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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吴兴华书信集小札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2月26日        版次:RB06    作者:乔纳森

    《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吴兴华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版,46 .00元。

    乔纳森 编辑,广州

    《吴兴华全集》第三卷《风吹在水上:致宋淇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是首度公开的珍贵材料,无疑也是整个全集中分量最重的一个分卷。对整理者付出的辛劳和取得的成绩,我们怀有极大的敬意。不过,翻读之下,也发现若干疵累,下面就录文和注释两方面略陈管见,就正于编者和读者。

    一,录文

    尽管吴兴华的手迹并非很难辨认,但据手稿录文,总归有一定难度。《书信集》的录文,前半部分似优于后半部分。由于暂时看不到原件,仅就《书信集》附了手迹照片的数封信而言,有的录文错讹未免多些。如1948年7月22日的一封:“Shadick夫妇也接受C ornell的永久聘请———结果英文系像燕京许多其他部分一样,也呈瓜剖豆分的崩裂状态……”,此处中出现两次的“也”都应作“已”;“二人亦是仿徨不知所趋”,“仿”为“彷”之讹;“望里茅庐蔓草多”“庐”为“芦”之讹。

    有些地方,如第184页“庞董琴”为“庞熏琹”之误,是一望可知的。但还有些地方,若不对照手稿照片,是很难发觉的。比如,1945年1月25日的一封,“芝联往日在此我们常常谈及此点”,后面的这个“此”,手稿作“这”。同一封信中,“又事事觉得古人愚直可笑,不求快捷方式而故采迂途”,“快捷方式”四字,在手稿中为“捷径”二字。想来,是编者用软件做“繁简转换”时,连同词语一起“转换”了———在台湾,电脑的“快捷方式”是翻译为“捷径”的。

    吴兴华的信中用英文等外文处不少,录文难度更大。第12页,出现了一个人名“H u H süChieh”,按,后面的“Chieh”应为“Chien”之误,因为这个人应当就是第10页出现过的“胡绪鉴”。第2 1 5页 ,“… … 我 久 已 闻 名 ,Satevepost给予极高评价”,这里的Satevepost应写作Sat Eve Post,即T he SaturdayEveningPost(《星期六晚邮报》)的简称,排到一起容易让人以为是人名。

    有的录文错误可能会造成巨大的误解。比如吴兴华在1947年12月26日的信中盛赞了穆旦的诗,然后说:“他的语言是百分之百的欧化,这点是我在理论上不大赞成的,虽然在实践上我犯的过错有时和他同样严重,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他的诗只能给一般对英国诗熟悉的人看,特别是现代英国诗,特别是牛津派,特别是A rden,这种高等知识分子的诗不知在中国走得通否?”(第187页)熟悉英语诗歌和穆旦作品的人肯定看得出,这里的A rden系录文错误,应作A uden,即大诗人奥登。但不熟悉英诗的读者,可能猜不到,还以为是哪个叫“阿登”的呢。

    二,注释

    《书信集》的整理者为信中所涉内容加了不少注释,应为读者所乐见。但个别地方只是猜想,未有确证,似不必加上,以免误导读者。最显著的一例是,在1943年10月22日的信中,吴兴华提道:“前几天我又翻了一遍钱锺书先生的杂感集,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援引浩博,论断警辟,使我不胜钦佩。可惜我此时局促在北方,不能踵门求教,请你若见到他时,代我转致倾慕之意。”整理者为“杂感集”加注释:“应指《谈艺录》未刊稿。”这显然承袭自宋以朗先生2013年提出的一个观点:“钱锺书根本没有一本书叫‘杂感集’,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猜那就是《谈艺录》的初稿。《谈艺录》在1942年写就,其后不断修订,直到1948年才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钱锺书在序后附识:‘书既脱稿,偶供友好借观。’可知吴兴华在1943年看的‘杂感集’,大概就是流传于朋友间的《谈艺录》手稿了,而‘杂感集’也许就是《谈艺录》最初期的书题。”按,宋先生的推测恐怕是靠不住的。这里的“杂感集”应指1941年出版的钱锺书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钱锺书在《写在人生边上》序中也用过“这种零星的随感”这样的字眼儿。吴兴华说“里面哪管多细小的题目都是援引浩博,论断警辟”,是因为《写在人生边上》中有《吃饭》、《释文盲》之类主题颇小的文章。再者,《谈艺录》是文学批评论著,也绝没有道理被称为“杂感集”的。

    此外,宋先生曾提及,在一种旧版《谈艺录》影印本中,钱锺书序言后有一条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附记,首句为:“此书刊行,向君觉明、吴君兴华皆直谅多闻,为订勘舛讹数处。”又称,吴兴华的妻子谢蔚英接受访问时曾说:“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兴华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其实,这两种说法都很明确,就是说吴兴华在《谈艺录》出版之后向钱锺书提出过意见,而不是在出版之前。假如吴兴华贡献意见是在1948年6月《谈艺录》刊行前,那钱锺书为何不把吴兴华的名字列在序言的致谢名单中,偏要补在半年后的附记里呢?总之,此处的“杂感集”并非“《谈艺录》未刊稿”。

    《书信集》编者加了一些注释,可是还有些似乎应出注的地方没有注,不知其标准为何。比如,第60页,“我跟Vetch译郑《中文史》一书尚未说定。Y ou havenoideahow horrible Cheng’s Chinese islike(你绝想不到郑的中文有多糟———引者译),简直不如我吃奶时牙牙的话来得明白清楚,这样的文笔也来批评,装腔作势真使人欲哭无泪了。”这里的讽刺很露骨,可说的是什么著作呢?编者没交代。照我看来,可以出注:郑《中文史》指郑振铎《中国文学史》。

    再如,第77页,“林×、朱××的四行,句拼字凑,神孤离而气不完还不讲,他们处理题目的手法还在原始阶段中”,这里的“林×、朱××”亦未出注。其实,可加注:指林庚、朱英诞。此外,第144页上的“林×”,也是林庚。

    当然,编者的注释实不必太多太滥,只在关键处提点,对读者略有帮助就足够了。无论如何,《书信集》编者的劳作值得我们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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