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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敏:人到中年才认识到肉身的沉重与深刻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3月05日        版次:GB07    作者:黄茜

    《荷尔蒙夜谈》,鲁敏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版,32.00元。

    鲁敏

    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江苏。25岁决意写作。已出版《六人晚餐》、《九种忧伤》、《我以虚妄为业》、《此情无法投递》等作品十八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小说奖等。现居南京。

    进入中年,鲁敏厌倦了“四平八稳”的审美,决意为荷尔蒙“背书”。精神、智性、天赋、情感、肉体的排序,突然在作家那里倒了个个儿。到人生的某一阶段,肉身显示出沉重而迷人,混沌而尖锐的属性,令人爱憎交加,令人难以忽视。

    《荷尔蒙夜谈》收录《大宴》、《荷尔蒙夜谈》、《三人二足》、《万有引力》、《西天寺》、《徐记鸭往事》、《坠落美学》等十篇短篇小说。通过肉身的载体,鲁敏对人性与感性做冷峻考察,往往证之以极端的案例:以恋足癖诱惑空姐的大毒枭、渴望被当做宠物狗鞭打的官员、杀死布店经理妻子的徐记鸭老板……书中对于性、暴力、畸恋的描写颇为大胆。小说《三人二足》在《收获》上发表后,甚至有批评家撰文指责鲁敏陷入“低级趣味”。

    然而正如鲁敏所言,我们对于文学乃至人性本身的审美都太平稳、太正确,以至于波澜不惊,以至于千人一面。四十岁的鲁敏有意“冒犯”,她不回避肉身黑暗锐利的能量,也不再给笔下的人物“打圆场、顺逻辑、整衣冠”,她冷酷无情地生杀予夺,毫无保留地剥除、还原,她说:“这只是事实,我最近真的就是这么理解和看待世间的。”仿佛忠于内心是一个作家最高的道德。

    是否有迷失的危险?鲁敏坦然相告,在人性的深渊面前,她没有恐慌症。她有一种近乎科学般的态度,“我巴不得把脑袋伸得更远,目光拉得更长,投以沉默又热切的凝望。”

    南都: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没有哪个作家把写作的某个阶段完全贡献给荷尔蒙(或力比多)。你提到曾经对人的各方面进行排序,从前到后是精神、智性、天赋、情感、肉体。肉体原本在队尾,因为什么契机它突然抓住了你的注意力,逆袭到队列的最前面?

    鲁敏:老实讲,并不是闪电来袭、暴雨突至那种戏剧性契机,虽然我很想来上这么一出。答案是老土的———只是时间,如尘埃静落,如野马纵腾,以一种时疾时徐、不停拐弯的力量改变了我。这种改变我想可能也是阶段性的,并且很多人都曾体验过。有人从粪土万侯转为权力爱慕者,有人从势利眼儿一变为淡泊明志等等。只是碰巧到我是一个写作者,同时又特别忠实于自己感受的写作者。

    肉身是很具体的,指尖长个倒刺、喝一口冰啤,这是肉身,欲念如刀人头落地,这也是肉身。肉身有它肤浅、异动、自伤自愈的一面,年轻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忽视和践踏,毕竟受教多年,一抬眼一起意就要想到理想光环或远大前程。真正意识到肉身的沉重和深刻,它功亏一篑、翻云覆雨、举重若轻的一面,确实需要时间来搅拌和发酵。我也是到人到中年之后才意识到或者说才承认这一点,从写作角度来说,可谓是不自知地同时又是心领神会地接受到这一被指定的任务。

    南都:《荷尔蒙夜谈》里的十篇短篇小说,有九篇涉及性、暴力,你在写作的时候,态度是完全放开的,还是也有所顾虑?写《荷尔蒙夜谈》、《三人二足》、《万有引力》、《徐记鸭往事》这样的短篇,对你来说有挑战吗?

    鲁敏:对虚构写作者而言,有一个职业特权:黑白、道德、伦理或律法,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错对或障碍。作家可以做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键盘啪嗒,一命来,一命走,就像我们同样设计和处理了无数的背叛、爱与忠贞……具体到本书所涉及的主题,只要符合我本人的价值与审美,我并不顾忌。我甚至有点冒犯的乐趣与实验心理。

    挑战是有一些的,除了技术上的,到最后,也要考虑发表与受众的接受。《三人二足》在《收获》发表时,编辑部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后来还是程永新主编力主发表。此篇刊出来后,立即就有评论者在《文学报》发表文章批评,说鲁敏现在怎么这样写了?是不是有点低级趣味了?她长期以来的温暖向善和世道人心呢?我自信我的趣味不是低的。我曾经想过,书名不要弄得太触目,后来还是韩敬群决定,就叫《荷尔蒙夜谈》,我们不是故意标题党来哗众。作家是认真地在挖掘这个主题。

    南都:这些故事的灵感来自哪里?《三人二足》里对恋足癖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这种经验你是从哪里获得的?作为作者,有时候窥探到人性的深处,会不会感觉危险?

    鲁敏:我写小说,一向是以高纯度虚构为荣的。这一次偏偏没有。《三人二足》、《坠落美学》、《拥抱》、《荷尔蒙夜谈》、《徐记鸭往事》、《枕边辞》,这六篇,都有点影影绰绰的来源。那些从风中所传来的人物截面与他们的果敢行动,总是令我激动而感触,这是多么锐利强大的力量啊,他们冲破多少年的教养与忍耐,不再深明大义或精明势利,冷然地剥除自己,还原自己,申张自己!因此我在写作中决不给他们打圆场、顺逻辑、整衣冠,不愿意再做过多的整饰或文饰。

    不过在细节脉络上,当然还是发挥我的无限虚构。《三人二足》里,空姐以鞋贩毒、与恋人双双跳楼是真,但恋足癖是我自己所加。简单的犯罪故事缺乏文学意味与性别意味。我事先确实做了些功课,搜索引擎是万能指导老师,它的功能太强大了。这篇小说发出来后,有恋足爱好者在微博上给我私信互动,想提供更多的素材。我挺高兴的,说明我写得还算到位、几可以假乱真了。

    至于危险,不会的,在人性的深渊面前,我没有恐慌症,我巴不得把脑袋伸得更远、目光拉得更长,投以沉默又热切的凝望。

    荷尔蒙,不仅指色、性、欲

    南都:荷尔蒙在故事里出现的时候总是一股破坏性力量,我们如何认识人的这种本能?难道我们穷尽一生之力不都是在和荷尔蒙对抗吗?

    鲁敏:就我的理解,荷尔蒙是一个成长与变化的概念。比如说少年人的本能,常常是万物生长、春风蓬勃的正向荷尔蒙。不过,在我这本书里,我书写的是潮水疲惫的中年沙滩,是烟熏火燎的汁味收干,是工具化、病态化之后的残酷与暗黑,他们自欺或欺人,他们像接力跑似地传递这滚烫烙铁般的俗欲……但对此,我并非持有棒喝的态度,我一点儿不打算批判,如果不是说成鼓励的话。

    我一直觉得,荷尔蒙,到了中年以后,就不仅是指色、性、欲,它是一个更宽的概念,对个体的困境有着无限的垂怜之意,带点怂恿意味地,牵动着你,在艰难时刻做出听命于直觉和此在的决定,让顺流而下成为动力,蝇营狗苟成为正义,男女大防成为一扯就断的细细红线,从而获得痛楚中的解放与黑暗中的笑声。

    因此,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对抗荷尔蒙,但在某些非典型环境中,也会呈现出听之崩裂的一面,这表面上像是破坏,实际上更是一种出口,是归谬性推理下的唯一选择,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哪怕这村子里四顾无人,他仍然是个失德背道的孤家寡人。但此时的他,已然不同了,涉过欲望的黑色河流———他宛若新生,获得罕有的自由了。

    南都:在中外文学里,有没有哪些作品你认为对荷尔蒙和肉体的探索特别到位,或者作者的观念和你比较接近的?读《荷尔蒙夜谈》让我想起了英国作家麦克·尤恩,但他显然更黑暗、更残酷一些。

    鲁敏:其实,我感觉大部分作品里,或多或少都有着荷尔蒙的呈现与参与,荷尔蒙是无限自由的一个元素,丰沛奔放、压抑冲突、生生不息。《诗经》里有,《雷雨》里有,《北回归线》里有。

    我不欣赏中规中矩与高度正当。我倾向于困境中的逾越乃至创造。所以我比较喜欢谷崎润一郎和三岛由纪夫。如果把领域扩展一点,我还喜欢哲学家福柯在这方面的诸多研究与论述。电影导演里,喜欢拉斯·冯·提尔与阿莫多瓦,他们教会我许多。

    “乡土”太安全了

    南都:你18岁就参加工作,做过营业员、企宣、记者、秘书、公务员,这些职业经历对你的小说写作有助益吗?

    鲁敏:毫无疑问,一切的经历,哪怕是单调乏味的,都会有帮助,比如会帮助你咀嚼到时间的苦杏仁味。我所从事过的这些职业,除了素材来源这种显而易见的影响:在邮局工作十五年,我会写到邮差、地图、火车押运员、查收死信的人等等。但更多的影响我想是趣味和格局上的———比如我会繁琐、枯躁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持久兴趣,这也成为我笔下大部分主人公的背景。这样的人物其实比较难写,但平常人的困境才更具有追究的价值。比如在这本书,普通的主妇、邻居、路人、小贩如何处理和面对他们的荷尔蒙,我觉得,这更有不可轻视的爆发性力量。

    南都:你曾经写过乡土,也写过城市暗疾,现在为什么对这两类题材丧失了创作的兴趣?荷尔蒙之后,你会再写什么呢?

    鲁敏:其实都是兴之所致、自然而然的过程。“乡土”太安全了,太容易延续那种四平八稳的审美。城市暗疾是我很有感情的一个地带。前不久,我在一篇论文里看到一个统计数据,说我从2001至2012年期间的小说里,共出现88位病人、约100多种疾病。这数据我不知是否准确,再说生理病并非我的重点,但起码说明,在某一个阶段,我一定是成了鲁大夫或鲁病人。到荷尔蒙系列,我感觉应该是对暗疾系列的一个解放,我让我的小说人物,从沉疴中奋起了,以荷尔蒙为突破口,行动起来了,打破和走出来了。下一步,我也很好奇很期待,会写什么呢。我有时会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那上面什么暗示都没有。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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