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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可以:我首先必须得到自己的欣赏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6年12月18日        版次:GB07    作者:黄茜

    《福地》,盛可以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 0 1 6年1 2月版,39 .80元。

    盛可以

    小说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湖南益阳,九十年代移居深圳。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北妹》、《道德颂》、《死亡赋格》、《野蛮生长》等七部长篇小说以及《福地》、《留一个房间给你用》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作品被译成英、德、法、意、俄、日、韩等多种文字。曾获国内多种文学奖项,入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大约在2014年,一则关于非法代孕公司被查封的新闻激起盛可以的遐想:在集中营似的封闭空间,一群有着各种背景的妇女共同度过漫长的孕期,面对专断的“基地”管理者,她们撒泼、勾逗、嘲弄、挑衅,触发了多少暴露人性的荒唐尴尬事。

    2年后,这篇具有反乌托邦气质的小说被收入同名小说集《福地》,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盛可以自言近年着迷充满寓言色彩的小说,如同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我喜欢寓言的机智含蓄”。

    自20 0 2年以来,盛可以已出版六部长篇小说和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成为国际瞩目的青年作家。她以文风凌厉著称,总是直击人性的黑暗,总是“凶猛地扑向事物的本质”。她笔下的男女绝非浮浅的符号,而是真实的苦难的承受者,活生生的欲望的载体。她的悲剧披挂着喜剧的外衣,而她的语言带有一种底层的极为生动的泼辣、幽默和土腥气。

    在小说集《福地》里,盛可以换了一条路径抵达现实。她“厌倦了书写两性战争”,更多也更严肃地思索生死。然而她的手段几乎总是反讽的,《福地》、《小生命》写的是不受欢迎的、建立在屈辱之上的“生”,《喜盈门》、《香烛先生》写的是被渴盼的、排场隆重的“死”。《弥留之际》塑造的盲人画家,在青苔板楼里一遍遍地画一个女人丑陋的躯体,那是他死去的妻子。

    从早期把语言摆在第一位到如今注重文本结构,从对经验的直接剖解到建筑诡谲的寓言迷宫,盛可以不断离开自己并获得成长。她的文本看似轻松实为严谨,小说《福地》从12万字删减到4万字,只为像“闪电”般线条清楚。新长篇写了一万多字的开头,又推倒重来,再次拟大纲,画结构,盛可以说:“我是一个从不敷衍的人,写小说也是如此。我首先必须获得自己的欣赏。”

    专访

    在封闭环境推进情节,难度超乎预料

    南都:《福地》隐约给人一种《1984》的感觉,但相对《1984》更轻盈、泼辣、荒诞。这种寓言式的书写,带有反讽意味地对“福地”的塑造,是否与你以前的写作拉开了距离?

    盛可以:2007年出版《道德颂》之后,我对书写两性战争充满厌倦。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新的题材吸引我,如果不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我将彻底丧失写作兴趣。我的写作一直是“随心所欲”,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内心的自由,在写作之初,我便挣脱了各种束缚,尤其是打碎了语言和思想的囚笼,在写了一些年之后,我想我必须打开眼界与心域,探寻更辽阔深远的地方。正如我前面所说,我着迷富有寓言色彩的小说,我喜欢历史的丰富性与真假莫辨的诡异,我喜欢寓言的机智含蓄。此前我的小说人物大都有一个平和的外部生活环境,没有战争,没有动乱,没有逼压与毁灭的危险,后来我尝试将人物置身特殊处境,抛到风口浪尖,将人物的情感放到风雨飘摇当中,写他们浮草一样,既要生长,又要抵御风浪,他们与生活搏击的样子难免滑稽,这滑稽是辛酸的,一点也不可笑。

    一个人要与自己拉开距离,并非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我一直在离开自己。早些年离开故土,渐渐抛弃乡音,在每一次生活安稳之后,又断然离开自己。我无法忍受看见一个重复与枯燥的自己。写作也一样。我总是试图抛弃原有的部分,寻找新颖的方式。对我来说,这便是写作乐趣所在。《福地》就是一种尝试。我想做一个寓言小说,把更复杂的人性或者制度,融入到一个小社会里面,发挥我最擅长的讽刺、幽默,窥探人性里面阴暗的、邪恶的,或者真实的层面,把在一个幽闭、漆黑的漩涡里,在集中营式的管理背后,利益驱动人性冲突,母性如何安置?在封闭的环境里推进情节,难度超出预料。写到十二万字时,难以为继,最终层层砍下来,成为一个四万字的中篇。原先里面的代孕女性都有生活背景交代,可能有助于对人物有更形象的掌握,但我嫌啰嗦,这些枝蔓全砍掉了。

    南都:小说《福地》选择从“智障儿”桃子的视角进行叙述,出于什么考虑?你怎样驾驭这样一种原始的、未开化、非理性的精神世界?

    盛可以:确实,用弱智少女的视角来讲故事,难度超乎想像,就像我在创作谈里说的,几乎是将自己 逼 上 绝 路 ,我 甚 至 像《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那样,抓着铁栏杆,闻它的铁锈味。这篇小说无疑会抑制了我于小说中所擅长的,尤其是心理描写,还要割舍对比喻、修辞的迷恋等等。早前我读孩童视角叙述的作品时感到会心与愉悦,我了解其实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小孩,在《喜盈门》、《捕鱼者》,我用这个小孩的眼睛描述世界,这种视角必然会要求叙述上有所节制,这正是我需要调和的地方。在《福地》中我连孩子的智识也彻底放弃了,我乐于这样做,这同样给我自己也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哑默的弱智少女象征无能为力的大多数,她命运叵测,对她来说,不会有比活着更糟糕的事情。她是孤独的,靠对母亲的温馨回忆取暖,当相依为命的黑狗失踪,最后一点爱被剥夺,对不幸毫无感知的心灵也因此尝到了痛苦。在另一个层面上,她又是彻头彻尾的纯真善良,相信一切,甚至那些心怀歹意的人。结尾她貌似恢复自由,大门敞开,而她仍然抓着铁栏栅望着外面的世界———自由对她来说有什么意义?这道门对她来说,有和没有都一样———生育集中营是个小牢笼,而外面则是一座大监狱。这似乎也是很多正常人,很多正常女性的困境。这个弱智少女没有原型,她纯粹来自于我的内心,像一株柔软的植物一直默默生长在某个角落,你可以称之为孤独,或者某种无能为力的绝望。里面的众多水果女性也没有什么来历,大抵都是些荒野里生长的杂草,风将草籽吹落我的院子,便开始了她们的生活。

    与丧事极不协调的闹剧,充满荒诞感

    南都:《喜盈门》里非常详尽地描写了姥几的葬仪,这是你家乡的习俗吗?你自己有没有参与类似的葬礼的经历?你当时的内心感触是什么?

    盛可以:《喜盈门》写的是我爷爷的葬礼。我参加了。在小说中我有详细的描写,那种与丧事极不协调的闹剧,充满荒诞感。习俗习俗,越来越俗,尤其是随着金钱观念的渗透,每一桩丧事都发出铜钱的哗哗声,悲伤只是背景,死亡只是舞台,大吃大喝的观众一边享受聚众的愉悦,一边评点着丧事细节。葬礼现场装饰丑陋的充气柱,电脑打印字体,收费昂贵的敲打革命歌曲的乐队,喧哗嬉闹,与过去传统丧事中的庄重与悲怆迥然不同。这是商业利欲时代的病。死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频繁地降临我的家乡,一个青壮年死于癌症,青草都来不及爬满他的坟墓,另一个青年又因癌症倒下了。据说凶手是环境污染。

    阅读就是一切,不需要“体验生活”

    南都:写作这么多年,你从哪里获得文学的滋养?

    盛可以:故乡是我的文学源头,它是永远不会干涸的井水。它决定了我的语言底色和思想情感。虽然我一直在逃离自己,但故乡是我在梦里和现实中愿意不断回去的地方。总觉得自己还在那里,或者总觉得有什么遗忘在那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乡愁。等到终于看到岁月的痕迹,仿佛自己被推到时光的暗廊,只能从阴暗处望向阳光照耀的地方。这或许就是作家独特的存在和观察方式。每次回去我好像只呆在家里,对周围一切显得十分淡漠,但我敏感的触须一直高度警觉。另一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阅读。阅读就是一切,不需要那些所谓的“体验生活”。

    南都:在现阶段,你更倾向于写短篇小说还是长篇?你自己写作的方式、关注的题材包括对文本结构和形式的考虑,是否发生了改变?

    盛可以:写长篇还是短篇,我对此并无固定安排或者偏好,视故事题材的需要而定,有时一个长篇会写成中篇,有时一个短篇会写成长篇,我的想法是任其自由生长。写作之初,侧重语言,将语言摆在第一位,经常琢打词句,注重长短节奏,甚至尾音音调,隔一阵不冒出一句漂亮的修辞比喻就觉得失败———现在不是完全推翻这种语言至上的想法,而是拥有了对语言的自信与把握,会比较注重文本结构。我一个新长篇写了一万多字的开头,发现过于传统规矩,照此写下去,不会有任何突破,顶多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小说。于是废掉开头,重拟大纲,画结构。我是一个从不敷衍的人,写小说也是如此。我首先必须获得自己的欣赏。

    南都:你的小说里大多描写底层的小人物,这是否与你自身经验有关?你在写作的时候,是否会有明确的性别意识?

    盛可以:就像我前面所说,我在故乡的成长生活,决定了我的语言底色以及情感倾注。我们那些人都像野草一样生长,风来齐齐折腰,默默枯荣,无声无息。但归根结底,都是人,同样具有属于人类的情感与精神。我写他们像野草的部分,也写他们所具有的人类属性,我熟悉他们,同情他们,同时也会揶揄、嘲讽他们。小人物是真实的,大人物是塑造的,也许小人物身上才蕴藏着真正伟大的品质。对我来说,我写不同作品时,不是同一个人,不是同一种腔调,不是同一种性别,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株植物,一个动物。写作时基本是忘掉自己的。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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