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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大洪:把翻译的生活当作享乐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1月22日        版次:GB07    作者:黄茜

    《西班牙内战》,(英)伯内特·博洛滕著,戴大洪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11月版,178.00元。

    “人家都说我能坚持,但我做翻译只有快乐。”年过半百的戴大洪衣着简朴,说话有钟磬之声,时不时开怀大笑。这位煊赫一时的河南建业足球经理,11年前突然退守书斋,干起了译者的行当。十年来,他翻译出版了五部大部头的著作,近400万字,本本掷地有声,令知识人侧目。

    2016年11月,戴大洪的最新译著《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煌煌巨著,揭示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派控制区政治生活的种种细节,刷新对一段历史的认识。作者伯内特·博洛滕曾以美国合众社特约记者的身份报道西班牙内战,战争结束后在墨西哥对流亡的共和派人士跟踪采访。他穷毕生之力搜集史料,撰著成书,只为剥去“精心的伪装”,厘清谎言和欺骗,以客观的记述抵达真实。

    虽然西方学界一直有意无意忽略博洛滕的学术成就,美国著名西班牙历史学家斯坦利·佩恩依然认为,《西班牙内战》是一座“学术的丰碑”。

    对博洛滕“业余历史学家”的身份和边缘化的学术地位,半途出家的译者戴大洪心有戚戚。“我从伯内特·博洛滕身上看到,世界上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孤独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2013年,戴大洪被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委会评为“年度致敬译者”。评委之一、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称戴大洪是一位追求译文精确的“超级原教旨主义者”,给翻译界带来一股沉静之风。

    他对每部译著都下足功夫,阅读大量基础文献,译文反复推敲打磨,甚至在地图上逐条街道对照地名。译得很慢,从前每天译2000字,现在每天只能译1000字。除了每周两次长跑,如今,戴大洪所有时间都猫在家里,读书译书。他把翻译的生活当作了享乐。

    翻译五本书都与止庵有关

    南都:你曾经说做翻译书都自己挑。你挑书根据什么条件?

    戴大洪:我现在译了五本书,事实上这些书都跟止庵有关。最开始止庵在新星出版社做副总编,他们买了《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这本书的版权。过去有现成的译本,想找人把译本看一看。我一看,发现译本有很多问题。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译书,可阴差阳错,这本书在我这里又重新译了。如果不是止庵,谁会相信一个非英语专业的译者呢?

    我和止庵做朋友三十多年,他对我很了解,也信任。在《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之后,我才发现我能译书。当时我也从公司辞职,也喜欢译书这事儿,就这么一直干下来,到现在都快十年了。

    南都:此后的几本大部头译著都是止庵促成吗?

    戴大洪:我翻译的第二本书《雷德蒙·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也是止庵找的。当时我正在译《古拉格:一部历史》,但《古拉格:一部历史》的版权没落实,止庵觉得如果译书的同时能有点收入,总归要好些。他让我别译古拉格,先译卡佛的传记。本来我也喜欢外国文学,因为下海,这根弦儿断了,通过译《雷德蒙·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再把弦儿续上。《古拉格:一部历史》是找着版权以后译的。

    第四本书是五卷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2011年的年底止庵在网上跟读者交流,读者问他喜欢读什么书?止庵说,我想读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写得详实,内容丰富。上海贝贝特的编辑魏东插进来说,我有这么一本书,找不着译者。止庵给他们推荐了我,让他们找一本《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看看。过了一段,魏东找到我,敲定了翻译的事儿。

    这些书严格讲都跟止庵有关系,但我也有自己的选择。我和止庵是读书的朋友。他跟我说,他想了解的有几件事,一个是西班牙内战,一个是麦卡锡主义。我也一直比较留意这方面的书。2012年年终,新星出版社的社长让我给他推荐书,他们开选题会。我推荐了《西班牙内战》。当时我手里有两本,一本是现在出版的伯内特·博洛滕的,一本是休·托马斯的。两本都关于西班牙内战,都是一百多万字的体量,我喜欢这种厚重的书,它提供的历史史实越多,你对这段历史了解得越清楚。结论不重要,结论可以自己下。休·托马斯那本是1961年出的,到1975年有修订,伯内特·博洛滕的《西班牙内战》是1991年出的。我当时不知道这两本书写的不是一回事,就推荐了伯内特·博洛滕这本。

    南都:两本书有何不同?

    戴大洪:事实上休·托马斯那本著作才是西班牙内战史。伯内特·博洛滕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内战史,书中主要记述的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发生在共和派阵营内部的斗争。我在译者说明里也写了,这场斗争残酷血腥、你死我活,其错综复杂甚至可能超过共和派阵营和弗朗哥阵营之间的内战,对认识二战之前乃至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也许更有启示作用。

    《西班牙内战》为奥威尔提供了历史佐证

    南都:翻译本质上是一场作者和译者的精神交流。你认识到的《西班牙内战》的作者伯内特·博洛滕是个怎样的人?

    戴大洪:伯内特·博洛滕1909年生,英国人,家里小有产业,是个不安于现状的青年,我称之为“活跃青年”。西班牙内战1936年爆发的时候,他27岁。他在美国合众社工作过,西班牙内战时他正好在欧洲旅行。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8日晚上爆发,他就在7月18日晚上来到巴塞罗那,准备在那儿旅游两周。当天晚上他被枪声惊醒,早上起来知道,内战爆发。这时候合众社跟他联系,让他在那儿做特约记者,一待就是两年。

    到了1938年5月,他和一个舞蹈演员结婚,两人去墨西哥度蜜月。他到墨西哥不到一年,西班牙内战结束了。共和派失败,大批共和派的人逃亡到墨西哥。伯内特·博洛滕再度接触到这些人,就在墨西哥进行采访。他本身也亲自经历了两年的西班牙内战。到1949年他移居美国,找了份房地产经纪人的职业,并且继续搜集资料,潜心研究,想把历史的真相揭露出来。他认为现在人们所说的西班牙内战并不完全是真相,里面有伪造、有欺骗、有掩盖。这就成了他一生的事业。

    我有次跟人讲,一次旅行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他要早点去,可能遇不上内战。要晚点儿去,可能就去不了了。他写了三本书,第一本《精心的伪装》,第二本《西班牙革命》,第三本《西班牙内战》是第一本、第二本的集大成。他写这本书的期间,有右派想利用他。但是他不愿意被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只是想把真相告诉世界。同时左派又攻击他,作为一个业余历史研究者,他的一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到了1987年,他得前列腺癌去世,这本书基本写完,还没来得及整理。是他的学生把遗稿整理出版。

    我有时候被社会边缘化,《西班牙内战》也是被西班牙内战史学者边缘化的一本书。作者的经历让我很有认同感,对我也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做翻译,人家都认为很苦。我从伯内特·博洛滕身上看到,世界上也有像我这样的人,孤独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

    南都:西方学界对于伯内特·博洛滕《西班牙内战》的评价如何?

    戴大洪:今年是西班牙内战爆发80周年。这本书的前言是著名的西班牙研究学者斯坦利·佩恩写的。斯坦利·佩恩对这本书的评价非常高,说它“树起了一座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术丰碑,同时也为作者的不懈努力树起了一座纪念碑”。今年十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斯坦利·佩恩的《西班牙内战》,书里一共十七章,第十六章叫“内战中的内战”,但我发现,斯坦利·佩恩在叙述共和派内部这段历史时没有采用伯内特·博洛滕的观点,采用的仍旧是传统的观点。我私下揣测,斯坦利·佩恩之所以没有采用新的观点,是因为得出这些观点只能使用伯内特·博洛滕的材料。

    南都:关于共和派内部的这段历史,伯内特·博洛滕和斯坦利·佩恩在观点上有什么龃龉?

    戴大洪:西班牙内战史上有一个“五月事变”。“五月事变”直接使共和派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共和派的总理在“五月事变”下台。伯内特·博洛滕认为“事变”是为了除掉原来的总理、削弱反对派的势力有意挑起的。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托派挑起的。当年乔治·奥威尔去西班牙参加参战,投靠了托派的民军。打仗受伤,赶上了“五月事变”。奥威尔的长篇小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写的是他本人去西班牙参战的经历。《西班牙内战》实际上为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的叙述提供了历史佐证。到今天为止,“牛津通识读本”里的《西班牙内战》一书还在质疑乔治·奥威尔,说他的描写有夸张之处。但伯内特·博洛滕的书证明,乔治·奥威尔一点也不夸张。

    翻译原则里“达”是第一位

    南都:你现在翻译使用一些什么工具书?

    戴大洪:《新英汉大辞典》,还有两本双解字典。我翻译的书虽然都是英文写的,但《第三共和国的崩溃》是法国的事儿,书内有一些法语,所以我有法汉词典,《古拉格:一部历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的事儿,我有俄汉词典。《西班牙内战》是西班牙的事儿,我又专门买了西汉词典。我还有德汉词典。姓名手册大概有十几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俄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姓名手册都有。还有地名译名手册和世界地图集,看到具体位置,才能判断形势。

    我翻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时候,写到右派在巴黎游行。当时我哥哥在巴黎,哥哥送我一套详细的巴黎市区地图,他们走的路线我一个个在地图上核对。我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确证文本的意思。

    南都:翻译人文历史类著作,是否也需要做大量的辅助功课?

    戴大洪:当然,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我译《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的时候,把《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写的《战争回忆录》、丘吉尔写的《二战回忆录》、塔奇曼的《八月炮火》等等书籍都看了。译《雷德蒙·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我读了所有翻译过来的卡佛的小说。译《古拉格:一部历史》,我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相关书籍读了。译《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把第一卷里提到的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全看了,把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也看了。译《西班牙内战》,把所有能找到的讲西班牙内战的书籍都看了。这就是对翻译文本的基础知识。知识多了对翻译有好处。有时候语言上理解得不透,知识一够就明白了。

    南都:你翻译的原则也遵循“信、达、雅”吗?

    戴大洪:“雅”就不提了。“雅”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达”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达而不信,译文很通顺,但是译错了。或者达而不雅。可是你怎么能做到信而不达,雅而不达呢?所以首先是达,在达的基础上追求信。我不追求雅,我翻译的这些书都是纪实性的,是平实、直白的记者的语言。人家用这个词儿你得尽量用这个词,用这个句式你也尽量用这个句式。

    南都:《西班牙内战》这部书翻译起来有难度吗?花费了多少时间?

    戴大洪:这部书比较厚,一百多万字。但我也习惯了,就是一点一点,脚踏实地地翻译出来就完了,无非是时间长一点。

    我翻译了六章之后,加塞进来一本别的书。到了2014年4月底,我把别的事儿都推掉,重新开始从第七章开始翻。这本书一共六十六章。从2014年4月25日开始,一直到2015年的12月18日翻译完,不到两年时间。

    过去一天能译2000多字,现在老了,只能译1000多字。我就是一只蜗牛,我爬得非常慢,但是不停地爬。虽然人们觉得我每天译得这么少,但我出书的速度不慢。八年了,我出了有将近400万字的书了,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种缓慢的节奏,对我来说就是生活。我就是通过翻译来阅读,现在成了书,有其他读者喜欢读,我也很开心。

    本版撰文: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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