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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真话的经济学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3月05日        版次:GB06    作者:刘英团

    《经济十八讲: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樊纲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1月版,35 .00元。

    刘英团 自由撰稿人,河南

    “经济学的分析离不开道德、价值与伦理观念”,即便在“效率”等“价值中性”的概念中也包含着道德的价值判断。但是,“经济学本身不谈道德。”在《经济十八讲》一书中,经济学家樊纲开篇便直奔主题,市场经济之所以是经济学家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制度,不是由于它是多么的“高尚”或“高级”,而是因为它的“低级”———它不要求人们都是善良的君子。相反,它是一种可以使一般人相互交易、相互合作而发展经济的制度;它所依赖的也不是道德的教化、不是人们的善行,而是处处假定“不善”,假定“不讲道德”,只顾私利,然后处处用合同、法律等制度去防范欺诈、防范恶行,以此来保证规范的交易秩序。他强调,当前的所谓“道德沦丧”,实际正是过去那种“高级的”、“圣人”般的制度难以为继的一种体现而已。

    “经济理论的一致意见已经被打破”,所不同的是经济学的危机程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危机不但催生了经济学的革命,还演绎出“危机”与“革命”的次数之争。需要强调,最重要的不在于确认“危机”与“革命”的次数,而在于认识“危机”与“革命”的性质及其在理论发展和实践中的作用。樊纲认为,“理论在危机中分裂,又在分裂中深化,各种理论都为经济学增添了新的科学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不但经济社会大发展、大跨越,经济理论也在新的探索中大突破、大繁荣。这其中,即包括樊纲的《经济十八讲》。看得出来,樊纲研究了很多实际性问题。“有理论功底的经济学家更应该积极参与实际问题的探讨研究。”樊纲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挖掘的东西,“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就在于努力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营养和精华,用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增强它的科学性、适用性……”

    思想是行动的引导,实践是理论的注脚。开展经济学研究,形成经济学思想体系,核心是要明确其研究坐标、参照系和基本方式。追求经济学的独立“人格”,是樊纲经济学建构的特色之一。樊纲试图赋予经济学“独立的品格”。这一点,在《经济十八讲》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樊纲认为,讨论经济问题在于“追求真理”。从“理论的危机、分裂与综合”“经济秩序与经济学原理”“道理的一般与一般的道理”到“思维方式上自我批判”,从“通货膨胀·权威主义与‘谈判文化’”“经济学‘选择’还是‘契约’”到“经典经济学与今天的中国”,从“作为制度的文化”“中华文化与经济发展”到“‘新经济’批判”……《经济十八讲》深入浅出地探讨经济学理论及当下经济问题所蕴含的经济学原理。樊纲认为,中国故事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也远远没有结束,不要把貌似“低谷”当成常态。他强调,搞市场经济就得适应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情况,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经济波动还意味着新经济理论的诞生———从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到马克思的“边际效应理论”,从“新古典主义”到“索罗模型”等,经济学理论的每一次演变都对人类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了价值。

    “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掷地有声地写道。如果我们援引这一表述,认为马克思发现了一种“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那么到底该如何界定这种合理形态?尤其是在学界达成经济学研究“本国立场”这一普遍性共识之后,我们该如何融合“经典经济学”与经济学研究中的“本国立场”?樊纲认为,所谓“本国立场”,不是不顾已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体系去搞一种封闭起来的“中国经济学”,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针对中国的特殊问题、特殊发展阶段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实践上看,经济学研究的“本国立场”还是“反封建的”,“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或者说,从“本国立场”出发,不能仅为本国经济发展做贡献。比如,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 riedrichList),他之所以被尊为“国际级经济学家”就在于其对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即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活在一个充满各种经济问题的世界中,每一个都需要掌握或者了解一点经济学的原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接受专业的经济学训练,深奥的经济学原理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读得懂。这就要求经济学大师能起到答疑释惑的作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能以简明的方式介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十八讲》不仅抓住了经济学中核心的基本思想,还在叙述中强化经济学原理在现实中的运用。纵览全书,樊纲所论述的,不仅仅是实证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还有经济学原理的表达方式。在谈论经济学和经济问题的时候,他既不是满口应当如何如何,也不是领导人如何如何说,而是客观的、冷静的以实证的、模型化的表达方式去阐述现实中的经济问题。樊纲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但经济学家却应有社会良心,“学者应该讲真话,把现实摆出来,让公众和政府做好思想准备”。他还强调,我们还不能把各种理论完全地对立起来,而应把各种不同的分析综合起来,以形成更完整的理论,这也是人类进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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