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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中的汪曾祺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2月25日        版次:GB06    作者:遆存磊

    《汪曾祺书信集》,李建新编,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9月版,48 .00元。

    遆存磊 自由撰稿人,北京

    汪曾祺身后,全集的编辑整理是迅速的,次年即出版八卷本。不过因时间短促,也造成了“全集不全”,作品的辑佚缺失较多,仅以书信而言,第八卷收入五十四通,这距离作者写过的实际数量过于遥远,是为遗憾。如今,一册新的《汪曾祺书信集》推出,算是一次进展,计收入一百三十八通,在前有基础上增加八十余通(字数亦由五万余增至十余万),为研究汪曾祺生平与创作提供了更多的资料。

    书信及日记,均为私密性的文字(除非写之前就存着公开的意图,如胡适日记),对研究作家之重要性毋庸多言。汪曾祺未有写日记的习惯,只有书信可供期待。若据现今可看到的这一百多通,可注意的“点”已然不少。

    在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致解志熙的信中,汪曾祺说:“我确是受过废名很大的影响。在创作方法上,与其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较大,不如说受废名的影响更深。”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似未见汪曾祺如此明确地说出这样的话,他写过许多关于沈从文的文章,也写过评论废名的文章,给我们的印象,其创作固然两人的影响都有,但沈的显然更大,不过在书信里,他本人坦承了由废名更深地影响其创作方法。其实,研究者多有这样的判断,但由汪本人说出来,只是在书信里(此信初次披露于《十月》二〇〇八年第一期)。在同一封信里,汪曾祺又说:“我和沈先生的师承关系是有些被夸大了。一个作家的作品是不可能写得很‘像’一个前辈作家的。至于你所说我和沈先生的差异,可能是因为沈先生在四十年代几乎已经走完了他的文学道路,而我在四十年代才起步;沈先生读的十九世纪作品较多,而我则读了一些西方现代派的作品。我的感觉———生活感觉和语言感觉,和沈先生是不大一样的。”这就说得更明确了,且稍分析缘由,对研究者是个提醒。

    对评论同一人物或事件,在公开的文章与私下的通信中,会有差异。如对张君秋,汪是写过文章的(《马·谭·张·裘·赵》),乃正面白描,写得颇为形象生动,未见批评;但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致黄裳的信里,谈及张君秋,“张君秋(此人似无什么‘号’)有一条好嗓子,气力特足(此人有得天独厚处,即非常能吃,吃饱了方能唱,常常是吃了两大碗打卤面,撂下碗来即‘苦哇……’——— 起解·玉堂春)”,这个写法,与《马·谭·张·裘·赵》里的相关段落几乎如出一辙(不过那里写的是吃了四十个饺子)。值得注意的,是随后的话语:“但对艺术的理解实在不怎么样。他近来很喜欢演富于情节的李笠翁式的喜剧,戏里总有几个怪模怪样的小丑起哄。观众情绪哄起来之后,他出来亮亮地唱上两段(这种办法原来是容易讨巧的)。”若无书信的存在,我们还真不知道他对这位京剧大师还有另外一些看法。可附说一句,给黄裳写这封信在一九六二年,作《马·谭·张·裘·赵》一文在一九九〇年,而对张君秋的惟妙惟肖之描绘,细节几乎一致,可看出汪曾祺的记忆力,因以他洒脱的个性,写完信不大会留复本的。

    某些书信,亦可提供钩沉与“对读”的可能。黄裳曾写过小说《鸳湖记》,完成了几万字(在其书信及文章里不止一次提及),但后来遗失了。他曾将小说初稿给师长朋友看过,如吴晗,回信谈了意见:“从历史角度看,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稿中几次说到大明帝国,这个名词以不用为好。因为名从主人,明朝从未自称帝国,封以帝国,似甚无谓。三十年前我写论文,亦曾犯此误,近年来几经讨论,始发觉其非。”这是一位史学家对历史题材小说的意见,而汪曾祺也是读了《鸳湖记》的,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写给黄裳的信中说:

    “行文似乎过于迂缓。也许我看惯了京戏,喜欢明白了畅。写了三四个京戏本子,觉得‘自报家门’式的人物出场办法,大是省笔墨、醒精神之道。现在大家都很忙,报纸的读者尤多是劳人,过于精雕细刻,也许不一定很配胃口。有一个很鲁莽的想法:不如前面浓浓地写上一大段风景,接着就点名,把几个主要人物的名姓角色拉出一个单子,然后再让他们动作起来。”

    作为小说家的汪曾祺,对小说写法的看法可见一斑,而另有意义的是,《鸳湖记》已然遗失,不过从较为详尽的评论中,也可窥得其在格局上的一些特点或得失。

    在一九七〇年代致朱德熙的信中,汪曾祺不仅性情毕露,且压抑不住为文的冲动。他在信后附了几篇考证文字,如《葵》《薤》《栈》等,结合生活实践,辅典籍记载,小试牛刀,日后于这些题材均大大发挥,篇幅扩充,收入散文集内。他还和老友谈及自己发明的食物:

    买油条二三根,劈开,切成一寸多长一段,于窟窿内塞入拌了碎剁的榨(此字似应写作鮓)菜及葱的肉末,入油回锅炸焦,极有味。

    此信写于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揆诸汪此时的处境,可探究其滋味莫名的心态。而此食物的做法,后来亦写入文章(《四方食事》),唯踵事增华,更详尽之。

    书信缺口较多,是一个遗憾。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六日致陆建华信中说:“今年内一定要先搞出有关司马迁的部分,题曰《宫刑》(这‘宫刑’就很麻烦,成年人的生殖器是怎样割掉的,我就弄不清楚)。”我们知道,这篇小说最终并未写成,而汪曾祺为此做的筹备工作,即包括写信向医学家吴阶平请教,若有此信的话,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为何未落笔的缘由。

    整理出版书信集,还会遇到另一种情形,如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自美国写回的一封家书:“五号本来王渝要请我们看一个裸体舞剧,剧名是意大利语,我记不住,意思是‘好美的屄’。这个剧是美国最初的裸体舞剧,已经演了十几年……”应该说,家属提供信件时不加删削,是要称赞的,编辑不施刀剪,也是要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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