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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读书记之三十一

山井鼎的名著

——— 关于天理图书馆藏《七经孟子考文》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2月25日        版次:GB08    作者:苏枕书

    苏枕书 作家,日本京都

    前日终于获睹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所藏旧纪州德川家《七经孟子考文》(山井鼎著),是为西条藩所献副本之一(以下称天理本),1934年流入市场,由鹿田松云堂主持拍卖会,为“和歌山某书画商”(反町茂雄语)所得。可惜这位书画商的名字,他却不记得了。1961年,乃归天理图书馆插架。1970年10月同馆所刊《开馆四十周年纪念 近收善本书影》载有《考文》一叶。卷首云:“开馆至今,每十年为期,总录其间所得和汉洋贵重书,刊行编目。俾使读者知晓所藏,便于利用,更令我辈自省往日踪迹。惟时昭和四十五年,本馆历史已有四十年,当为稀书目录第四辑上梓之时,和汉书篇预定收录书目逾三千种,洋书近一千种,暂未完成。此番即由此四千余种,拣出各领域者三十种,编为‘近收善本书影’。”

    而《天理图书馆稀书目录 和汉书之部》第四辑(版本之部)要到1998年才出版,共收1101种。遍检全书,不见《考文》踪迹,大约是主题“版本之部”所限之故。而在2010年完成的第五辑(开馆80年纪念,共收1277种)中,也不见《考文》。询诸知情老师,曰天理图书馆尚有大量未整理的书目。2013年秋开馆83周年“汉籍与日本人”纪念展中,再次见到《考文》,云此本“长期不明所在”,或许也可说明编目时确有遗漏。

    《日本古书通信》第六号(1934年4月10日)有一则小新闻:“据云,一诚堂、岩松堂、井上书店、朝仓屋四家书店收入(纪州)德川家大量和本。近日必将整理出售。”

    同年6月25日有“纪州家旧藏书卖立速报”一则报道,介绍6月22日于大阪书林俱乐部召开鹿田松云堂主持的大型拍卖会。末云:“总数约一百四十五种。上午十一点开始,下午五点半结束。拍卖额高达一万五千元,平均每种约一百元。普通拍卖会,一百五十种或两百种,一两个小时就可结束。而今番竟延亘六个半小时,足可想象人们何等着迷。大部分珍品皆为会主鹿田氏所得,纳入纪州某氏之处,实为一时盛会。同年7月10日载大阪一轮草舍书屋主人云:“前号鹿田松云堂会主之纪州家拍卖会速报,足令众人大开眼界。古书通信的功能也充分得以发挥,甚感欣慰……素来不吝出价、满载而归的反町先生,竟一件未得。此番盛会,何等精彩。”

    这场拍卖会,的确是二战之前日本旧书界屈指可数的盛事。其中精品后来重现大阪书市,大部分为反町所得。此番在天理见到《考文》,书箱有多纪仁1934年所撰跋文,揣摩文旨,应非其自藏。并图书馆标签,写明为1962年宇野晴义寄赠。这位宇野是福井县天理教区管理人员。据云天理教教众常有购买珍籍、献给真柱(教主)的做法。是书每册末叶均钤反町阳文朱印“月明庄”,鉴于反町与天理教二代真柱交游之笃,判断此书经反町进入天理图书馆,应无疑义。那么,1934年的大型拍卖会上,《考文》究竟被哪一位“有力者”所收?其后直到1961年的27年间,《考文》的所藏状况,是我尚未解开的谜题。

    天理本《考文》书高29.5厘米,横19厘米。书写纸半页九行,每行约廿字,版心上刊“七经孟子考文”。封面为朽叶色龟甲龙云纹押花洒金和纸,包角用香色绫,十分精美。有南葵文库书标,四围环绕葵纹,有“部、函、架、号、册、记”数列,“部”为“伦”,即纪州德川家第十五代主人赖伦旧藏。左侧为天理图书馆书标。每册首页钤朱文方印“旧和歌山德川氏藏”、“天理图书馆藏”、“南葵文库”,惟第一册“南葵文库”印上另覆有“ケシ”印,为散出南葵文库之际所钤,同今日图书馆“除籍印”。

    就册式与装帧而论,原本与两种副本均有不同,以宫内厅书陵部藏本最为精美。就笔迹而论,据云京大附图本有山井鼎手迹,或为前数卷笔画端然秀俊者,此外另有笔迹四种,凌乱参差者不在少数。天理本笔迹似出于四人之手,整然胜于前;宫内厅本抄工最佳,约出三人之手。就内容而论,颇有异同,兹略举若干。如徂徕序,京大本“纪藩羽林将公”,副本均作“西条侯”。京大本“以文学谷于将公之幕云”,天理本同,宫内厅本“将公之幕”作“侯之幕”,盖西条藩作献上本之时,于原文敬语稍作改动也。至宫内厅书陵部藏《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写本,更删去徂徕序中“浮屠所守,而学宫之名尚在”、“又虑所托匪人,职乖其业,藐如以眎,更十年而雨漶蠹蚀之弗顾,虽反求之,殆将失也”二句。凡例“经之者,自十三经始,輓近之称也”下注文,京大本、本作“再按,文献通考云,直斋陈氏书录解题始以语、孟同入经类”,其余诸本作“按,国史经籍志云,唐定注疏,始为十三经。未详其所据也”。此外,正副本于凡例末均录有山井鼎识语,计百八十余字,“所幸天之为丧斯文,今搜之于将亡之间,而海外绝域乃获中华所无者,录以传于将来,不亦喜乎。此其所以不辞劳苦,矻矻从事于斯也”云云。而享保十六年刊本不录。校雠经文之下,二副本较原本均多出国史经籍志、经籍会通、续字汇、康熙字典四种。抄写过程间有衍字、错行、增删等,总叶数亦微有出入,如京大本毛诗为289页,天理本同,宫内厅本为288页。京大本孟子共96页,天理本同,宫内厅本为97页。翻检正文,亦不难知抄工在觉察衍字或错行等情之后,尽量设法与原本保持一致,不致错叶、增叶。正文署名,京大本作“纪府分藩京兆家文学山井鼎”,其余诸本作“西条掌书记山井鼎”。

    要言之,京大本标记改行、空格、增删等处,天理本据改。宫内厅本誊写之际,更有完善,亦多见涂改删削痕迹,于补遗本俱有反映,可知各本关系。探明原本与两种副本的关系,对理解《补遗》如何完成意义颇大。

    前人已指出,江户时代,由幕府下令、费心传入中国、期求流传彼邦的日人著作,惟有《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山井鼎于此凝聚一生精魂心血,虽书成病殁,而学问不朽。当然,此书受到幕府如此重视,还需考虑种种背景。八代将军吉宗出身和歌山,必对故乡学者多加留意。对徂徕极为信赖,必对其弟子有所垂青。两国虽无官方往来,幕府却希望通过本国著作,向彼邦学林展示本国文明教化。若干年后,此书的确为中国学林所识,学者多对山井鼎所用诸本怀有浓厚兴趣。至杨守敬、张元济等人赴日搜书访书,无不欲睹足利学校珍本,欲证《考文》所言,至今余音不绝。1931年8月3日,桥川时雄访章太炎于上海,笔谈两小时。章太炎有“贵国所谓汉学者,百年前尚有颇卓绝者,如太宰纯、物徂徕、山井鼎等人”等语。可知当时山井鼎依然是两国学者关心的话题。

    由人文研藏山井鼎手校闽刻《十三经注疏》,至《考文》正副本,再到《补遗》原本,并《补遗》诸刻本,可以看到书籍自身清晰的历史。江户后期至明治以降,日本学者对此书关注一直未减。慊堂刊刻经籍、昭和年间足利学校复制所藏《古文孝经》并各种贵重书籍,均可视为山井鼎功业的余韵。探索不同时期学者的志趣、学问的兴衰、书籍的沉浮,以及背后的历史,也是我目的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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