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硬伤”录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3月12日        版次:GB07    作者:张求会

    《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刘正、黄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 1月 版 ,99 .00元。

    □张求会

    《陈寅恪书信(422通)编年考释》(刘正、黄鸣著,以下简称《考释》)的两位作者为搜集、研究陈氏书信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尤其是在注释外文文献方面的努力———必须得到肯定和认可。因为我“既不懂梵文和巴利文,又不懂日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甚至“英文还不足以直接阅读原著”,(以上批评见刘正著《陈寅恪史事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318页)所以对于《考释》的外文文献注释不敢妄作评论,现只就该书在中文文献处理上的硬伤稍予罗列并略加订正。

    一,迻录已刊书信大面积失真

    《考释》所收书信,最主要的来源是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版,据《考释》“前言”9、11页脚注)。照理说,无论是采自该书信集,还是录自其他出版物,迻录已刊文字并非难事。可惜的是,收进《考释》的多封书信,读者仅凭语感、常识或上下文就能发现问题。比如:“中国之韵文诗斌(应作‘赋’)词曲”(《考释》,158页。以下引自该书者,仅标页码),“弟请于暑假后解除第一组主任名义一事,……务求兄等与诸公会商允许,弟不例会(应作‘列会’)或可便于讨论”(208页),“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威权者,不遇(应作‘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212页),“诸视(应作‘亲’)友处乞代道念”(268页),“二百元国币,……合港带(应作‘币’)至微,不便零星汇寄也”(293页),“始于六月十八日搞(应作‘携’)眷安抵桂林”(298页),“尚须重膳(应作‘誊’)一清稿”(345页),“照手续请为推蔫(应作‘荐’)”(353页),“今将弟之意兄(应作‘见’)述之如下”(360页),结尾语“并贺年厘(应作‘釐’,或径作‘禧’)”(439、455页),“早餐弟当别购鹅(应为‘鸡’)蛋奉赠”(459页),“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票(应作‘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477页),“近年失明断腿,不能复(应作”不复能“)听读”(479页)等等。而将陈寅恪之表妹夫“曾昭抡”误输为“曾昭伦”(380页),又将陈氏之父执、著名词人“朱彊村”错录作“朱强村”(398页),除了缘于不够认真细致,是否也反映出对于相关人事的陌生?

    为了说明迻录失真的严重性和反复性,极有必要另选一典型样例。陈寅恪现存于世的书信,以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最为知名。此函最早由陆键东披露于1995年(陆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111- 113页),陆书配有一页影印图片(同前,110页),对照图片所现汪篯手迹,可以找到陆氏释文的数处失误;18年后,陆著修订本面世,插图依旧,改订后的释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三联书店2013年版,104-107页)仍有三字未补正。相比之下,《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收录此信(三联书店2002年版,463-465页)更显规范:一是交代了来源———“副本存中山大学档案馆”,二是准确性更强———至少与汪篯手迹高度一致。因此,在该信原件或副本完整公布之前,陈美延所录此信堪称最接近原貌的重要文献。试以此文献作为底本(陈美延增补二字不予考虑),核查一下刘正数次引用该信的差错情况:《闲话陈寅恪》(刘正、黄鸣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139-140页)错字、漏字、衍字合计66个;《陈寅恪史事索隐》(187-189页)共47个;《考释》(422-423页)与《陈寅恪史事索隐》完全相同,也是47个。于此一例,足以提醒海内外同行:《考释》确能提供若干线索、带来一定便利,但绝不能轻易采信,更不能直接从中引用陈氏书札。

    二,注释、考辨的代表性错误

    《考释》文字冗沓,若将422通书信(有些只是可有可无的线索)逐一讨论,势必费时且无趣,故以下所揭示者仍属冰山一角:

    1.“胡梓方:陈寅恪的友人。生卒年不详。字朝樑。北京人。”(8页)胡朝梁(1879- 1921),字梓方,号诗庐,江西铅山人,曾从陈寅恪之父学诗。(李开军撰《陈三立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4年版,下册,1597页)入民国,胡朝梁曾在北京任职,与周树人同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孙瑛著《鲁迅在教育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14-16页)。《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得胡梓方自北京寄书并诗赋此答之》确系陈寅恪1912年寄答胡氏之诗函,但据此别列为一通书信而无其他信息,如此处理,似可再议。

    2.“陈氏有妹三人:1893年,旧历光绪十九年,妹康晦生。1894年,旧历光绪二十年,妹新午生。妹安醴,生年不详。以后分别嫁张宗义、俞大维、薛深锡。”(19页)陈安醴(1895-1927),所适者名薛琛锡(陈小从著《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5-6页)。

    3 .陈寅恪1932年4月30日致胡适信之注释1,“净觉”误植为“净党”(146页);正文承袭《陈寅恪集。书信集》之误:“今函公教正,惜公稿已付印,吾未改正

    为憾耳“(同前);考释也因循其错:”此时胡适文已刊发,未及修改,陈寅恪表示了遗憾之意“(147页)。实则该信原作”今承公教正,惜拙稿已付印,未可改正为憾耳“,亦即并非陈指教胡,而是胡指教陈。毕明迩、藏用、张求会等已先后指出《陈寅恪集。书信集》著录之误及陈福康释读之讹,拙文《义宁陈氏的三通手札》首发于《南方都市报》(2012年5月30日B22版),后收入拙著《陈寅恪丛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315-328页)。

    4 .“陈援庵先生已作一《校勘记》:指陈垣收藏清文廷式抄本《元朝秘史》所写的一篇校勘论文。在文中他提出:”自观古堂叶氏藏书散出后,余得有文廷式抄本元秘史六巨册。卷首有道义读过朱文印,道义,廷式号也;又横盖有叶德辉焕彬甫藏阅书白文印。……文本误者,叶刻无不误。……然原作伯原作别之注,本文已然。……‘“(189页)文廷式,字道希,又作道羲、道燨等。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原文为”道羲“(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56页),准确无误:”本文已然“,原作”文本已然“(同前)。

    5 .“芮逸夫先生:生于1897年,卒于1991年。江苏滦阳人。”(217页)当作“江苏溧阳”。

    6 .“苏东坡嘉祐二年(1857)应制举所作策论。”(232页)北宋仁宗嘉祐二年,合公元1057年。

    7.“仁轨:指俞大维之子,后来成为蒋经国的女婿。……谱名俞启德,字扬和。”(239页)此为1939年7月12日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注释之一,原信于篇末有云:“仁轨想好。”(同前)其后,陈寅恪(或唐筼)致傅函屡有“仁轨甥想乖好”(355、385页)或“仁轨甥想甚乖好”(387页)之类问候。“仁轨”,指傅斯年、俞大綵唯一的儿子傅仁轨,1935年出生,名字源于傅斯年“仰慕唐代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大将刘仁轨”。(岱峻著《发现李庄》,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58页)

    8 .1940年3月12日致刘节信:“金陵大学环境似较好,姑得其复书再酌。将来云南大学若有机缘,似亦可设法。但据云大友人言,待遇尚可而别有难处之事,纷纷求去,则又不知其内容实情究如何?总之,先俟金大回音,然后别图可也。”(255页)刘、黄“考辨”略云:“观信中所言,陈寅恪应也曾去信金陵大学询及任教之事。”(256页)据洪光华研究,刘节1939年秋方应聘为浙江大学(广西宜山)史地系教授,次年春即因学术之争、门派之斗而被迫他去。(详洪光华《刘节与张其昀的恩怨》,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0月14日7版)陈寅恪此信之前半部分,同样在为刘节设法安排生计:“前月得来函,即与孟真商量后,知今年庚款协助非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前申请不可,且已审查讫,更难设法。弟曾与当局商量,与此次兄事类似者别有他例,亦格滞难了,故英庚款协助事,暂时必不易也。”(255页)最终,刘节去了成都金陵大学。由此可知,陈寅恪此信自始至终皆是为旧门生刘节考虑去处,而非自己有意赴金大执教。

    9 .“清光绪十一年(1884)中举。光绪十八年(1891)中了进士。”(295页)光绪十一年,合公元1885年;光绪十八年,合1892年。

    10 .“三台友人:指陈氏在中央研究院的友人。当时中央研究院搬到四川三台村办公,故有此称。史语所没有搬到四川三台村办公之事,这里所说的似指陈寅恪除陈述之外也在东北大学教书的友人。因抗战时,东北大学设在四川三台。……”(335页)此条注释,对错参半。抗战时期,中研院内迁西南,“分设重庆、四川南溪县李庄及昆明几个地区”:“设于重庆的计有总办事处、地质、心理、物理、气象、动物、植物、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等8单位。在南溪县李庄的有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及体质人类3研究所。而设于昆明的则是天文、化学、工程、数学等4单位。”(张凤琦《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中央研究院》,载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四卷《文化教育科学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736页)同样因为抗战,陈寅恪弟子蒋天枢1938年随东北大学迁至四川省三台县,同在三台东大任教的清华毕业生另有蓝文徵、高亨、姜亮夫、黎东方、陆侃如等(朱浩熙著《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65-73页),“三台友人”指代他们的可能性似更大一些。

    11 .“那廉是当时的办公室秘书。”(339页)“那廉”,应作“那廉君”(1908- 1997),字简叔,长期在中研院史语所服务,后随傅斯年赴台。陈寅恪1944年1月25日致“简叔廉君”一信,陈美延曾将受信人误判为“简叔”和“廉君”,因此注释称“简叔(未详)、那廉君二人”云云(《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97页),后来改正了这一错误(《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95页)。《考释》因为没有更新文献,故而承袭了陈美延最初的错误,又大胆地将“简叔”推测为王毅侯,还粗心地将“廉君”错成了“那廉”。

    12.1944年8月17日致萧公权信,“见于汪容祖先生致笔者信”。(346页)此函已由萧氏弟子汪荣祖于2009年11月12日捐赠给中山大学(刘黎霞、陈惠萍、王丽霞《陈寅恪爱猫更爱夫人》,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4日A 11版),《陈寅恪史事索隐》卷首有“汪荣祖先生致笔者函”插图,皆可证“汪容祖”有误。

    13 .1944年11月23日致李济、傅斯年信:“兹有一事即蒋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属于考古方面,两兄想已见及,其意欲入史语所,虽贫亦甘,欲弟先探尊意,如以为可,则可嘱其寄具履历著述等,照手续请为推蔫,其详则可询王天木兄也。”(353页)“王天木兄”,《考释》判为“生于1881年,卒于1995年”的国民党军统特务王天木(同前),令人舌挢不能下。事实上,此“王天木”非彼“王天木”。特务、汉奸王天木,本名王汝榆,河北涿县人,原籍浙江海宁,清光绪九年(1883)出生(特务王天木之籍贯、生年颇多争议,此从郭广颂《军统天津站第一任站长王天木》,载《党史纵横》2016年第4期);陈寅恪信中的王天木(402、403页误为“王天水”),本名王振铎(1911-1992),祖籍辽宁海城,文物博物馆学专家、科学史专家、科技考古专家,曾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与曾昭燏、夏鼐等共事,1949年后任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和顾问等职(《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卷二362、367页,卷十9、16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王巍总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82页)。王振铎的女婿李强曾撰文介绍,因傅斯年兼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王振铎遂成为其僚属,但傅极赏识王,从不以尊长自居,“每与王交谈,言必称‘王爱卿’”,抗战时甚至将独子仁轨托付给王,由王“教其物理与国文”(李强《纪念王振铎先生》,载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243页)。

手机看报
返回奥一网 意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