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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井鼎的工作过程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2月19日        版次:RB07    作者:苏枕书

    京都读书记之三十三

    苏枕书 作家,日本京都

    1934年,狩野直喜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购入南葵文库旧藏山井鼎手校嘉靖闽本《十三经注疏》,因其保留了山井鼎思考、工作的原始记录,文献价值极高,堪称人文研善本之精华。吉川幸次郎所撰《东方文化研究所善本提要》中,亦将之列于经部之首:“崑崙先生为近代校疏之祖,惠延后学,名播异域,盖皇朝儒者之业,能衣被海内外者,殆莫先生若也。此册手泽具在,足称本所校本之冠。”并辑录部分批注,为阐明山井鼎具体工作日程、进度的关键材料。在此基础上,末木恭彦进一步考证了《七经孟子考文》的成书过程,指出山井鼎有两度足利之行,《考文》并非仅是足利之行的成果,而是包括前后整段时期在内的一系列工作之集大成。不过末木所利用校语仅止于吉川辑录的部分,并未充分利用人文研早已公开的电子资料,难免有不足之感。

    近来,在全面摘录《十三经注疏》中反映山井鼎校雠进度的识语后,笔者对其进行了时间顺序的排列。要言之,享保五年(1720)秋,崑崙第一次短暂的足利之行中,只以足利学校所藏宋板《礼记正义》校雠了《中庸》。享保五年十月至享保六年(1721),崑崙都在江户,主要工作是读《周礼注疏》,以万历板校雠、补写《礼记注疏》,句读《春秋左传注疏》,读《尚书注疏》,这些工作都是为了再赴足利学校校雠宋板五经正义而作的前期准备。

    到享保七年(1722),前期准备工作仍在继续,并着手补写《周易》。而足利之行的期望则越来越热切。四、五月间,识语共有五次提到足利之行尚未决定,焦渴之情溢于纸面。此年秋天,崑崙终于取得西条藩主的“公命”,如愿来到足利学校,同行者依然有根本逊志。他最先校雠的是《礼记注疏》,从八月十三日到十二月十三日,整整四月,几乎连日无休。这也是五经之中,他用力最勤的一部。接下来是《尚书注疏》,从享保八年(1723)正月廿五日到三月一日,凡一月有余。而后是《周易注疏》,其间根本逊志因二姊去世归乡,对校工作实从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完成,凡十日有余。之后是《春秋左传注疏》,自六月末至九月末,凡三月。此后是《毛诗注疏》,自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廿五日,历时近两月。至于《论语注疏》的校雠工作,则完成于忍山温泉养病期间及五经正义校雠完成之后。

    由于人文研所藏《十三经注疏》的《孟子》及《孝经》当中并未留下山井鼎的识语,故而无法获知具体的工作进度。但考虑到五经正义的校雠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这两部的校雠应在享保八年末至享保九年初。而与《经典释文》、正德本、汲古阁本等书的校勘工作,都在享保九年秋天,回到江户后进行。

    享保九年三月十日,崑崙用青笔以足利三通写本校毕《周易兼义》,卷末称“尔时享保甲辰三月十日,赤城校”。既以足利三通写本校雠,那么其时应该还在足利学校,此处的“赤城”,应是足利学校以南的赤城神社一带。

    同年九月一日,校《礼记注疏》卷二,“侍坐”至“褰裳”疏文部分,“侍者闻告欲有所白,则当各自屏退左右避之,不得远也”,其上书“远,万历作迫”。又有此日识语:“正德本同此本,汲古阁作近,赤城藏万历本,同汲古阁。予初得武夷藏万历本校之,与赤城藏本间有异同,不知果作迫否,姑俟再考耳。”这里的“赤城”,究竟该作何解?《礼记注疏》中,还有数次用法相同的“赤城”,如卷二第十八叶表疏文“女子有宫者”上有在足利学校校勘宋板时的朱文:“宫,宋板及万历作官,恐非。”又有墨笔后添的细字:“正德、汲古阁共作宫,赤城藏万历亦作宫。”此处赤城,指称徂徕的可能性较高。一则未闻赤城神社有藏书;二则以万历本校雠之工作,不应在足利进行。末木也指出,崑崙作为藩臣,不可以长期在外出差,应当尽早回江户奉公;三则崑崙向徂徕借书,也理所应当。如推断正确,则此时崑崙已在江户。小川环树曾推测崑崙的校雠工作应在享保九年春末已完成,以上两条资料也佐证了这则判断。

    接下来,可以通过校勘笔迹用色、校勘顺序、按语等方面探讨崑崙的校书方法。先看《礼记注疏》。享保五年秋,崑崙与根本逊志初到足利学校以宋板校雠之际,用墨书。享保七年冬再校此篇时,有识语云:“中庸一篇,往年校雠者黑书,今不殊别,从其旧也。”说明此时崑崙校书之际,已有通过区别笔迹颜色以示各本之别。《礼记注疏》全文句读,均用朱色。享保五年十月至享保六年,在江户以万历板校雠、补写《礼记注疏》,全用墨书。享保七年至足利学校,以宋板校雠及补抄脱文时,全用朱书。此外有一种绿书,为足利学校藏室町时代写本《礼记》二十卷,共十册。校语常作“九华本”,盖为天文中释九华训点之古钞本也。《礼记注疏》卷三十一末,崑崙摘录古活字本嘉吉、永正、寿永、建治、弘安等年之奥书,云“右足利一本奥书”。以此古活字本校勘者,用细字墨书,称“一本”。之后,又有细瘦墨书,为回到江户后以《经典释文》、正德本、汲古阁本校勘的笔迹。此外,还有与梅膺祚《字汇》校雠之墨书,曰“梅生字汇”云云。

    再看《尚书注疏》,以万历板校雠者,为墨书,以足利藏宋板正义校雠者,用朱色。有墨字批注称“足利作某”或“足利本记云”者,即《考文》所谓“古本”,为足利学校旧藏室町时代写本,有序文一册,正文二册十三卷,故《考文》称“足利学所藏古文尚书三本”。而以古抄本校雠的记录,有一些径在文中以朱色标记,而在书眉以墨书细字注明“足利本”,以与宋板校雠记区别。《尚书注疏》的校雠特重古写本的异字、虚词及分卷,作了细致的钞录,可与旧内阁文库藏近藤正斋的足利学校《古文尚书》影钞本一一对照。不过相关古字的摘录,并未体现在《十三经注疏》文本中,当有别本单摘记之。

    《周易注疏》因篇幅较小,耗时未久。笔迹有与万历板校雠之墨书,与宋板校雠之朱书,与足利藏三种写本校雠之青书,与《经典释文》校雠之墨书细字。其中部分句读,以绿笔书之。

    在《春秋左传注疏》卷一首叶,写明此书的校雠用语:“凡朱笔足利本者,足利学所藏五经正义,或朱称宋板,皆一本也。凡朱笔称二本作某者,指足利、万历也。凡称足利一本,足利学所藏经传集解,三要佶长老所阅本,其板行亦宋板也,验避讳字知之耳。凡永怀堂者,予之所藏十三经注本也,多与足利一本合,故墨称二本者,指足利一本、永怀堂也。凡本国所行活字板,与足利本合,故不别称也。此本源据足利一本行之,明可知也。”可知此时崑崙的校勘方法已很成熟。此处“足利学所藏五经正义”,即宋刊十行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足利学所藏经传集解”,即庆元间释元佶抄本《春秋经传抄》。

    在《毛诗注疏》卷一、一之二末墨书识语介绍此书的校勘用语:“凡所引证,足利本多与足利一本不异,其异者别记一本作某。其经传中与诸本怪异者,记云一本同足利本作某。”此处“足利本”,即足利学所藏室町写本《毛诗郑笺》,凡十册。

    《论语注疏》卷首标注曰:“凡青笔从皇侃义疏本,所引一本足利学所藏何晏集解本也。与皇疏本合其所同,异别记一本作某,以备参考云。”而实际上与皇侃义疏本校勘所用青色笔迹之外,还有绿色笔迹,云“皇侃义疏作某”。偶有朱书云“义疏本作某”。或有墨书录皇疏异文,以朱笔圈点,或以绿笔圈点。

    那么,为什么崑崙第一次去足利学校,校雠工作会从《中庸》入手?第二次去足利学校,校雠工作依然选择从《礼记》开始?或许这与乃师徂徕极重视“礼”不无关系,这也是徂徕学的一大特质。至于《考文》所反映的崑崙学术思想,以及其与徂徕学具体有怎样的渊源,姑俟再考。

    (本文撰写过程中,有赖南通赵鹏先生帮忙辨认崑崙手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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