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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玉洁:众声喧哗里,重回生命的现场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2月26日        版次:RB05    作者:朱蓉婷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媒体人、《正午故事》主笔郭玉洁推出个人非虚构文集《众声》,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媒体从业多年后,郭玉洁首度将自己的作品积累成书,这十八篇文字里,记录了来自人生现场的如实观察。

    郭玉洁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财经》记者、编辑,《生活》、《单向街》主编,《L ens》主笔,现为《界面·正午》联合创始人、《正午故事》主笔。

    20 0 1年进入媒体时,最初进入刚刚创刊的《京华时报》,文学系出身的她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为机动部记者。彼时正值传媒领域空白生长期,留给这位刚毕业的文学青年极大的发挥空间。几乎见证了市场化媒体最繁荣的一段时期,郭玉洁感言自己是“在个人的青春赶上了时代的青春。”

    《众声》是一本非虚构文集,书名“众声”取“众声喧哗”之意。郭玉洁对南都记者说,“众声”其实是媒体出身的写作特点,很多时候要把自己隐藏掉,去写别人,而她希望这些“众声”之间能够形成对话。另一个含义,它也和佛家的“众生”一样,通过十八篇文章,能看到很多人的人生经历,有在泰国清道潜心体验工匠生活,也有在柏林墙下回顾城市历史,从乌兰巴托到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在台湾的文学课堂上倾听大师们分享文化记忆……不同的声音汇聚,就是一个时代。重回生命的现场,丰富、智性,又留存着天真的热情。

    在碎片化时代,郭玉洁仍保有专注的写作热情。谈及写作,她说,“文学,是一个不老的梦,也是一门残酷的艺术”。

    专访

    南都:在传媒圈,非虚构写作过去又称特稿,我们发现很多非虚构写作者都有媒体从业经验,这也是你们自带的优势吧?

    郭玉洁:我在《生活》工作的时候,和同事开始探索一种突破传统媒体写作的方式。以前的特稿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报道,而我们希望写出兼具报道、研究、评论和个人风格的文体。它突破了很多东西,只保留了一个元素,即它不是虚构的。

    南都:非虚构这一概念最初来自西方文学界,国内市面上像何伟、梁鸿等人的作品受的关注也很多,但非虚构在中国还只算是新兴事物,有哪些现象是你比较关注的?

    郭玉洁:虚构与非虚构是西方出版的分类,近年我们开始使用这样的划分,后来用得比较多了,以至于现在市面上定义的非虚构和我最初想象的不一样了。

    比如,在我们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些读者说,“我觉得我也能写非虚构,我曾经在喜马拉雅山的什么地方跟当地人聊天,对当地文化很感兴趣”等等。我觉得现在非虚构写作定义有点变窄了,变成猎奇的东西。其实还和以前的特稿很像,只不过加强了文学性。这是这几年比较红的一些的“报道实验”的结果。比如现在写杀人案的很多,大家认为这样的写作才是非虚构。但我觉得非虚构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否定性的定义,只要不是虚构,就是“非虚构”;不是某一种报道形式,而是含义广泛的文体。一些非常漂亮的历史散文,也是非虚构。

    近几年狭义上的非虚构写作在品质上,相比以前的特稿大大提高了,但这建立在整个行业的衰落之上,这是难以持续的。

    南都:在《众声》里,除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外,你似乎并不回避把“自己”放进文章里,抒发观点或对特点社会现象进行评述,这又有点接近随笔的概念了,是这样吗?

    郭玉洁:我们的写作一直在建立标准,这些标准经历了几个阶段,最近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专业主义,它建立在学习西方的一些新闻标准之上。现在中国很多新闻写作者学习的对象,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新新闻写作”的潮流。

    原来在媒体工作很长时间的同行们,开始觉得不太满足,因为大家意识到这种写作形成的束缚,它不太允许个人的理解和想象。何伟(Peter H essler)可以说影响了这几年的媒体写作,他在《甲骨文》那本书里说,很多西方记者写中国的文章,好像很客观,其实非常多东西被忽略了。比如,他们大多是不懂中文的,有翻译在替他们采访。为什么他们不提这点,这点其实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反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实是什么?真实是不是被建构出来的?我们以前说不能把“自己”放进去,但假设“我”不出现,文章的结构、逻辑已经有你自己在里面了,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干脆就真实地把自己的身份亮出来,然后去描述,大家就会看到好几层东西,文章会更丰富。但相对于原来的媒体写作来说,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写作技巧。至于是不是“随笔”,概念的区分不是特别重要。

    南都:怎样的故事可以进入你的非虚构选题?

    郭玉洁:我喜欢写人物,也关注有历史感的、宏大一些的选题。《众声》里有一篇写乌兰巴托的文章,对应的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古代、近代和现在。我喜欢这种复杂性。当看完一个出色的演出,观众不会立刻鼓掌,会稍停几秒,因为表演给观众的感受太复杂,一时出不来。我希望能给读者这种感受,好看的同时又很复杂,不能简单地说一句“好感动”、“好好看”。

    我也努力在写普通人,比如《时间的工匠》那篇,是我这几年的一个突破。写了一个上海老工人,原来是修表的,90年代下了岗,他的梦想是制造一块手表机芯。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对他做了很多采访,研究了整个钟表业的发展历史。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动人,它的背后是整个产业背景和中国在90年代努力建立自己工业的大背景下,一个微小的个人的努力。普通人很难写,他们的故事不像名人那样吸引人,经历也不那么曲折,你需要找到他身上的亮点。

    南都:这对写作者也提出了额外的要求,比如田野调查,与采访对象长时间接触等等。

    郭玉洁:是的,比如我要写这个修表工,我肯定要把钟表业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通过和采访对象长时间的相处,才有丰富的细节支撑,但是很多记者不太会做这个工作。田野是一个来自人类学的词汇,其实人类学研究和写作很像,长期关注对象,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目前很多记者缺乏研究,一个困难是没有相应的研究能力,一个困难是对时间的消耗。我在媒体的资历也有十多年了,但像我这个年纪还在采访写作的人已经很少了。

    南都:你认为怎样的非虚构作品才是好的?

    郭玉洁:在英美文学圈,历史写作一直是他们的强项,这几年托尼·朱特的作品翻译过来非常多,这是一个优秀非虚构写作的例子,研究型的写作者更富创见,也有更好的整体感。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也突破了记者写作的范式,特别是她对素材的处理,对采访女兵口述的裁剪,保留非常生动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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