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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吉:批评家只能在阅读中发挥作用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3月12日        版次:GB08    作者:朱蓉婷

    《文学的不忍之心》,胡传吉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35 .00元。

    胡传吉

    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学的不忍之心》、《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中国小说的情与罪》等。已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同时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

    胡传吉是近年颇为活跃的新锐文学批评家,她的文集《文学的不忍之心》新近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学的不忍之心》是一本借当代文学研讨经验史与思想史的论著,写法上有不少创新,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概念,比如“羞感”、“诉苦传统”、“性饶舌”等等。近日,胡传吉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

    访谈

    南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批评实践的?这些年,批评中不变的是什么?改变的又是什么?

    胡传吉:从事文学批评,是误打误撞。我本科学的历史学,硕士学的是文艺学,本来想报考新闻学,但看到文艺学的考试科目中有一门是写作,不用复习也从无复习,可以偷懒,就投机转考文艺学,没想到最后中奖了。2004年左右,我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实践。这些年,批评中不变的,可能是对语言的追求吧。我非常向往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既能保住中国语言文字天生自带的审美意味,又能涵盖文献之实与学问之问。可能很难,但仍愿意去追求。

    大概从读博士开始,批评的趣味与视野发生了变化,这得益于我攻读博士阶段的学习与积累,导师林岗教授在我入学时就提醒我,要回到古代,要多读古代的书,读不同文明的古代的书,这种读书经历让我受益无穷,也让我开始思考现代性与古代性的关系,我开始想,现代性有无可能激活某些古代性,同时,这些被激活的古代性,能否成为反思现代性的精神资源。要说变化,这就是根本性的改变。

    南都:谢有顺先生评价你的文学评论,提出“为批评立心”的说法。我感觉,你的批评近乎一种文学上的“道德批评”,如果从西方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然而近年已几乎绝迹的一类批评方式。你自己是如何定位自己的批评的呢?

    胡传吉:我不太认同“道德批评”这一判断,文学乃至文学批评很多时候反而是冒犯世俗道德的,正是这种冒犯使人类的胸怀更加宽容,使同情心的疆域不断扩展,如果没有对世俗道德的冒犯,“现代”不会到来,今天可能男子的头上还拖着“猪尾巴”,女子还裹着小脚,“人的发现”、人道主义恰好是冒犯世俗道德之后的思想成果。

    与其说道德批评,倒不如说是与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哲学恰好有能力辨别出世俗道德中苛刻残酷的地方。当然,你提的这个问题也令我思考自己的批评趣味,假如要定位自己的批评,我更愿意将这种批评纳入文学思想史论的范畴。像书中所论同情、情爱激情、羞感、意义、怨恨、无罪之罪等精神话题,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叙事及审美术语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也与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保持了距离,我试图借这些视角进入那些隐身在叙事技术与审美趣味背后的思想世界,进而寻找本土文明的精神脉络。我想,并不是只有政治、经济等领域才有思想史,文学的领域也有思想史,而这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叙事及审美术语遮蔽了。谢有顺教授提“为批评立心”,大概也是希望从人心的深处把握文学的道义。从大格局来看,我觉得多元的批评趣味有助于独创性批评思想的出现,也有助于文学及批评找到适合本土历史与经验的讲述办法。

    南都:你的文章《羞感之于内心》很有意思,你为什么会强调这个“羞感”的问题?你如何证明我们正在丧失“羞感”?如果真的有所丧失,你认为其后果如何呢?

    胡传吉:不少读者对《羞感之于内心》很感兴趣。对当代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使我观察到“羞感”这一问题。自2004年至2015年,我为《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撰写每月“人文期刊观察”,阅读了大量的期刊登载文学作品,同时,我关注了不少网络故事,进而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裸露欲太强,无论是纸质出版的,还是网络出品,都有这种感觉。说实话,读很多作品时,心情并不愉快,但出于工作需要,我还是舍弃了一些阅读经典作品的时间,硬着头皮读了不少。对这些作品,道德谴责的办法是拙劣且不讲道理的,“理解之同情”可能更为重要,我的判断是,羞感之所以不太为当代小说所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羞感在中土文化渊源里,是仁礼道德系统里的重要训辞,它要求人向善(尽管善本身也模样棱两可),它不融合恶、丑、坏、污垢,它的重点其实不在羞,而在耻,换言之,这种羞耻感,对人生过于苛刻,当现代意识降临之后,它变得让人无法容忍。对羞感的错失,可能是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然代价,人类必将丧失一些美德,以换取现代意义上的自由。

    南都:你的批评中涉及许多当代作品,有些你“偏爱”的作家似乎世俗名声并不大,你是怎么看待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的呢?

    胡传吉:你观察到的这个点很好。确实,这本书所论及的当代作家,有许多人的世俗名声不是很大,但我论及的作家作品,远不止书中所提到的,有兴趣的作品,就会谈,不会因世俗名声之异区别对待作家。但我觉得有时候要克服某些世俗诱惑,守护自己的专业判断,相信自己的审美直觉,远离人事的纠葛,让自己与热闹的圈子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异质文学和新生力量的判断,很多时候肯定免不了失误,但批评的自由与独立能保住,我觉得这个更重要。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作家与批评家是能够精神相通的,张爱玲与夏志清的写与评,彼此之间一定有精神默契在。寻找精神默契,又能保持创作与批评的各自独立性,这大概是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比较理想的关系。但在一个熟人圈子里,很难做到。

    南都:《文学的不忍之心》是你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文学批评论著,但它不是你的第一部著作,请问你的文学批评实践与你之前的文学史研究有什么样的关系?

    胡传吉:对于我来讲,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基本上是两个路子。文学批评的重心放在当代,近些年文史研究的重点是考察清末民初及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思想及学术史研究。文学批评的好处是训练即时的审美感觉及判断能力,在表达上它可以稍微个性化一点。文学史的研究对“史”的要求更高,对知识谱系的养成,史论更重要。我有意把这两者分开来做,虽然两者关系密切,但路子还是有区别。

    南都:你对批评家在整个文化界、在中国的文化圈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没有过思考?

    胡传吉:从文学的层面看,我只能说金圣叹作用大、脂砚斋作用大、王国维作用大、胡适作用大。今天,教辅书能在十几亿人里“普及”,但真正意义上的书文,能不能“普及”,只能说是个疑问了。假如一个社会的阅读走向没落,一个城市容不下一个实体书店,为数不少的人成年后跟书基本没有多大关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对阅读是没有办法保持乐观的,批评家最终要发挥作用,只能在阅读中发挥作用。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所能做的,大概也就是缝缝补补,把自己认为有价值有趣味的书文,尽可能地找出来留下来,然后有限度地推及于人。关于有用与无用(大用)的问题,还是要放在历史中看。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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