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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征服者思维的得与失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2月19日        版次:RB06    作者:林颐

    《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英)罗杰·克劳利著,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0 16年12月版,69 .00元。

    林颐 自由撰稿人,浙江

    英国历史作家罗杰·克劳利近年来以“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财富之城》)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喜爱。他以妙笔生花还原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航海史事件场景,这种跌宕起伏的叙事风格再一次在近作《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葡萄牙在欧洲的海外扩张过程中充当了急先锋。亚当·斯密有一句名言:“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抵达东印度航线的开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我们要对达伽马的航海伟业致敬,彼时他们已经连续93天看不见陆地,在开阔海域航行了约4500英里,并坚持了下来,而哥伦布抵达巴哈马的航行仅持续了37天。他们此后绕过了好望角最终抵达卡利卡特,历时309天,航行了1.2万英里。这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个奇迹。

    除了达伽马,我们需要致敬的还有谁呢?达伽马的航行称得上奇迹,但并不是完全的创新。早在1415年,葡萄牙人便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北非,占领了伊斯兰国家重要贸易城市休达。这是欧洲人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之外建立的海外扩张桥头堡。正像克劳利指出的,葡萄牙人怀揣一个基督教梦想:“绕过伊斯兰世界,因为它阻挡了从欧洲通往耶路撒冷和东方财富的道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在达伽马之前,恩里克王子、迪亚士和“完美君主”若昂二世等人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对于葡萄牙这样一个处于欧洲政治圈边缘的弹丸小国而言,它必须具备果断地冲向外界、开创冒险事业的决心。葡萄牙必须成为征服者。

    威廉·麦克尼尔曾说过,欧洲最早将大炮和船只成功地结合起来,这是决定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6世纪的时候,船载大炮是一个技术难题,需要解决防水、平衡性、冲击力、反作用力等问题。欧洲超前的军事技术是最有力的保障。欧洲大船载着先进的大炮所向披靡。当葡萄牙人闯入印度洋之时,当地人还没有在船上使用大炮的概念。书中提到一个细节,1500年,卡布拉尔的船队在卡利卡特停留的时候,当地人的首领扎莫林请他帮助拦截沿海的一艘船。卡布拉尔派出了一艘装有炮弹的轻快多桅帆船以及六七十名船员,那些遭遇拦截的船员嘻嘻哈哈嘲笑着这艘自不量力的小帆船,卡布拉尔的船载大炮紧接着一下子就唬住了对方,葡萄牙人和他们的大炮经此一役扬威印度洋。在本书记载的1483~1520年这段时间,从侦察到垄断到征服,在卡利卡特、第乌、果阿和马六甲等地,葡萄牙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些胜利全部依靠大炮才得以实现。

    历史有时喜欢恶作剧。世界上最早发明火药和枪炮的国家是中国,但我们都知道中国后来吃了西方枪炮的大亏。印度人比我们中国更早遭难。葡萄牙用大炮终结了印度洋海域原有的自由贸易圈,然后四处建立要塞,控制各据点之间的海路,并依靠这些海路组建一个垄断性的网络。我们要注意到葡萄牙对海权的控制。葡萄牙并没有实力能深入控制印度的内陆地区。葡萄牙的掌控是海洋性的,而非现实的领土疆界。他们实行通行证体系:使用武力威胁扰乱当地商人的经济活动,除非商人们购买葡萄牙的保护。所以葡萄牙只是实现了一种贸易利润的再分配,但对线路、产品和生产技术都没有产生影响。另外一种更直接的手段就是四处烧杀掳掠,并将获得的香料等货物运回欧洲出售赚取高额利润。这种非常暴力的军事压制手段即使能够维持,也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以大量生命为代价。香料是探索发现的催化剂,葡萄牙人原本可以更加理性地实现商业化,通过与当地人的合作想办法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但我们读到了很多没有必要的、完全可以避免的暴虐残杀,除了炫耀武力、发泄情绪,此外毫无意义。葡萄牙人既没有维持商业系统自然运转的远见,同时也没有设法在欧洲削弱威尼斯人的竞争,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英国的崛起肯定很快剥夺葡萄牙获得的胜利果实。

    克劳利在接受访谈时论述,他认为葡萄牙人的思维停留在中世纪。这的确是中肯的洞见。中世纪的思维表现为荣誉感强、崇尚暴力、贪婪、偏激、狭隘,追逐财富、排除异己……这些在16世纪的葡萄牙人身上统统都能看到。另外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虔诚的宗教信仰。我想起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卡蒙斯的歌咏:“我们乘风破浪,在之前无人航行的茫茫海上远航;我们寻找印度,要传播基督的信仰。”《征服者》可以印证这种信念的炽热和真诚。达伽马随身携带了葡萄牙国王的旨意,任务之一就是要在印度寻找一位基督教国王,联结欧洲与印度的宗教传播。阿尔梅达奉命去建设一个印度国家,而教皇将享有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宗教权威。阿尔布开克认为东印度不是目标而是行动基地,他最终的使命是消灭伊斯兰世界,收复耶路撒冷。坚决不退、英勇战死的洛伦索彻底展示了葡萄牙人狂热的殉教气质。书中几番出现“弥赛亚”这个词语,这是从国王到总督到普通船员的共同的“十字军”理想,新航路的开辟是难以想象的艰苦,堪比奥德赛式的英雄事业。类似于中世纪的酷刑、复仇与血腥的屠杀,以及反犹太、反穆斯林的种种所为,呈现出让人难以置信的血淋淋的残酷。

    这并不是道德批判,而是历史观念的问题。葡萄牙人显然缺乏对自身的明确的历史定位。葡萄牙本来因缘际会成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但他们身上并不具备现代性,反而充盈着落后于时代要求的简单的征服者思维。当他们挥霍光了在亚洲掠夺的财富和利润之后,他们必然再一次失去了历史给予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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