又谈到自己淘来的《江省图》,对“徐霞客神话”继续开炮:代表明代地理学最高成就的应该是区域地理学的普遍发展和全面繁荣。徐霞客束书不观、一味疯跑,并非科学的地理研究法。

    但辛德勇以前的书话也有个毛病,那就是行文过于繁密,窒息了文气。比如,《〈渔阳山人诗合集〉与〈渔阳精华录〉的面世背景》一文,花了9页篇幅(占全文60%)对比《渔洋山人诗合集》与《渔洋山人精华录》内容上的差异,得出了后书是由前书删削增改而成的结论。这种笨功夫,“文人书话”的代表黄裳是不会做的,他多半举几个例子就模棱两可地打发了。

    三.“波俏”或是一剂良药

    如何救治“行文过于繁密,窒息了文气”的毛病?我认为,“波俏”或是一剂良药。

    “波俏”,又作“庯峭”、“逋峭”、“波峭”。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释俗》说:“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谓之庯峭。”宋祁很多人不知道,但“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却名气很大,王国维说:“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什么境界?“波俏”嘛。又,张岱《柳敬亭说书》有“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一句。怎么个波俏法?“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可见,“波俏”就是正经、沉闷、无聊时来点突兀、性感、俏皮——— 静若敦煌壁画上佛手的曼妙,动若青衣戏里云袖的轻舞;轻如鱼儿摆尾后水涡的慵懒,重如鸟儿嬉戏时花枝的摇摆;淡似蒙娜丽莎嘴角的微翘,浓似老戏骨脸上褶子的颤抖。

    “波俏”只是“文人书话”的量尺吗?非也,学者书话照样可量。陈寅恪的论著也常铺陈过密,但黄裳读《柳如是别传》却感觉,“作者在考索史事之余,也时作波俏的按语,所谓‘忽庄忽谐’”。(《绛云书卷美人图——— 关于柳如是》,214页)以学者书话知名的郑振铎也常有波俏语,他谈明万历年间万寿堂刊本《大明统一志》,先叙版本源流,再笔锋一抖,“乃直至万历间尚未重修,仍沿用旧本,至可诧怪。若清《一统志》,则一修于乾隆,再修于嘉庆,于斯可见明廷官吏之不知留心时务与经世之术。地理之不知,方位之不明,风俗人情之不了解,何能谈‘政治’之设施不?”(《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48-49页。)宛如书法中的顿笔、折逆,波俏好看。

    相比前期书话,辛德勇近年的书话波俏多了,这首先表现在文学修辞的增多。比如,称赞社科院历史所的学术大家“在以论带史横行于世的日子里,默默地像推土机一样一本一本地通看所有看得到的典籍。”(《那些书和那些人》,70页)阐述历史研究的魅力本来就是依靠间接证据来做合理的推测判断,“杀人越货者都要像武二郎那样写明:‘杀人者,武松也’,还要神探做什么?”(《书者生也》,164页)澄清自己不是藏书家,“像我一样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人,家里的书,比一般人多一些,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但这只是我们这种人用以混饭的家伙,就像清洁工用的抹布,修理工身上的钳子、扳手,农民家里的锄头,还有镰刀,我们却不能把这些清洁工、修理工和农民分别称作抹布收藏家,钳子、扳手收藏家,锄头和镰刀的收藏家。”(《蒐书记》,264-275页)

    还有,文学修辞也更精准了。辛德勇在2007年给《绍良书话》写的序里,为了说明学者书话的价值,他来了个比喻,“软体写刻本美则美矣,但看多了,便犹如吃多了奶油食品而使人发腻。若是以清代的版刻形式来作比喻,晚明小品式的笔法,便颇近似于软体写刻本书籍;而我读绍良先生的文章,似即有若观赏上乘方体字刻本,更耐人品味,……其精雅的气息,疏朗的格局,所传递给人的愉悦,实际是要超出于软体写刻本之上的。”普通读者对这个比喻会很隔膜。而他在2015年写的《元刻本〈宗镜录〉零册漫记》一文,也以版刻作比,却精准鲜活多了———“虽然说只要有真性情,读什么版本的《史记》、《汉书》都能够下酒,但读线装影印的百衲本肯定会比读中华书局点校本要多喝几口儿;要是能够一亲肌肤,摩挲宋刻元椠,那就难免一醉酩酊了。遗憾的是,余生也晚,所业亦贫,无缘无力购藏此等上乘精品,二十多年来,流连坊肆,所得多属清代印本,而聊以窃喜之二三精品,亦多在是焉。若单纯就版刻的时代早晚而言,即使是明版,亦所得寥寥,且多属嘉靖以后的方块儿字本,殊不足重。至于赵宋蒙元,犹如月中仙子,望之也艳羡,即之则既远且寒,仅于偶然间勉强收取一二零篇残叶,藉以私觑其芳颜而已。”(《书者生也》,141-169页)此比喻既精准挠痒,又亲切撩人。

    更让人惊艳的是,辛德勇还会玩“弹幕”。关于清嘉庆原刻最初印本《经传释词》,辛德勇1996年的书话只写了得书经过,然后对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该书的错误冷嘲热讽了一番。(《乙亥斋读书记》,55-58页)到2015年,他修订扩充此文,在版本之外,又谈到北宋王安石变法后,科举由诗文变为经义,经元、明到清,演变为高度程式化的制义文。因为内容上框得死,也就更需要把精力用在谋篇布局和修辞技巧上,研究古文写法、虚词用法之类的书就应运而生。虚词有什么用?辛德勇举了韩愈的《祭十二郎文》为例,评曰:“行文骈错往复,绵连递进,犹如曲涧踹流,变幻莫测。大量使用虚词助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本论证完了“写好古文要重视虚词”,但他紧接着又括号写道:“当然做什么事,都有个限度。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情真意切,虚词,特别诗大量语气助词的使用,乃文随情移动,犹如哀泣痛诉,发自肺腑,诚有不得已者。欧阳脩的《醉翁亭记》就已经有喝高的感觉,颇似酒后游戏为文,难免‘浮艳之气’。在林琴南看来,吾辈后生小子若是妄自学步,恐怕就要‘立形呆相’了。”(《书者生也》,96-97页)这“弹幕”好比海鲜盛宴中必备的芥末,有此辛辣,新文虽比旧文扩充了3-4倍,读来却并不让人昏昏入睡,反有“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的妙境了。

    辛德勇的书话为什么有此“豹变”?这也好理解,“庾信文章老更成”嘛。他年轻时凭兴趣博览群书,学问根基广大,却也因此被三大矛盾缠绕:藏书与读书,专家与通人,稀见史料与基本文献。50岁以后,田余庆先生的提醒便会时常萦绕耳际:“你这些年写了不少文章,这很好,但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考虑选择重大问题,写一两部放得住的书。”(《那些书和那些人》,88页)

    辛德勇尝自解,“……由于眼界低下,拣到的都是一些琐碎微末的题目。我很喜欢宋人程颐论道时讲的一句话:理无大小,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道理是没错,但现在学术分工已深化,一个领域就足够一般学者钻研一辈子,你撒网这么宽深,虽捞到不少“大鱼”,但能逮到像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这样的“超级大鱼”吗?辛德勇嘴上对田的话不在乎,心里却难免较劲,2015年出版的《制造汉武帝》就直接向田余庆“开炮”。让辛德勇郁闷的是,此书一出便引来机关枪一样密集的商榷文章。这一定让他错愕,当衰老像秋霜一样蔓上腿肚子,他开始“知天命”,对人事无常、人力有限的感触也就更深了(《那些书和那些人》,23页)。

    好在还有书相伴。郑振铎在20世纪30年代集藏清人别集时,曾自述其心境说:“沧海横流,人间何世,赖有此君相慰,乃得稍见生意耳。”辛德勇也感慨:“书就像我的宠物,看着它,捧着它,有一种回到少年时代,与那只狗耳鬓厮磨般亲昵的感觉。”“每天安坐书斋,是这些书,像真爱的宠物一样给我带来生意。”(《书者生也》,2-3页)大概就是这心境,让辛德勇的书话滋长起波俏的情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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