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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野草与话接收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2月19日        版次:RB08    作者:遆存磊

    遆存磊 自由撰稿人,北京

    一九四五年八月,常风带着一位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天主教神父文宝峰前往八道湾,如约拜访周作人。谈话快结束时,“周问我看见当天的《华北日报》没有,我告诉他看过了。他说‘兼士是文教部门的接收大员,如果能见到他,我倒想请他派我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他说这话时还是和平时一样微笑着,坦然自若。我听了不由得很惊讶,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他竟然毫无关系似的”。

    话返回头去,再说知堂先前写的一篇文章《野草的俗名》,曾颇遭人诟病。原因无他,在于文末的落款时间及地点———“廿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这篇文章有一定长度,分八个小节,征引繁多,显非一日可写就。卢沟桥的硝烟尚在,新撰如此悠悠闲闲的随笔,难怪知堂被人讥刺,疑其陈叔宝全无心肝,冷血如是。

    不过我们可以留意一下《野草的俗名》收尾的几行字:

    “中国方言亟待调查,声韵转变的研究固然是重要,名物训诂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

    “这时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知堂特意点出这个时间,表明并未忘却自己的——— 不合时宜。

    上述两件事,分别发生在现代史(同时也是周作人本人命运)两个关节点上,而他的表现,或会让我们感觉略显奇怪,大约还是用“不合时宜”这个短语好些,冷静得不可思议。这是为何?

    张中行曾写了两篇关于知堂的文章,于《再谈苦雨斋》中,谈过知堂的性情和气温厚,“来源闹不清,只好采用一种无价值但不会大错的解释,是‘天命之谓性’加学识的厚重。关于前者,北京大学有的人不这样看,记得,也许是赵荫棠先生吧,说过,杨丙辰是天生的圣人,周作人是修养的圣人,因为杨有憨气,周,如他的别号,是知且智”。

    修养的圣人,这个论断说得好,知堂是无憨气的,他的温文克制是修养得来的。所谓修养,即愈是紧要慌乱时,愈是须克制,不露声色。所以在战火迫在眉睫时,他却谈论野草的俗名,关心名物训诂和民俗学,且专门点明“这时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战争结束,自己即将沦为阶下囚,客人来访,偏偏说些冷静得有些离谱的话,让人莫名的难过。或会说,讲这些话,是因知堂无自知之明,认为自己可以逃过战后惩罚,其实,如果看看日寇占领后,他在理论上鼓吹汉民族的思想,在实际事务中,将弟子沈启无“破门”,反击日本片冈铁兵所谓“反动老作家”的攻击,种种举动,都表明他预感战争形势的趋向,自己难逃的命运,提前已做某些铺垫了。

    因之,勿论是谈野草,抑或话接收,于冷冷的表皮下,其实隐藏着个体矛盾激荡情绪的潜流,这是我们不能不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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