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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元勇:帕维奇的小说是未来文学的方向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3月05日        版次:GB05    作者:朱蓉婷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于世界文学史,《哈扎尔辞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部有“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假托1691年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以词条的形式,叙述哈扎尔人的历史和传说,创辞典小说之先河。上世纪九十年代,《哈扎尔辞典》一经引入中国,其叙事技巧的创造性变革,被许多中国作家所借鉴。二十年后,作者帕维奇另一代表作《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国内。

    这部塔罗牌小说由与大阿卡纳纸牌相对应的22章组成,书内附有一套塔罗牌,可以按照不用的阅读方式来“使用”。既可以按顺序阅读,也可以先把纸牌打出,再按照牌阵顺序去读相应章节。根据抽取牌面不同,其阅读方法从理论上说接近无限种。22张牌和22段故事,彼此相关,又有一定独立性,近似于一个“充满超链接的互联网辞典”。

    可以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是结构大师帕维奇的“再次出击”。阅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写作方式的改变,这固然是作者的大胆尝试,也体现了帕维奇对21世纪未来小说发展方向的探索。

    “小说的末日是否就要到了?”帕维奇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附录写道,“实际上,小说的内容已经死板两千年了,总是受制约于无情的原型模式,我认为这种状况已经走到头。发生危机的是我们阅读小说的方式,而非小说本身。我试图通过提升读者在一部小说创造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来改变阅读的方式。”

    上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译者、知名出版人曹元勇来到广州方所书店与读者见面,并接受了南都记者的专访。他向记者透露,目前正着手翻译帕维奇的作品《风的内侧》,而另外两部小说《双身记》、《鱼鳞帽艳史》将于今年出版。

    访谈

    南都:对于帕维奇,中国读者可能更熟悉他的《哈扎尔辞典》,能谈谈你最初是如何与帕维奇结缘的吗?

    曹元勇:第一次接触帕维奇是在1997年第二期《花城》上转载的《哈扎尔辞典》。初读令人震惊,对我来说完全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9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学校学习的一大批年轻人对先锋文学非常仰慕。当时,《哈扎尔辞典》讲的又是一段我们不太了解的欧洲历史,又包含三大宗教的交叉重叠,跨越了从九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它的结构是立体交叉、多层次、开放性的,它的开头结尾在任何地方,让我觉得这种小说就是文学创作的未来,仿佛就是未来的小说该有的样子。当时就特别仰慕,像神一样把它供在心里,从那时候开始关注帕维奇的作品。

    后来我在美国买了三本精装本的帕维奇,又托朋友买到了《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贝尔格莱德简史》,这些对帕维奇的阅读都起源于20年前的那本《花城》杂志。

    南都:从内容和形式上来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和《哈扎尔辞典》有哪些异同?

    曹元勇:对这样的作家来说,很难简单地做区分,因为他的小说内容和形式是一体的。当你讨论内容,就必须讲得清楚它的形式。不像有的小说,形式就是形式、故事就是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帕维奇是那种不会重复自己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故事、艺术结构、写作方式完全是新的。

    《哈扎尔辞典》是一部词典小说,有三大宗教编写的词条和编撰人的解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不是词典小说,用的是塔罗牌的形式,但它的结构也是开放的。表面上看每张牌独立,却有内在联系,是用一张一张牌和故事对应组建起来开放式的小说,任何一章都可以是开头,任何一章都可以做结尾,只要你愿意做这样的尝试。他把更主动的阅读权力交给了读者,读者可以参与到这本书的新的创作。

    世界上好玩的书看似很多,实则很少。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玩、稀有的书之一。无论它的形式结构还是故事,它让你脑洞大开,一瞬间又觉得自己认识并不透彻,它不会让你一眼就看明白。

    南都:你更推荐读者按篇目顺序读,还是按塔罗牌牌阵顺序读?

    曹元勇:我们都习惯从第一页开始阅读,还是建议先从头到尾读一遍。如果你对某一张牌的意义特别感兴趣,可以挑一篇出来读。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读者,可以从“审判”那一章开始。就看个人的兴趣和阅读时的情境。

    南都:在帕维奇之前,卡尔维诺也写过塔罗牌小说《命运交叉的城堡》。有人把帕维奇和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埃科归为一类以“智性”写作的作家,你认为他们有何相似之处?

    曹元勇:这需要回到我们80、90年代,中国文学思潮非常活跃的时代,当中出现传统现实主义写法、早期现代、意识流、内心独白等等,光这些是不够的,所以才有了帕维奇、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艾科这一类的作家对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他们的写作充满机智和高智商,另一方面,有的现代小说充满了荒诞和情绪化,但他们这几个作家非常冷静。他们的作品永远不是世界的反照,哪怕是变形的反照也不是,他们是创造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像爱舍尔的画,上升的阶梯和下降的阶梯绕了一圈又重合,底层楼梯搭到二楼窗户里面,完全超脱我们的现实经验。有一段时间我感觉文学艺术的创造,也许这样的方向才是未来的,才是21世纪的。

    而且,不像现实主义可以被学习借鉴,他们这一类作家是不可重复的。比如博尔赫斯,每一部小说就像一座图书馆。我们今天对他讨论很多,但其实认识得并不透彻,首先一点是不了解拉丁美洲的文化构成,他的作品有南美印第安、玛雅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又有西方天主教、东正教文化,大洋洲土著文化,只要有一方面不太了解,博尔赫斯的好多问题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再比如帕维奇,他和欧洲,尤其是东欧历史、拜占庭历史、巴尔干半岛从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的历史息息相关。这个地方在历史上一直处在各种强大势力的交锋地带,塞尔维亚又是很倔强的文化,有它非常雄厚的民族历史和民间文学的传统。其实,从翻译家到读者,我们的眼界还受限制。

    南都:这样的话,帕维奇是不是那种“选择读者的作者”,他挑战读者的耐心和知识储备。

    曹元勇:我觉得有没有知识储备都可以读帕维奇,某种程度上,这几个作家比较一下的话,帕维奇更让你有现实感,更容易获得“发现”的喜悦,毕竟它有现实的线索在里边,读起来也更容易。这几个作家,除了帕维奇之外都有完全虚构和幻想的作品,而帕维奇映照的是社会现实、民族国家的历史,这一点不太一样。读帕维奇你会直接感觉到一段历史的冲击力,一种“惊悦感”,既惊奇又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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